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凋天龙游记-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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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儒学普遍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隋唐时期建立并完善了科举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持续了1300余年，对古代文化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形成了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对学校教育影响巨大，尤其对诗歌教育和诗歌创作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五代承接唐代遗风，虽战乱不休，但学校教育和诗歌教育依然比较繁荣。两宋时期的文化教育更加兴旺，文人受到的优待在历史上空前绝后，学校教育和诗歌教育更加普及。唐代和宋代的诗人群体非常庞大，诗歌创作成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唐诗宋词，双峰并立，成为后世不可逾越的高峰。这个时期，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孟浩然、王昌龄、高适、岑参、刘禹锡、李贺、韩愈、柳宗元、杜牧、李商隐、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李清照、辛弃疾、陆游、杨万里等大诗人，成为后世学习的榜样。因此，这一时期不仅是诗歌极度繁荣的黄金时代，也完全可以称之为诗歌教育的黄金时代。
受隋唐两宋影响，辽、夏、金三个少数民族政权也十分推崇儒学，汉化程度很高。其诗歌教育也十分普遍，出现了较多的诗人。特别是辽国和金国，还分别涌现了较大规模的诗人群体，其中出现了几位成就不凡的女诗人，其诗歌教育成效十分显著。
第一节隋代的诗歌教育
581年，北周勋臣杨坚夺取政权，建立隋朝。589年，隋军渡江南下，一举灭陈，结束了长达360余年的分裂状态，再次统一全国。隋文帝提倡节俭，励精图治，实行各种巩固统一的措施，二十余年间，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呈现空前繁荣景象。隋炀帝为满足荒淫享乐的欲望和开拓边疆的雄心，在全国统一的基础尚未牢固的情况下滥用民力，暴虐无道，激起各地农民大起义，隋王朝迅速瓦解。隋朝在历史上仅是昙花一现，618年，隋朝灭亡。
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官员大多从世家豪门子弟中选拔，许多才华优秀但出身低微的读书人很难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高级官员，形成了士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这种状况严重扼制了优秀人才的成长和任用。为了改变这种弊端，587年，隋文帝下令实行新的用人制度，设立秀才、明经两科，采用分科考试的办法选拔官员。房玄龄、孔颖达就是通过科举走向仕途的。隋文帝企图把选用官吏的权力完全收归朝廷，废除士族制度，结果引起士族的强烈不满。隋炀帝正式设置进士科，按考试成绩选拔优秀人才。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由此开始。科举制度的实行，为有才学的读书人进入各级政府机构任职提供了便捷的通道，“学而优则仕”得以真正实现，因此，极大刺激了文化教育和文学艺术的发展。
隋王朝对教育是极其重视的。隋文帝设立了国子寺，作为全国最高学府，内设祭酒一人，总管中央官学的教育。隋代的中央官学实行分科教学，《毛诗》是五个专业之一。隋炀帝时期，中央和地方的官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607年，改国子寺为国子监。
隋朝由于立国短暂，在文学方面建树不多。由北周入隋的三位诗人——杨素、卢思道、薛道衡，都有一些颇有特色的诗作，贯穿了一种深沉悲凉的情思。杨素是隋朝重臣，文武兼备，位高权重，不可一世。他的诗今存多为五言，如《出塞二首》和《赠薛播州诗》十四章，都寄寓了一种人生的感慨，风格雄健苍凉。卢思道、薛道衡的诗则体现了南北诗风融合的倾向。如卢思道的《采莲曲》宫体气息甚浓，而他的《从军行》以七言歌行体写边塞风光，展示了恢宏辽阔的境界，更为人称颂，堪称初唐七言歌行的先河。薛道衡的诗多以富丽精巧见长，如他的名篇《昔昔盐》写传统的闺怨题材，以抒情委婉细致著称，“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二句以女子独居的凄凉冷落衬托其哀苦的心情，一向为人称道；而他的咏怀诗《渡北河》则慷慨有力，风格大变；他的小诗《人日思归》词浅情深，传诵千古。孙万寿有《远戍江南寄京邑好友》一诗，长达四十二韵，不事浮华，而情意真切，盛传一时。
隋炀帝杨广颇好文学，他为晋王时，便喜爱招引文人学士。即位之后，在他周围聚集着一群宫廷文人，文风绮丽，多为文造情、无病呻吟之作。杨广的某些诗篇还有可观之处，如他的一首小诗：“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销魂。”意象安排巧妙，画面富有情味。但杨广又非常自负，疾贤妒能，当时文坛领袖薛道衡就死于其手。唐刘餗《隋唐嘉话》卷上记载有两则故事，很能说明这一点：
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炀帝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独不下帝，帝每衔之。胄竟坐此见害，而诵其警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耶？”
由此可以看出，最高统治者对文学的倡导有助于诗歌的兴盛，但他在文学上的自负自大和妒忌杀人，又给诗歌的发展带来重大的伤害。
由于上层统治者的喜好和提倡，当时社会普遍爱好诗歌，一些诗人的名作曾传诵一时。如薛道衡诗名极著，《隋书》本传记载：“江东雅好篇什，陈主犹爱雕虫，道衡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焉”。唐刘餗《隋唐嘉话》卷上记述了薛道衡出使江南作《人日思归》的故事：
薛道衡聘陈，为人日诗云：“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谁谓此虏解作诗！”及云：“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无虚士。”
不仅如此，当时还流传着因擅长作诗而免罪的故事。唐刘餗《隋唐嘉话》卷上就记述了这样一则与杨素有关的故事：“李德林为内史令，与杨素共执隋政。素功臣豪侈，后房妇女，锦衣玉食千人。德林子百药夜入其室，则其宠妾所召也。素俱执于庭，将斩之。百药年未二十，仪神俊秀，素意惜之，曰：“闻汝善为文，可作诗自叙。称吾意，当免汝死。”后解缚，授以纸笔，立就。素览之欣然，以妾与之，并资从数十万。”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隋朝的诗歌教育还是比较发达的。传统的《诗经》教育不仅在官学正在得到极大的恢复，在私学里也受到学者的重视。吟诵仍是诗歌教育的主要方法。这时出现了用楚声读《楚辞》的现象。《隋书…经籍志》谈到《楚辞》时说：“隋时有释道骞，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并载释道骞《楚辞音》一卷。这就是说，当时诵读《楚辞》这种韵文，有特殊的地方腔调，而且递相传授。以擅长这种读法著名的释道骞，还写成专著《楚辞音》。
隋末学者王通，学问渊博，号“文中子”，终身不仕，致力于聚徒讲学，闻名天下。他力主汉儒的诗教说，认为诗当“上明三纲，下达五常”，“征存亡，辨得失”（《中说…天地篇》），对南北朝以来的著名诗人如谢灵运、鲍照、庾信、徐陵等几乎全部一笔抹煞。他的主张对儒家诗教传统的恢复产生了较大影响。
第二节唐代的诗歌教育
618年，李渊建立唐朝，定都长安。唐朝先后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疆域广大，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成为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座高峰。无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还是科技、文化、商业、建筑，唐朝均处于世界前列。唐都长安成为当时国际文化交流的中心，洛阳、扬州、成都都是闻名的商业都市。由于国内南北文化的汇合和国际文化的交流，再加上统治者的重视，唐代书法、绘画、音乐、舞蹈全面繁荣，雕版印刷技术逐渐成熟，文化艺术出现了灿烂辉煌的局面。安史之乱后，唐王朝逐渐走向衰落。宦官专权、军阀割据和黄巢大起义导致唐朝衰亡。907年，朱温建立后梁，唐亡。
政治上的高度统一，经济上的迅速发展，国力的极度强盛，各种文化的交融汇合，统治阶层的多元化，思想控制的相对宽松，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再加上最高统治者的提倡，有力地促进了唐代文学的繁荣发展，而诗歌作为唐代文学的主流更是大放异彩。唐代政治气氛宽松大度，在李家统治的二百九十年内，文人中没有发生因文字触犯忌讳而被判罪的现象，即便是讽刺了皇帝也没有被杀头的。李白被流放夜郎也只是受到永王李璘的牵连，不久就遇赦放还。作为一个强大的统一王朝，唐代始终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单一的思想统治，而是儒、释、道并兴。而道教和佛教在统治集团和整个社会中也受到极大的重视。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偏爱，道教或佛教有时候甚至被排列于儒学之上。儒、释、道三种思想并存，对诗歌创作影响极大，这三种思想往往错综复杂地交织在诗人的思想意识上和他的诗歌创作上。唐玄宗既有歌颂孔子的《经邹鲁祭孔子而叹之》，也有赞扬老子的《过老子庙》，又有咏佛家的《为赵法师别造精院过院赋诗》等诗篇。王维早年怀有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有扫除边患、为国建功的儒家思想，如“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而晚年却是“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的佛家思想。晚唐著名诗僧贯休的诗篇中也强烈地表现出忧民忧国和希望“致君活国济生人”（《杜侯行》）的儒家思想，是外僧内儒的典型。唐代诗人在思想上的兼容并收，使诗歌内容更为丰富多彩。
唐代是一个极其重视文化教育的封建王朝。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等历代皇帝都有极高的文化艺术修养。唐朝历代皇帝大都喜好诗歌并重视以诗取士，对唐诗的繁荣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高祖李渊有较高文化修养，《全唐诗外编》卷一录其《为秦王制诗》一首。唐太宗经常与群臣饮宴赋诗，如《宴中山》、《于太原召侍臣赐宴守岁》等，还给群臣赐诗饯诗，如《赐魏征》、《赋秋月悬清光赐房玄龄》、《赐房玄龄》、《饯中书侍郎来济》。据《文苑英华》、《全唐诗》所载，唐太宗与群臣的唱和诗至少在百篇以上。唐高宗好作诗，提倡群臣赋诗。他的一首诗《谒大慈恩寺》，奉和应制的诗共36首。仪凤三年（678）七月丁巳，高宗宴近臣诸亲于九成宫之咸亨殿上，赋七言《咸亨殿宴近臣诸亲柏梁体》诗，“皇太子、霍王、相王、侍臣并和”。（《全唐诗》卷二）武则天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所作诗文很多。《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她有《垂拱集》一百卷，《金轮集》十卷，可惜现在仅存诗46篇，收录在《全唐诗》中。武后有《九日游石淙》诗七律一首，命群臣和作，其石刻至今犹存。她的原唱中有“万仞高岩藏日色，千寻幽涧浴云衣”，可谓一时佳句。她曾自制商调曲《如意娘》，最能表现其浪漫性格。唐玄宗李隆基非常爱好诗歌，每与群臣饮宴必赋诗，而群臣则奉和应制。史青因五步诗《应诏赋得除夜》而得到唐玄宗的赏识，并授为“左监门卫将军”。唐玄宗还常常让喜延后进的贤相张说查访颖悟超群、富有诗才的儿童，如奇童李泌、神童刘晏等，经张说的推荐，都受到唐玄宗的重用。唐德宗李适擅长诗歌，提倡君臣唱和；非常重视以诗取士，对科举极为关切。据《唐诗纪事》载：“帝善为文，尤长于篇什。每与学士言诗于浴堂殿，夜分不寐。贞元中，昭义节度李抱真荐贝州宋庭芬之女若昭，召入禁中试文，帝咨美。帝每与侍臣赓和，若昭姊若华等五人皆预，呼学士。”“帝晚年工诗句，臣下莫及。”（卷二）唐文宗李昂好作五言诗，诗调清俊。他曾想置“诗博士”，因大臣阻谏而止。唐宣宗李忱每曲宴与学士倡和，大臣公卿出镇，常赋诗饯行。他的《瀑布联句》“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显示出豪迈的气魄。他的《吊白居易》一诗对白居易的诗歌作了高度评价，表明他对诗人的重视。最高统治者的提倡是唐诗繁荣的重要原因。
除了得益于最高统治者的提倡重视外，唐诗的繁荣与教育的普及繁荣密切相关。唐太宗极为重视文教事业，先后令颜师古校定《五经定本》、孔颖达编纂《五经正义》，作为教材颁行天下。《诗经》被定为科举取士的“九经”之一。唐文宗下令将《诗经》等十二部经书刻成石经，于开成二年（837年）竣工，总计650252个字，立于长安国子学内，供学生抄录诵读，被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