不是故事的故事-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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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叶明在浦江师范当过短时期的领导，一些骨干教师被他挖到了枫林中学。如物理教研组长何西（无锡人）、语文教研组长龙昌加上原来一些教学骨干：物理教师顾白；化学教师裘星，体育教师拉兹等都是爱好音乐的年轻人。
年长一些的：美术教师和音乐教师能拨弄京胡和三弦，江言能弹吉它。于是在教工中组织了一个融唱歌和舞蹈一体的乐队，经常在集会上表演。亨元擅长竹笛，在伴奏中音量大、音调高，无疑成了第一乐手。
在一次去浦江的比赛演出中，为歌舞《克拉玛依》和《万岁毛主席》伴奏，颇有喧宾夺主的势头。但是真正获得观众欣赏的却是拉兹和裘星的对舞。自我欣赏、自鸣得意。他想把吹笛水平再提高一步，无师自通地学一些高难度技艺，无奈智力平庸，充其量三流水准。
转眼暑假快到，送走了十三人的毕业班。根据惯例，班主任亦可升入高中部任教，且亨元已内定为高一甲班的班主任。岂料，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
八月初，在吸收他入党的支部大会上，叶明待大家举手表决通过他的入党志愿书后，郑重地宣布：浦江县已正式建立四清工作队，凝分赴各乡镇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本校抽调亨元参加工作队，明天就要去报到。他听了后的心情很复杂：
喜的是年方二十五岁已成为一名党员，这在知识分子中是的宠遇。忧的是当高一班主任的愿望落空了。此去工作队至少一年，哪有教书育人那般潇洒自在。
次日，亨元打点简单的行李，背上一只京胡前往浦江汽车站附近的防痨协会报到。那里是全浦江工作队员的培训基地。他被分配在赴白街公社的大组里，并且任命为这个大组共青团的支部负责人。
大组的领导是白街公社团委书记，对亨元很器重，使他并不感到孤单。在讨论中，他发言热烈，并且结识了参加工作队的许多机关干部，有些人是市区大机关派下来的，据说工作队将升格为市委级。
在学习期间，大家听取了国家元首夫人的录音报告。她介绍的某地的四清经验，认为农村社教运动主要解决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并提倡干部要下基层参加劳动或调查研究。
一些文化不高的农村干部在讨论中把元首夫人比作正宫娘娘，亨元觉得很是滑稽，感到农村中的封建意识还很浓厚。学习了一个多月后，近千名工作队员分赴各自所去的农村。
他先到白街团委办公室坐了一回，他的顶头上司要他积极配合大队工作组长做好工作。他要去的地方是七星大队。工作组共五人，组长姓陈，是浦江酿造厂的厂长。另外三名队员都是非党人士。
亨元介于党与非党之间，自以为是党员，而陈组长确实也把他当作自己的第一助手，常常委以重任。
由党的第二号领导人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文件，重点放在解决干部的四不清问题上，故工作组抓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退赔比较严厉。
在七星大队干部会议上，陈组长作了简单动员后，就把向＂四不清干部＂收取退赔款的任务交给了亨元。由于每个干部或多或少都有些问题，因此他不得不挨家逐户去收款。
正是青黄不接之际，他很同情这些村干部及他们的家属，眼看他们在逼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只得把衣服、家具卖掉，觉得自己有点像黄世仁或穆仁智。
一天晚上，在五个工作队员住在一起的小屋子里，大家已躺在铺上，亨元向组长诉说收取退赔款的困难。言语间流露对某些做法的不满。
陈组长听后语气沉重地告戒亨元：＂你的情绪不大对头，上面一再强调要反右倾，同志，当心犯政治错误！＂
亨元不以为然，继续与组长顶嘴，陈组长被激怒得乒乒乓乓拍打起床板来。尽管如此，亨元把退赔款还是收齐了，达千余元，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陈组长要他存到银行里去弄一张活期存折较安全也便于保管。他遵嘱把一大堆钞票放在书包里，步行数里，小心翼翼地去白街镇信用社存款。
在七星大队蹲了两个月就到国庆了，过了假期，全县工作队员又集中浦江进行整训。整训中，陈组长对亨元在收退赔款时表现出的右倾情绪再次提出批评，他不服气，直接找上级领导申诉。
此时党的一号领导亲自起草了二十四条，认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不是四清和四不清，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问题。风向转了，上级领导对他很客气，否认亨元同情被退赔的干部就是右倾表现。
第十九回
路线阶级立场看透世态炎凉鞭策领导下楼角色纷纷亮相
整训之后，重新进行了编组，他编入机关组，也就是说上了一个层次，进驻上层建筑，不必再下农村。这个组的工作队员都是来自机关和学校的领导干部。
这一次县委工作队真的升格为市委工作团。从上海派来了大批干部，浩浩荡荡开进朱山县。领导朱山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那年初秋，亨元坐在打着红旗的大客车里面，与其他数十辆车子一起威风凛凛驶进了东林镇（朱山县城）。
一翻忙乱之后，早有朱山县委组织部派出的接待人员分门别类把这些＂饮差大臣＂安置到各个单位。亨元被介绍到＂教卫组兰竹同志＂处报到。他借来一辆胶轮推车放行李，由东往西走到县人民医院找兰竹。
兰竹是东华文科大学校长，五十余岁的老太太，现在担任工作团教卫口负责人。她见前来报到的是一个年轻后生，即说医院里大多是女同志，你来这儿不太方便还是到县中唐贤同志处工作比较合适。
教卫大口内分设两个组，一个是卫生组，基地设在县医院。兰竹兼任组长；另一个是教学组，基地设在县中，由华东局某处处长唐言任组长；县中工作组办公室在校区最南部，隔一堵围墙就是朱西公路。
亨元来到工作组住处，见会议桌周围坐满了队员。坐在主席座上的那个人约摸三十余岁，长一张娃娃脸：小眼睛、小鼻头，却有一付略嫌瘦长的脸型。亨元问哪位是唐组长？娃娃脸作了应答。
他说：＂你稍坐一回儿，听听大家的汇报可以了解些情况＂。工作队员们男女各半，约二十余名，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青人。他们向唐言汇报深入县中各科室后得到的情报，因为第一天刚来，内容不多，会议很快结束了。
队员们离开办公室后，亨元向唐言递交了介绍信。娃娃脸详细询问了他的年龄、学历、和工作经历，然后作了一句话评论：你很年轻。
他把亨元放在县中行政组，即参加这个学习小组的讨论，当联络员。宿舍在办公室对面、食堂隔壁的一排平房里。他与一群参加运动的东华财经学院的学生住在一起，虽然都是双人铺，但上面不住人，大家都睡下铺。
在行政组讨论中，他发现这些教导干事、总务干事们对校长曾力和秘书谈玲之间的暧昧关系谈得很多。在每天晚饭前一次的汇报会上，工作队员纷纷反映：曾力在探听咱工作队领导的虚实，问唐贤是几级干部。
娃娃脸笑而不语；知行中学校长胡星代他作了回答：＂曾力自以为十四级干部，在朱山县摆大王了，其实伲都是十四级。老唐小八路出身，级别会比他低？＂
县中政治教师肖力与亨元是东大同届校友，因当时是共青团员，比他提前一年毕业，党校短期培训后分到朱山县中。
起初曾力对这位安徽老乡很器重，提拔当团总支负责人、政治教研组长。不料肖力困难时期回老家探亲，返校后不小心漏出了安徽饿死人的消息，为此受组织上的批评。曾力倒不以为然，仍作为培养对象使用，只是入党问题暂时搁下。
现在，肖力见工作队权如钦差，决定投靠之而反对曾力。利用亨元作桥梁，与唐言谈了几次话，居然如愿以偿成了县中工作队的依靠对象之一。
唐言在党的权威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内容叙述工作队进驻后如何一层层揭开学校意识形态盖子的，认为朱山县中过去长期被曾力以封建家长方式统治着。
政治敏感性很强的教导主任马林、付主任西门生以及教职工中的积极分子们，磨拳擦掌，等待工作队召开大会，对曾力进行揭发批判。娃娃脸很能掌握火候，经过无数次背对背搜集材料后，在一个初冬的晚上，批判大会在餐厅举行。
一百多名教职工将座位基本坐满。首先由曾力作自我检查。戴一付中度近视眼镜，满脸书卷气的校长，凭籍曾在延安抗大读过书、又当过群众日报编辑的经历，咬文嚼字地念着检查稿。
稿子尚未念完，台下以一片＂通不过＂的呼喊声把他打断。总务处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索性把他屁股下的椅子夺走，责令他站立着接受群众的揭发批判。
第一个站出来揭发的是位美人。她作为有貌有才的年轻音乐老师，校长想把她介绍给其原来的同行，群众日报某记者联姻。
可是，她已名花有主，与一位解放军少校在谈恋爱，只得婉言拒绝。美人揭发：自此以后，曾力就打击报复，工作上刁难，生活上不给任何方便和照顾。
又一个站出来的是马林，一口南通普通话。他以知情人的身份，振振有词揭露曾力鲜为人知的许多私房话，还如讼师那样的口吻描述曾力当时的心理状态：＂自认为他这个大编辑安排在小小的朱山县是大材小用，所以对党不满。＂
肖力眼看曾力已成为掉在水里的老虎，只有招架之功，没有回手之力，此时不表现自己的斗争性更待何时？
＂噌＂地一下站起来，哭诉校长对他，也就是对贫下中农子弟的迫害。但是尽管他讲得那么激动，教师们却在下面戚戚私议；曾力则以疑惑的目光望着这位昔日的培养对象。
曾力的批判会开过不久，娃娃脸分析了县中形势，认为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不需要这么多工作队员在一个学校了，于是把一部分人分派到县中心小学、教师进修学校、聋哑学校、东林镇小学等单位。
胡星和亨元被分在中心小学，一起去的有新申中学女职员路英以及不知从上海哪个学校来的一位小老太。中心小学离县中不远，就在东林镇唯一的电影院隔壁。进驻前，＂先头部队＂将这个学校的基本情况介绍给四位工作队员听：
支部书记戚青，妇女干部出身，三十余岁，工作积极性不高，群众意见较大；教导主任叶敏，出身不好，老姑娘，性格孤僻，思想陈旧；校长文明，出身地主家庭，本人也可能戴得上帽子，是这次运动的重点对象。
教师宿舍里住着数学教师陈恩、常识教师何希、体育教师卞林，还有一个犯严重哮喘病，经常用一只玻璃橡皮管往口腔打气的教师，他们都是上海籍青年人。衣着比较朴素的陈恩长着一对吊眼皮，目光冷峻，据说出身贫农，家在浦东，是工作队依靠对象。
工作组办公室设在操场东面一间孤零零的小屋里。人称三个女人一台戏，三个女性加上一个亨元，当然是阴盛阳衰了。
路英是个粗眉大眼的青年妇女，其母在上海文史馆工作，估计旧时代是个知名人物，丈夫是出洋轮船大副。家境富裕，一付乐天无忧的样子，讲起话来眉毛都会跳动。
胡星戴一付度数不高的老光眼镜，面孔滚园，连鼻子、耳朵、嘴巴也呈园形，一脸慈祥。中心校的女教师为讨好这位钦差大臣，说她与面庞也略呈园形的亨元，两人站在一起真像母子俩。
＂园园＂听了很高兴，对亨元也格外器重，在县政府旁边的大庙里召开的市委工作团骨干会议，胡星要他一起参加。 中心小学四个工作队员全部在这个学校的食堂搭伙。食堂有两位女炊事员。年长的称嬷嬷，年轻的称阿姨。嬷嬷和阿姨都是农村妇女，她们只能调理简单的伙食。早晚都吃粥，中午供应一只小晕，早晨吃酱菜，晚上吃素。每月伙食费只要缴七元钱。
生活了两个月，亨元已积余了一点钱，脑子里筹划着买一块最便宜的手表，这是他多年来的愿望。可是到朱山百货商店一看，价格最低的上海牌半钢表也要八十元，全部积蓄凑起来仅六十元钱。
只得写信给阿判，在最近两个月中不能按约供给在南京大学读书的围墙的生活费，要求阿判垫一垫。这样，大约在十一月初冬的时候，亨元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手腕上套上了银光闪闪的上海半钢不防震手表。
晚上在参加中心校教师的小组讨论中，他不时看看深藏在棉衣、绒线衣、棉毛衫衣袖内的腕表，还把左手移到右耳上，听着＂嚓嚓嚓＂的表声。
一天夜饭后亨元到县中工作队去汇报情况，没找到唐言，正准备回去，途经女工作队员宿舍，被路英喊住。她与晚霞同住一室。
晚霞也是新申中学教师，长得比较丰满，略为深陷的双眼皮大眼睛，称得上美丽。二十三四岁光景，黑龙江人，却一口上海上只角口音。
她们把他请进宿舍后，亨元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