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76-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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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冲等人的任命及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会场上一片欢呼。接着苏振华讲了话，这是他到上海后发表的第一次公开讲话。他强调，要把上海广大人民同“四人帮”的痴心妄想严格地分开，把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上海民兵同“四人帮”余党搞武装叛乱的阴谋严格分开。同时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妄图发动武装叛乱的阴谋端了出来。苏振华的讲话很好地贯彻了中央的精神，体现了很强的政策性和策略性，受到广大干部的热烈欢迎，对拉开全市范围的揭、批、查“四人帮”的斗争，起了迅速打开局面的作用。
10月27日全市部委办、区县局干部大会引起的震动，我举两件事情做例子。
一件事情是，在这次大会上，张承宗站出来面对面地揭发马天水的罪行。张承宗在“文革”前是上海市副市长，曾经担任过中共上海市地下党负责人，并长期负责统战工作。他在会上揭发说，马天水曾经让工厂突击生产几万副手铐，他质问马天水：你要赶做这几万副手铐干什么？你要铐谁呀？谁让你这么干的？马天水顿时惊慌失措，没办法回答，也不敢回答。
再一件事情是有关我所在的文教组的。我们到文教组后，首先是找政治上信得过的人了解情况。当时有人给我介绍了文教组副组长贺汝仪，说他是个老干部，曾经在中央办公厅工作过，是谭震林从华东带到北京的，后来又回到了上海。10月27日开会的时候，我还见到了他。可是第二天凌晨大概是5点多钟的时候，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凯（后来担任文教组组长、上海市副市长）给我打电话，说贺汝仪跳楼自杀了。我说，我马上赶到他家里去。我到后，看到尸体在楼下，我问公安局的同志，究竟是怎么回事？有什么遗留的东西？他说，贺汝仪身上有张纸条，纸条只有三个字：“丑死了”。后来知道，贺汝仪在1975年底、1976年初邓小平再次被打倒的时候，顶不住了，给“四人帮”余党写过一个材料，告发他的亲家说过对江青不满的话。10月27日开大会，他一看马天水制造手铐的事情都捅出来了，怕自己写信告发他亲家的事情也在会上被揭出来，所以感到“丑死了”，就跳楼自杀了。
10月28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亲自坐阵，接连用了几天时间，以开市委常委会的形式，要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参加，让他们自己交代，互相揭发有关妄图发动武装叛乱的问题。但他们还是躲躲闪闪，极力掩盖秘密策划的真相。中央工作组和新的上海市委意识到，光靠这样的会议不行，必须在会外组织群众揭发批判，再配合内查外调，特别是把那些组织武装叛乱、罪恶深重、民愤极大的人先隔离起来审查。
这样一来，揭露“四人帮”罪行、清查武装叛乱和“四人帮”帮派体系的工作就渐渐突破，很快搞清了真相。
10月30日，中央工作组召开全体人员大会，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到会。苏振华首先讲话，他说党中央对上海非常重视，非常关怀，要把上海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的斗争搞好。组织中央各部委、北京市委、部队各条战线的同志来上海工作，任务很光荣，也很艰巨。第一，坚决按中央政策方针办。第二，依靠群众。第三，各级党委加强一元化领导。我们来的人不能完全业务对口。对广大干部要惩前毖后，一看二帮。要把跟得紧、陷得深、参与阴谋活动的，与受了影响、说了错话、做了错事的区别开来。
陈锦华：改组上海市委（4）
这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喜看上海大好形势》，指出上海的形势大好，令人十分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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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事件
新 文
１９７６年３月５日，新华社播发沈阳部队广大指战员纪念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１３周年的文章，文章中引了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文汇报》在发表这条消息时，把周恩来题词删掉。
１９７６年３月２５日，上海《文汇报》在一篇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报道中公然说，“孔老二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此后数天内，各地向《文汇报》社发出的抗议函电４００多件，抗议电话１０００多次。这些文电指出：“反周总理的人不得人心！”责问“《文汇报》成了谁家的报纸”，严正要求“《文汇报》必须向全国人民交代事件的真相”。对此，张春桥却说：“为什么唯独查《文汇报》？”“不要批评报纸了，报纸以后还要删！”王洪文说：“删掉总理题词算个屁事！”
３月28日，南京大学400余人，抬着周总理的巨幅遗像和大花圈，绕道新街口到梅园新村，掀起了抗议《文汇报》影射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全国第一次有众多群众参加的大规模示威游行。
３月30日，南京大学学生在南京火车站工作人员帮助下，用桐油和油漆在火车车厢内刷了“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上台”、“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等大宗标语。这些标语，随着南来北往的列车传向四面八方，起到了推动全国爆发反对“四人帮”活动的先锋鼓动作用。
宋世雄：漫长而难熬的一年（1）
宋世雄，最佳国际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高级体育评论员。1960年开始从事广播电视体育评论工作。1981年开始连续报道了中国女排荣获“五连冠”的盛况，轰动全国。1995年被美国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协会评为“最佳国际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本文摘自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宋世雄自述》。
精精神神地去接受批判
1976年，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
这个时候，我的人生道路也发生了一次大地震，给我心灵上带来的创伤也不是一天两天就可抚平的。
唐山大地震的第二天，我们台要去河北涿州转播一场基层体育活动。那个年代，体育转播搞起了许多新花样，经常到基层去报道群众性体育活动。那天，专题部通知我去办公室集合待命。随后的几天，也是天天要到办公室集合待命。
由于刚刚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北京市政府为了市民的安全起见，动员人们不要待在家里，而是走出来住在临时搭的简易棚或汽车里。那时的情景非常恐怖，大街广场到处是防震棚，到处是“无家可归”的人，现在回想起来还让人心有余悸。因为北京离唐山是如此之近，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余震。
那时候，我的儿子晓辉不到两岁，女儿也仅8岁，特别是钟瑞正好生病了，所以我那时的情形相当狼狈。
当我接到要去办公室集合待命的通知，就对领导说，我能不能稍微晚一点到，让我把家里安顿一下，命令一来我就走，决不耽搁。因为凭以往的经验，这种集合待命，天知道要等多少时间，而在“待命”时，什么事也做不成。
某个负责人坚决不同意，一点通融都没有。不通融就不通融吧，我这人素来胆小，我去还不成吗？于是我急急忙忙冒着余震的危险，回到楼里为儿子烧牛奶，为妻子煎药，再把牛奶和药端到我们家临时住的防震棚。妻子喝药，我喂儿子喝奶。把事情料理妥当后，我急急忙忙赶到了单位。当然，比负责人通知到达的时间稍晚一点。
这就是事情的全部起因。
按说，虽然我起初表示等命令一下达我再走，但后来我毕竟在命令尚未下达的时候去了办公室，就是说我去集合待命了。不过晚了一点，这算个什么事呢？
嚯，有人来劲头了，找到机会要拿我开刀了。那个负责人逼我写检查，并说，非要认真严肃彻底地处理我的问题不可。他们说到做到，在体育组、在专题部、在台里，甚至在广播事业局（后改称广电部）全体大会上点名批判。
后来我发现我的“罪过”还真不算少，厚厚的一大本材料纸，最后给我定的调子是：
“拒不执行任务，临阵脱逃，对抗组织，拿党一把。”
当时，我的精神的确萎靡了，我感到没希望了。我这人从参加工作开始，一直老老实实做人，规规矩矩上班，勤勤恳恳工作，从未得罪谁，怎么今天突然堕落到如此地步，竟敢拒不执行任务对抗组织临阵脱逃？我能逃到哪儿去？
尤其是，竟有人诬蔑我“拿党一把”。党，在我心目中占有何等神圣的地位；党，一直是我精神上的母亲。我从小就会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也没有我的今天，我怎么会居然要“拿党一把”？
那些天里，我一回到家就不出门，不吃饭，不睡觉，不说话，我双手抱着脑袋，蜷着身子坐在小房间的一个小板凳上，一动不动，也不想事。不是不想想事，而是脑子里一盘散沙，怎么也集中不起来。
后来钟瑞对一个作家朋友说，他当时那副样子特可怜，真像个罪人哪。
一天上午，单位来人通知下午要开我的批判会，命令我准时到场，不得有丝毫延误。这个中午，我更是吃不下一口东西了。
钟瑞见状，她拿了钢锅，提了一个大篮子，去附近的一家食堂买了糖醋肉块、辣椒肉丝等菜，还特地用个杯子灌了一杯啤酒回来。虽说就这样的大路菜，可在那时对我们家而言就是山珍海味了。我们当时吃什么呢？白菜、萝卜、咸菜、馒头。我眼噙泪花，哪里舍得吃？钟瑞非让我吃不可。我说，你吃我就吃。钟瑞的个性比我强，这时也哭了。
她说：“小宋，你一定吃好，这样才有精神接受他们的狂轰滥炸呀。”
说着，又为我找出一件衣服，我记得是蓝卡叽布的，连扣子也扣不上，表明我没穿过几次。
钟瑞幽默地说：“你要吃得饱饱的，穿得新新的，精精神神地去接受批斗。”
是啊，那些个特殊的日子，是我的妻子给了我力量，给了我勇气，要是没有钟瑞，现在我在不在世都难说啊。
时间过去20余年，一代伟人邓小平逝世，我作为人大代表，接到了“邓小平治丧委员会”的请柬，让我去人民大会堂参加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可1976年，我，一个爱党爱人民、申请入党多年而得不到批准的体育评论员，竟然不能参加毛主席的追悼会。
宋世雄：漫长而难熬的一年（2）
这还不算，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之后，我被停止了我所热爱的工作。整整一年。我最害怕的就是这个，我想，不会呀，我犯什么错误了，他们连工作都不叫我干呢？越怕，事越来，我果然被剥夺了转播的权利。
您可以想象，这一年对我而言何等漫长何等难熬。我被迫离开了我心爱的话筒，被迫远离了我的观众听众，远离了我的运动员朋友，远离了我从小就热爱的体育世界。
一个人被迫离开他心爱的事业，这是多么痛苦啊！
为什么听不到宋世雄的声音
回想1976年，我的心头就很难平静下来。我原是那么热爱工作的人，可突然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胸中的苦闷和痛楚真是一言难尽。
我现在还记得这样一件事情。在我不能上转播台工作的时候，有一场重大的赛事活动在京举行，中央台一时找不到体育评论员，就从黑龙江电台借调来一个人。这个人是我过去的朋友，以往进京一般给我来个电话，寒暄一番，但这次没有。奇怪的是他没待两天，就不辞而别地回黑龙江去了。
这件事我当时完全蒙在鼓里，可某个负责人以为我在当中做了什么手脚，派人专门去黑龙江调查，调查的人回来后却没再提那事了，就那么不了了之。我想，要是黑龙江的人和我联系过，又是说不清楚的事，会给我增添一条罪状，还不定怎么整治我哩。
那个朋友是为我的遭遇鸣不平呢，还是其它原故离京的？到现在还是个谜。后来在一次党组会上，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同志为我在1976年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重新作了结论。他说，宋世雄同志没有错误，那次没有转播成并不是因为宋世雄没到，而是上面后来取消了转播，这不能怪宋世雄嘛。退一万步说，即使他真的没来，我们也应考虑到他当时家庭的确有困难，应当理解，并给予照顾，怎么能那样对待一个同志呢？
1981年，我在日本转播完中国女排第一次夺取世界冠军归来，张香山同志特地安排我在全局干部大会上做报告。我很理解香山同志的这个举动。五年前，我在全局干部大会上受到点名批判，现在，却让我来做这个大会报告。我坐在主席台上，宣讲中国女排姑娘们如何为祖国奋勇拚搏，也介绍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