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凋天龙游记-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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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这首诗音节和谐舒缓，描摹细致生动，感情缠绵动人，语言清新流丽，极力表现思妇怀念丈夫的情态，既不脱离民歌风格，又有新的创造。与东汉张衡的《四愁诗》相比，《燕歌行》则显得更加成熟和优美，因而是七言诗发展史上一个新的标志。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丕弟。曾封为陈王，死后谥“思”，故后世称陈思王。在建安时期的文学家中，他的作品留存最多、成就最高、对后来文学影响最大。曹植自幼聪明，才华出众，曾受到曹操的偏爱。由于放纵不羁，缺乏政治家的成熟老练，他与曹丕的储位之争最终失败。曹丕称帝后，曹植受到严厉迫害，动辄得咎，空怀壮志，郁郁而终。曹植现存的辞赋有三十多篇，《洛神赋》是他的代表作。
曹植前期诗歌更多地抒写了个人的志趣与抱负。如《白马篇》表达了作者对壮丽人生的追求，《鰕鲌篇》则直抒胸中的豪迈气概。这些诗大多雍容华贵，情调开朗，富于进取精神，同时洋溢着自信自负的少年意气。曹植后期作品的内容与风格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于在曹丕父子的猜忌迫害下忍辱求生，心情极为悲愤苦闷，其诗歌集中抒写人生的失望和对政治迫害的不满，情调深沉悲凉。如模仿汉乐府民歌《陌上桑》的《美女篇》表达了怀才不遇、有志难伸的痛苦；《吁嗟篇》以蓬草为风所吹、四处飘荡的形象，抒写自己屡被迁徙不能与亲人相聚的命运；最有代表性的《赠白马王彪》感情丰富复杂，用激切的语言表现内心的愤慨。
曹植现存诗作中，乐府诗约占近半数，但这些诗基本上都不能配乐演唱。这是乐府歌辞文人化的明显标志，对后世这类诗歌的创作影响深远。他也有许多沿用民歌题材、模仿民歌风格的诗，但他并非单纯模仿，而是加以适当改造，在游子思妇的形象中注入纯属于个人的思想感情，内涵更为曲折丰富。曹植的诗歌结构大多精致，自然景物描写较多，开始注重对仗和炼字，追求华美语言和细致描绘，对后来文人诗歌影响很大。
曹丕在《典论…论文》把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瑒、刘桢并称为“七子”，他们都是建安时代比较重要的文学家，。其中王粲、阮瑀是文学家蔡邕的弟子。王粲出身世家，受到良好的文学教育，诗、赋均有成就。他少有才名，17岁时就写出了名篇《七哀诗》；又以擅长辞赋著称，《登楼赋》是其名篇，前人常以他与曹植并称，刘勰《文心雕龙》誉之为“七子之冠冕”。阮瑀、刘桢也以五言诗知名当时。
著名女诗人蔡文姬，名琰，是东汉大文学家蔡邕之女。她从小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在文学、音乐等各方面均有深厚修养。由于家学渊源，她幼年早慧，博学能文，妙于音律，又善诗赋。蔡文姬传世的作品有三篇：五言和骚体《悲愤诗》各一篇，骚体《胡笳十八拍》一篇。她的五言《悲愤诗》记述了她从遭掳入胡直到被赎回国的经历，犹如一幅血泪绘成的历史画卷，被称为我国诗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体长篇叙事诗。“真情穷切，自然成文”，激昂酸楚，在建安诗歌中别成一体。
曹丕的皇后甄氏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失宠后写了一首《塘上行》，表达了一个女子对丈夫一往情深的泣诉，哀婉泣绝，极为感人，是女子思夫诗中的名篇。
建安时期，诗人普遍使用五言诗形式并加以发展，使五言诗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最基本的形式。建安时期的文人诗歌在乐府民歌的影响下，开始向文人诗歌的精致华美转变。乐府民歌的语言风格对文人诗产生了明显的影响，采用乐府诗题、沿袭乐府民歌中常见题材的作品，在当时文人的诗歌中占了很大比例。曹丕、曹植、王粲等人的诗歌追求修辞华美，普遍运用藻饰、骈偶、声律、用典等表现手段，增强了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的艺术性，使文学语言更富于表现力，以后愈来愈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普遍风气。
曹魏后期的诗人以阮籍和嵇康最为著名。阮籍是阮瑀之子，他的诗歌深受其父影响，作品主要是《咏怀诗》，其中五言诗八十二首，四言诗十三首。其《咏怀诗》尤为著名，在中国诗歌史上有崇高的地位。这些诗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态度，尤其是对于人生意义的反复思考，多用象征寓意，语言含蕴隐约。阮籍完全摆脱了对民歌的模仿，把个人的哲理思考融于艺术形象之中，使诗歌呈现出更加广阔的视野，包容了十分深沉的内涵。这种以组诗方式抒发情感的形式受到后来诗人的重视，如陶潜的《饮酒》、陈子昂的《感遇》、李白的《古风》，都受到阮籍《咏怀诗》的影响。嵇康的四言诗《幽愤诗》、《赠秀才从军》具有个人特色，显示了四言诗的潜流。
西晋从立国到覆灭，总共只有大约五十年。经过曹魏末期的政治高压政策打击，文学之士纷纷向统治集团靠拢，个体意识与文学风骨明显地减弱，自建安以来文学追求华丽的倾向和对仗现象高度发展起来。但是，表现人生的伤感仍然是文学的中心主题。无论作家还是作品的数量都远远超过前代，诗歌创作在士人中进一步普及。在士族中，重视诗文创作成为普遍的风气，社会上层文士几乎没有不写诗的。诗歌中的情感日益淡薄，语言艺术日益提高，诗句对偶现象日益增多。当时作家中主要是“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其中陆机、潘岳并称“潘陆”，代表了西晋文学的主流。
最能够代表西晋一代文学风气的是陆机。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祖陆逊、父陆抗均为东吴名将，地位显赫。东吴被灭后，陆机与弟陆云以文才被召入洛阳，受到北方士大夫的器重。陆机才冠当世，诗、文、辞赋都有成就。《晋书》本传曰“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伏膺儒术。”他的《文赋》形式上别具一格，是文学批评史上的名作。陆机以“诗缘情而绮靡”为准则，语言上过分注重修辞，精心雕琢，文辞繁缛，华美典雅，多用排偶，对南朝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潘岳（247—300）字安仁，荥阳中牟（今河南中牟）人。他少有才名，人品颇遭到非议。
其诗文均以善叙悲哀之情著称，诗歌代表作是追悼亡妻的《悼亡诗》三首，感情真切动人，对后世悼亡文学有很大影响。
左思（约250—约305）字太冲，临淄（今属山东）人，出身于寒素家庭，其妹左芬以文才被召入武帝内宫。他的《三都赋》有“洛阳纸贵”之誉。他的《咏史诗》借古讽今，以刚健质朴的语言表现了对士族门阀制度的强烈不满，是班固以来咏史诗的创变。如第二首：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左思的《咏史诗》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传统，语言简劲，不重辞采，虽多用对偶，但出语自然而不求工巧，直接抒写胸中不平之气，形成雄迈的艺术风格，在西晋作家中别具一格，《诗品》有“左思风力”之誉。
东晋时期，玄学清谈十分盛行，对文学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东晋玄言诗多以抽象语言谈论哲理，使文学成了玄学的附属。东晋时期最杰出的诗人是陶渊明。
陶渊明（365—427）又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出身于世代官宦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初名将。由于年幼时家境败落，他29岁时开始出仕后仕途不畅，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41岁时彻底弃官归隐。《晋书…隐逸传…陶潜传》曰：“潜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羁，任真自得，为乡邻之所贵。”陶渊明在诗歌、散文、辞赋诸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诗歌。他的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以冲淡平和为主要特征的田园诗，这些诗不仅是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更重要的是其中寄托了他的人生理想。如《归园田居》之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之三意境最美：“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陶诗中最著名的是《饮酒》之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陶渊明的田园诗，语言精炼，朴素明净，简洁淡雅，自然真淳，呈现出平和宁静、清明淡远的意境。陶渊明在诗歌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是他开创了田园诗，开拓了诗歌新的题材领域和新的艺术境界，对后世中国古代诗歌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诗歌在宋代尤其受到文人的喜爱和推崇。鲁迅先生指出，陶诗不但有“静穆”“悠然”的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如《咏荆轲》和《读山海经》具有慷慨悲壮的风格，也为后人称颂。他的《劝农》和《时运》用四言诗来歌咏田园生活，是《诗经》“国风”的继承和创新。
魏晋时期诗歌的繁荣，得益于思想解放与文化教育的普及。魏晋时期的政权性质与两汉政权并无二致，不仅基本政治制度与两汉一脉相承，教育制度也相似，而且同样强调以儒学为先。董卓之乱中太学被毁，曹魏立国后承汉制在废墟上重建太学。《三国志…文帝纪》载：魏文帝五年“夏四月，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太学生在魏明帝时增至千余。魏齐王曹芳正始二年，在洛阳刻制《正始石经》，立于魏都洛阳南郊太学讲堂。这部石经仅刻《尚书》、《春秋》和《左传》，每一个字都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刻成，所以又称《三体石经》或《三字石经》。这部石经对于研究儒家典籍的流传具有很高价值。
西晋时教育体制的重大变化，为五品以上官僚子弟专设国子学，形成了贵族与下层士人分途教育，国子学、太学并立的双轨制。西晋建立后，晋武帝“廓开太学，广延群生，天下磷萃，远方幕训，东越于海，西及流沙，并时集至，万有余人”。晋武帝曾三临太学并行大射礼，王公卿士、博士助教、弟子门人咸在列位；又设宴班飨，对学生的“勤学务礼，遵修旧典”大加赞赏，“人知所劝，宇承风，莫不景慕”，并与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十月二十日立碑颂德，即《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简称《三临辟雍碑》）。《三临辟雍碑》记述了晋武帝司马炎和皇太子司马衷亲临太学视察的经过，虽不无夸大，却也反映了西晋王朝对教育的重视，因而，太学在短期内再次进入繁盛时期。《晋书》卷二四《职官志》载：“晋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及咸宁四年，武帝初立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西晋还设立国子学，以国子祭酒主管国子学，是中国中央管理学务机构之滥觞。西晋灭亡，太学复被毁。
东晋立国之初，重新恢复太学。《晋书…元帝纪》载：东晋元帝司马睿建武元年十一月于建业“立太学”。《晋书…成帝纪》载：东晋成帝司马衍“（咸康）三年春正月辛卯，立太学。”东晋学校教育开始呈现衰微态势。
虽然长期割据战争和政治斗争导致上层统治者难以顾及教育，造成官学处于时兴时废、时有时无的状态，而政治纷争和社会动乱也使得士人生活朝不保夕，不愿积极出仕，但是这一时期的教育仍然取得很大成就。“九品中正制”的实行，使士族子弟享有接受教育的特权和优先仕宦的特权，因而，社会上层人士普遍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诗歌创作和诗人群体也就主要产生于宫廷和士族内部。由于上层统治者的提倡和对文士的尊崇，虽然寒门庶族子弟纵使品学兼优才智过人也很难出人头地，但是，他们通向仕途、接近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仍然是读书做官。左思就是一例。由于官学时兴时废时断时续，难以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导致私学进一步发达，培养了许多文人才子。无论官学还是私学，在教学内容上仍以经学为主。但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