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76-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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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震分析预报室是一个决策部门，大震迫在眉睫，但我们过不了那道关。”耿庆国说，“事实上唐山地震前6个小时就出现了地声、地光，如果给老百姓打个招呼，减轻人员伤亡是可能的。”
听取北京市地震队汇报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也高度关注着华北震情的发展。汪成民说，以他为代表的国家地震局一批年轻同志坚持认为唐山、滦县一带会有大震，但他们的意见始终得不到重视。
7月14日，全国地震群测群防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唐山召开。汪成民要求在大会上做震情发言。当时主持会议的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没同意，让他在晚间座谈时说，但强调不能代表地震局。就这样，汪成民利用17日、18日晚间座谈时间，通报了“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预测。
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听到通报后，火速赶回县里。县领导冉广岐拍板，7月25日，青龙县向县内三级干部800多人作了震情报告，要求必须在26日之前将震情通知到每一个人。当晚，近百名干部十万火急地奔向各自所在的公社。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3。8秒，唐山发生里氏7。8级大地震，超过24万人在地震中遇难。青龙县的县城距唐山市仅115公里，但无一人死亡。
韦君宜：想当青天大老爷，难！（1）
韦君宜
韦君宜，原名魏蓁一，1935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投身“一二·九”运动，并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从事新闻宣传及青年工作，解放初期曾在共青团中央、北京市委担任宣传部长和市文委主任。1954年调中国作家协会，曾任《文艺学习》、《人民文学》杂志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社长。著有长篇回忆录《思痛录》，长篇小说《母与子》、《露沙
的路》，中短篇小说集《老干部别传》，《旧梦难温》、《女人集》，散文集《似水流年》、《故国情》、《海上繁华梦》、《我对年轻人说》等近200万字的作品。本文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思痛录》。
“四人帮”垮台了，十年的黑暗结束了。
严冬过去，寒风不再吹了，最后终于吹来了温暖的风，吹开了夭桃秾李。群众为了这迟到的春天，在天安门前拍手欢歌，中国有救了。
多么好啊！青年说：把十年来的不公平、冤狱，把拿人不当人的思想和行为，一下子清除吧。中年知识分子说：把解放以来，1957年以后，把人不当人的规章都解除掉，让人们真的解放吧。还有人则想得更多更远：我们这个辛苦创建，身上还带着不少旧痕的国家，要彻底变革，行吗……
人们一面欢呼歌舞，一面没有从前那么天真、容易放心了。
“四人帮”垮台之后，我碰见的第一件别扭的事，是诗人郭小川之死。
小川之死这件事本身还查不清楚——他好好地睡在招待所被窝里，怎么会被自己抽剩的香烟头点着了自身而活活烧死？——只说我们这些刚刚得到“解放”消息，还没有“安排”的文艺界朋友，听到了无不惊讶，痛心。应该追悼他呀！可是这时候，既没有作家协会，也没有任何文艺团体（除了那些样板团）出面来召集追悼会，奔走来奔走去都不成。后来听说办成了，凭通知到八宝山入场。我收到这么一张油印的小条，问我们社其他与他熟悉的人，都说不知道。开会头一天，我接到冯牧一个电话，说：“人家通知的范围非常小，只好这样，咱们分别口头通知大家，你也通知一些人吧。”我说好。于是见人便讲，动员了一车。赶到八宝山一看，满满地站着一院子人。不管是作家还是名人，全都站在院子里，我忙挤进里边休息室去看，才知原来只开了一间第六休息室（按八宝山的规矩，一般要开六、七、八三间，给吊客休息，规格再高点的，增开一、二、三三间）。今天如此，吊客只好都站在院子里，在悲哀之上又加了气愤。
我听见站着的吊客们窃窃私议，今天的规格不知怎么样，据说特别高，由中央主持……什么中央人物，当非文艺界所能够得上。等了一会儿，叫我们排队进去，站好之后，奏哀乐，然后上去了主持并致悼词的人。我眯眼看了半天，既看不出是哪位作家，更认不出是哪位首长。是一位30多岁的妇女，手拿悼词，结结巴巴在那里念。
谁呀！
直到会散了，人们往外走了，我这才打听清楚，原来这位主持会的人，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原长辛店铁路工厂的一位女工。想必是造反成就极大，才能占据这样的高位。但是她和郭小川有什么关系？和诗又有什么关系呢？“四人帮”垮台了，她还在做她的官（不过，后来她下台了），她又着实与文艺及政治方面都联不上，所以至今我也说不清这位为逝去的小川做结论的女部长的名字。
如此对待文艺界对一位著名诗人的追悼，这就是1976年“四人帮”刚垮台时对待我们的姿态。这自然已经比开口就骂黑帮强了很多。但是，不能不使人感到，我们依然比别人矮一截。
许多还活着的人被放出来了，但是他们的问题还解决不了，有的去山东，有的去山西。中央专案组还掌握大权，说一声“不解放”就不解放。
我到清华去看望老校长蒋南翔，结果只找到一间单人宿舍。门锁着，隔钥匙孔看见两只满是泥的布鞋扔在地上。后来他算是解放了，却没有工作，住在万寿路招待所。我又去了一趟，这次是事先电话联系好的，我和老同学魏东明同去。进屋一看，一间空屋，四张床，住他一个人，就算优待了。到吃饭时候，他到食堂去打了饭来，又说：“这里还有肉，我们烧了吃吧。”说着便取出一个塑料口袋。我一看，竟是一个生的猪蹄子！问他哪里来，答曰是今早他自己到菜市场排队买的。真亏了从来不会买菜、做饭的老蒋。现在三个人吃饭，只我一个多少知道点烹调，我只能当仁不让。我就问：“你的锅呢？”他指指自己吃饭打菜用的小搪瓷饭盒。“刀呢？”他取出一把削水果的小刀。“炉子呢？”他领我到里面盥洗间，那里有一个小酒精炉。看了他这些炊具和那个大猪蹄，我不由得笑了起来，你就是马上到饭馆请大师傅，也做不出这个菜来。何况是我？但是老蒋盛情可感，我不能不动手。于是我用那水果刀把猪蹄子稍微削下几丝，没有油，就加上打来的菜，放在搪瓷饭盒里炒了一阵，火又太小，哪里炒得熟？我一边炒，他们二位一边蹲在旁边吹火。这顿饭吃得实在狼狈，自然也别有风味。
韦君宜：想当青天大老爷，难！（2）
临走我告诉老蒋：“下回可别这样招待我们了。”下回，他自然也不敢这么办了。这是我们的大学校长在“四人帮”初垮时的状况！当然，这在群众中间得算水平很高的了。书呆子闹笑话，只可算作运动结束后茶余饭后的轶闻，说着玩的。真正运动的尾声可没有这么轻松。
好些初得“解放”而无处安身的人，免不了东跑西走，看看朋友。记得有一回，我刚下
班回家，见老同学李昌和老同事王汉斌都在我们家里，他们都是还没安排工作的。见面自然要打招呼，我说：“刚回来，忙啊！”李昌忽然笑着用手点着我说：“你啊，你现在是当权派，是忙哩。”我说：“那你们是什么？”杨述说：“我是走资派兼叛徒，到现在帽子还没有摘哩。”
的确如此，许多人虽然已是人所共知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头上那顶“帽子”就是摘不下来。为了杨述的摘帽子问题，我找过当时新成立的中央，跑过中组部，求见邓大姐，都没有办法。后来，甚至中组部新上来的同志已经跟我推心置腹到这种程度：“他没有问题我们知道。可是，他和另外一位×××同志，是过去中央画过圈子的，现在的中央专案组就不许我们推翻。这事怎么解决？我们得慢慢想办法。”
过去的“中央”（主要是“四人帮”）圈过圈子的人，就不许动，依然铁案如山，只能慢慢想办法。我还在不停地奔走。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你去求新组织部长胡耀邦同志。”我认识他，但是我没好意思去求。再后来．又有人告诉我：“杨述和那位×××的事大约快了。胡耀邦对别人说了，对于这些事，他比当事人还着急。”果然，对这些被圈过圈子而没有什么结论的人，逐渐松动了。我又听人家说：“快了，中组部正在和他们顶。”我们等到1978年11月，杨述果然算是比较快的“解放”了。
还有比他的“案子”更重得多的人：“三家村”、“四条汉子”、彭、罗、陆、杨……这些经“御笔亲点”过，而人人都知道并没有什么罪的大罪人，也陆续获得解放。原来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央专案组”竟被解散，这真是天大的事！当时轰动九城，大门口排了长队的地方，不是像后来这样的百货公司、食品店，而是中央组织部。各色各样受冤几十载的人写血书上告，城里传说着“胡青天”的故事。我的一个老同事李兴华，早被划成右派，告过多少次状，不曾有过结果。这一回，他得了癌症，把申诉书赶写出来，委托妻子去中组部门口排队。照理该是十分迫切的，但是他却不，居然躺在家里和朋友聊聊文坛近况，自己还想写一点文章。对于交上去的申诉书，他挺放心地说：“会有结果的。”果然，后来在他去世之前，接到了平反的通知，使他得以安然瞑目。中央负责干部能得到党员群众这样的信任，在我的经验中，是除抗日初期投奔革命那时之外，后来再也没见过的。
先是这些受冤的“右派”分子，后来平反到“胡风分子”，然后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然后是无根据的“特嫌”，最后甚至到了死后也不得翻身的“地主阶级孝子贤孙”。这种局面真是自从开国以来甚至开国以前所从来没有过的。随手给人扣帽子，搞运动，早已经成了我们的习惯。
能这样改变吗？一个出身定为“国民”，无资格在祖国之内自称“人民”的人，也能获得“人民”的普通身份吗？人们将信将疑。就在我们出版社里，有好几个从解放以来一直表现极好，要求入党的人，却外调十几年不能批准，只因为家庭出身是地主。几本写得很好的小说，军代表不让出版，只因为作者的爸爸有“历史问题”。好几家我们眼看着长大的孩子上不了重点中学，因为孩子爸爸的“结论”没有做。连小孩们都说：“我念书有什么用？现在爸爸是纲，纲举目张，纲坏了目怎么张嘛！”这些还稀奇吗？到了这时，我头脑才稍稍清醒，才觉悟到，原来我也只是在出书这一点业务上，比军代表们稍微明白一点，其他，我的思想不也是一样无知吗？首先得把人当人，然后才谈得到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例如开口说阶级，怎样废除阶级？没大想过。
这点“新思想”，我们还不习惯。
我开始想到了，我应该去认真看看这些年人们是怎样在生活的。特别是农民。
我曾遇见一件案子：
一个亲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农村造反派揪回农村去，打死了，罪名是地主分子。而此人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已经弃土地从商，进入城市。他的现已50多岁的儿子。已经根本不认识那个农村的“家”了。他不是地主，其实很明白。而我们那时奇怪的法律（或者是不成文法），凡属地主，就没有人权，犯有天生的死罪，而打死他的人无罪。因此，直到“四人帮”垮台后，他家出头来打官司，还不敢堂堂正正提出无故打死人命案，而只敢提出“成分”划错了，还向我打听，是否认识该县老干部彭书记。请帮忙讲一讲。
韦君宜：想当青天大老爷，难！（3）
中央下去了工作组，临走以前，我曾拜访过工作组长，请为清查。结果回来之后，既未查出他确是地主的根据，也没有相反的任何资料，只是一句话：“当地县委说，已经问过当地支部了，支部坚持不能改。”然后就是工作组长同志的一大串苦经：下去就得先声明服从他们的领导，想当青天大老爷，难！
我作为记者下去了一趟，去的就是这个县。正是农村开始改革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办
法虽然有点乱，但是劲头很大的农村改革家，也听他毫无顾忌地讲了县里好几个冤案，包括他本人处理的，明知张冠李戴冤枉了好人，他写了报告，而县里硬不给平反的案子。于是我们谈得非常投机。他说：“来吧！多住一阵吧，多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