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凋天龙游记-第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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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在文中说方仲永五岁就能“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这倒有可能是真实的；但说他“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就能作诗，就太夸张了，恐怕是神话里才能发生的故事，所以王安石只好说“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实，根据常识来判断，方仲永幼时肯定接受过一些诗歌方面的教育；至于他受教育的途径，或是私塾，或是他人的口授，而后者的可能最大，因而不为人所知。王安石在文中没有说，大概是当地人神化了五岁童就能作诗这件事，以讹传讹，以致真相被湮没了。不过，儿童五岁就能作诗，的确不简单！王安石在文中强调了“受之人”——即受教育的重要性，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城市的发展与商业的繁荣既刺激了文学作品的生产，又使文学作品得以迅速传播。如曾巩的《苏明允哀词》称三苏的文章盛传于世，“自京师至于海隅障徼，学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书”。词在宋代达到顶峰就与此相关。城市中的歌楼酒馆是文学传播的重要途径，歌妓往往以演唱新词新曲为荣，甚至不惜代价、千方百计获得新词，这种需求极大地促进了文人词的创作，而她们的传唱又使新的词作不胫而走，在社会上迅速传播。柳永的词在当时就赢得了普遍欢迎。僧惠洪《冷斋夜话》称黄庭坚“诗词一出，人争传之”。由于传统诗歌体裁成为正统思想观念的载体，词的兴盛也就成为宋代民间诗歌教育的重要形式。词这种新的诗歌形式在宋代虽难登“大雅之堂”，却获得了极大繁荣，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就说明了柳永的词受到大众欢迎的程度，即使是宋仁宗也不能幸免。
宋代的文学家颇重视研究、总结诗词创作规律，编著了许多“诗话”、“词话”。他们从个人经验出发，提出了一些独特的见解。这些著作既归纳诗词的一些写作规律，也对作家作品进行分析点评，这就为文人学习作诗填词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如欧阳修《六一诗话》、司马光《续诗话》、刘攽《中山诗话》、王直方《归叟诗话》、魏泰《临汉隐居诗话》、释惠洪《冷斋夜话》、陈师道《后山诗话》、蔡绦《西清诗话》、范温《潜溪诗眼》、吴开《优古堂诗话》、吴可《藏海诗话》、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张戒《岁寒堂诗话》、吕本中《紫微诗话》等。
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是历史上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文艺论著，开创了诗歌理论著作的新体裁，大体上奠定了北宋诗话既有漫笔琐记、逸闻趣事，也有诗歌考证、点评阐发这样的体例。原书只称《诗话》，因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后人名之为《六一诗话》、《六一居士诗话》、《欧公诗话》、《欧阳永叔诗话》、《欧阳文忠公诗话》等。全书共二十八条，各则条目之间的排列并没有逻辑联系，以漫谈随笔形式评论诗歌，记录轶闻趣事和瞬间感想所得。其篇幅虽小，内容颇丰，有对诗歌规律和特性的探求，有对佳句的点评赏析，也有掌故轶事介绍和谬说更正等。书中提出的“诗穷而后工”、“意新语工”等论点，体现出欧阳修追求冲淡雅正、天然平和的文学思想。欧阳修曾为北宋诗坛盟主，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对文学创作有深切体会，因而其诗话多有“点睛”之妙。其中对人物典故的叙述则是珍贵的文学史料；对诗人的品评大多准确中肯，足资后人借鉴。因此，这本书在后世广为流传。
在北宋时期，胡瑗、程颢、程颐等人的教育思想影响深远。胡瑗（993－1059）字翼之，泰州海陵人，祖籍陕西安定，世称安定先生。胡瑗精通儒家经术，先后在苏州、湖州执教二十余年，创立了“苏湖教法”，宋仁宗时诏令在全国推行。“苏湖教法”采用分科教学法，设立“经义”和“治事”两科，改变了隋唐以来重辞赋的学风。“经义”科以探索六经义理为主，着重学习研究经学的基本理论；“治事”科以学习农田、水利、军事、天文、历算等实用知识为主，强调学以致用。“苏湖教法”实行分科教学，导致了学风的转变，对宋明理学的产生起了先导作用，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对后世的教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苏湖教法”的推行，也对宋代诗歌教育突出政治教化功能产生了极大影响。
程颢、程颐是宋代理学的奠基人。程颢（1032－1085）字伯淳，洛阳人，后人称明道先生；程颐（1033－1107）字正叔，程颢之胞弟，后人称伊川先生。二人开创“洛学”，奠定了理学基础。二程不仅是思想家，也是教育家，是语文教育史上卓然而立的巨人。他们潜心于学术，先后在开封、嵩阳、洛阳等地讲学，形成一套教育思想体系。他们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圣人，必须以儒家经典为教材，以儒家伦理为教育的基本内容。其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后人曾在他们的讲学之地设书院以为纪念，如嵩阳书院、伊川书院等。
二程对诗歌教育非常重视，并有独到见解。程颢说：“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诗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入《关雎》之类，正家之始，故用之乡人，用之邦国，日使人闻之。此等诗其言简奥，今人未易晓，别欲作诗，略言教童子洒扫应对师长之节，令朝夕歌之，似当有助。”（《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程颢作诗较多，如《春日偶成》：“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偶成》：“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程颐将诗看作“闲言语”，认为作诗“甚妨事”，但他自己并非不作诗。《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伊川先生语四》载：“或问诗可学否，（程颐）曰：‘既学时，须是用功，方合诗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诗云：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又谓：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当。‘先生尝说：‘王子真会寄药来，某无以答他。某素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为此闲言语。且如今言能诗无如杜甫，如云：穿花蛱蝶深深见，弄水蜻蜓欵欵飞。如此闲言语，道出做甚。某所以不尝作诗。今寄谢王子真诗云：至诚通化药通神，逺寄衰翁济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时还解寿斯民。子眞所学，只是独善，虽至诚洁行，然大抵只是为长生久视之术，正济一身，因有是句。‘”看来，理学家反对的是无助于传道的诗，而他们的诗则往往充满道学气息。
歌谣历来是民众表达心声的主要手段。北宋时期的民间歌谣只有极少的一部分被保存在一些笔记小说里。仅存的这些歌谣中，仍然能够反映社会底层的呼声，表达人民的爱憎。如“军中有一韩（韩琦），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范仲淹），西贼闻之惊破胆”就是群众对抗敌英雄的一曲赞歌。如“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就表达了人民对权奸王黼公然受贿、卖官鬻爵的讽刺。如“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就反映了百姓对奸臣的憎恶。如“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就揭露了北宋末期统治者广开言路的实质。这些民谣表达了人民惩恶扬善的愿望，是民间诗歌教育的主要形式。
第五节南宋时期的诗歌教育
1127年，金军南侵，攻占北宋都城汴京，徽宗、钦宗被俘，北宋灭亡。5月，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改元建炎，重建宋王朝，史称南宋。南宋与西夏和金朝并存。之后，南宋朝廷在金兵的压迫下继续南迁，最后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与北宋相比，南宋偏安一隅，更加懦弱，是中国历史上最软弱的王朝。南宋立国之初，也曾由宗泽、岳飞、韩世忠等众多将领抗金北伐，多次击败金军。但宋高宗任秦桧为相后，削夺抗金将领的兵权，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父子，一味推行求和政策，向金国纳贡称臣，于东南半壁苟且偷安，穷奢极欲。此后，妥协投降成为南宋统治者的一贯政策。南宋理宗之后，奸佞当道，政治腐败，国势日衰。1234年，蒙古大军灭金，其后继续南下攻宋。元军于1276年攻占南宋都城临安，俘五岁的南宋恭帝赵显。南宋残余势力陆秀夫、文天祥等人继续坚持抗元斗争。1279年3月，崖山海战失败后，陆秀夫背负刚满八岁的小皇帝赵昺跳海自尽，南宋彻底灭亡。
南宋全面继承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教育制度。高宗南渡以后，继续沿袭科举取士制度，并于建炎二年（1128年）恢复诗赋和经义两科进士，一直延续至宋末。如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年），中榜330名进士。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中榜989名进士；宝佑四年（1256年），中榜601名进士。在外患内忧不断的情形下，南宋官学仍然维持了较大的发展。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在临安府重建太学，至南宋末，太学生多达一千七百多人。尊孔崇儒依然是南宋文教政策的核心。程朱理学在北宋末南宋初屡经禁止后，至南宋中期影响越来越大，宋理宗极其推崇程朱理学，是理学官学化进程中一位重要的君主。
南宋时期的书院教育尤其发达。北宋中期以后，随着三次大规模的兴学，州县官学日益普及，书院渐趋衰微。南宋时期，由于朝廷的大力提倡和学者讲学活动的广泛开展，书院又开始复兴。鼎盛时期的书院数量有二三百家，遍布南宋统治的大部分地区，而书院内部的设施功能更加完善，教育教学的规章制度更加完备。其中，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丽泽书院、象山书院并称为“南宋四大书院”，四大书院的主持人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都是当时著名学者兼教育家。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知南康军，主持修复了白鹿洞书院，亲自为白鹿洞书院制定学规《白鹿洞书院揭示》（又称《白鹿洞书院教条》），体现了以儒家经典为基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思想，成为南宋以后元明清三代七百年间书院办学的范本。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任职湖南，大规模重建岳麓书院，邀请知名学者来此讲学，一时名声大振，成为当时的文化学术中心；学生人数最多时达千余人，办学规模远远超过北宋时期。
南宋自立国起就始终面临外敌不断入侵的局面。“靖康之难”、金兵南侵、蒙军攻宋给南宋文人士大夫以极大的刺激，其中许多人目睹了惨烈的战争，亲历了艰辛的流亡，亲身体验了百姓的苦难，他们的思想情感都产生了很大变化。平民百姓的流离失所与帝王将相的荒淫享乐，民众要求抗击侵略、收复失地的强烈呼声与南宋朝廷的孱弱怯懦、屈膝投降，无不使他们感到悲愤。因此，慷慨悲歌、苍凉悲壮成为他们笔下的主旋律，许多文人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悲怆激愤的情调。在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成就突出的诗（词）人，如李清照、陆游、辛弃疾、杨万里、范成大、姜夔、吴文英等。其中，陆游和辛弃疾分别代表了南宋诗与词的最高成就，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南宋灭亡之际，涌现出以文天祥为代表的爱国诗人群体，他们的诗篇历来是激励爱国主义精神的教材。
李清照（1084—1155？）号易安居士，济南人。她出生于一个爱好文艺的士大夫家庭，其父李格非是学者兼散文家，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其母出身于官宦人家，也有文学才能。李清照受到良好的文学艺术教育，幼时过目不忘，出语惊人，博览群书，少女时代即以诗词名噪一时，受到名家称赞。她多才多艺，以词著名，兼工诗文书画，并著有《漱玉词》和《词论》，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很高声誉。李清照主张“词别是一家”，注重词体协音律、重铺叙、有情致的特点。她的词以南渡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南渡之前，她生活幸福，婚姻美满，因而前期的词主要描写伤春怨别和闺阁生活，流露出她对爱情生活的向往和对大自然的喜爱，表现了女词人多情善感的个性。如《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一剪梅》（花自飘零水自流）等。南渡之后，因国破家亡、颠沛流离，她后期的词表达了她对故国往事的深情眷恋，充满了浓重感伤情调。如《声声慢》（寻寻觅觅）、《永遇乐》（落日熔金）、武陵春（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