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凋天龙游记-第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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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秦始皇东巡的第一篇刻石文，首述秦王嬴政继承王位，继言以始皇为号，最后歌颂他统一天下的功绩，表达出群臣在抚今追昔中对他产生的敬仰。
《泰山刻石》三句一韵，曰：“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夡，本原事业，祗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
《琅邪台刻石》两句一韵，曰：“维二十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于海。皇帝之功，劝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忧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错必当，莫不如画。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踰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驩欣奉教，尽知法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夡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之罘刻石》三句一韵，曰：“维二十九年，时在中春，阳和方起。皇帝东游，巡登之罘，临照于海。从臣嘉观，原念休烈，追诵本始。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箸纲纪。外教诸侯，光施文惠，明以义理。六国回辟，贪戾无厌，虐杀不已。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义诛信行，威燀旁达，莫不宾服。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大矣哉！宇县之中，承顺圣意。群臣诵功，请刻于石，表垂于常式。
《东观刻石》三句一韵，曰：维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览省远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临朝阳。观望广丽，从臣咸念，原道至明。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暴强。武威旁畅，振动四极，禽灭六王。阐并天下，甾害绝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经理宇内，视听不怠。作立大义，昭设备器，咸有章旗。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无嫌疑。黔首改化，远迩同度，临古绝尤。常职既定，后嗣循业，长承圣治。髃臣嘉德，祗诵圣烈，请刻之罘。”
《碣石刻石》三句为韵，曰：“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咸服。惠论功劳，赏及牛马，恩肥土域。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髃臣诵烈，请刻此石，垂着仪矩。”
《会稽刻石》三句为韵，曰：“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三十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斋庄。髃臣诵功，本原事夡，追首高明。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六王专倍，贪戾毝猛，率觽自强。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阴通闲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义威诛之，殄熄暴悖，乱贼灭亡。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髃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絜，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从臣诵烈，请刻此石，光垂休铭。”
从总体上看，秦刻石文以浑朴为体，气魄雄伟，文字典雅，庄重凝炼，然各篇铭文又各具特色。《泰山刻石》其词庄严肃穆，其体精深硕大；《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或颖锐，或收敛，变化多端，短小精悍。《琅邪台刻石》则铺张扬厉，囊括并吞之气，震荡于文字间。《会稽刻石》篇幅较长，全文清峻为体，前后对比鲜明，内容系赞颂秦德、指斥六国、明定法规、端正风俗，其中考验事实、称颂秦政所言尤详。刻石文的体制上承《雅》、《颂》及秦统一前的《石鼓文》，但又有所变化和创造，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颂赞体作品雍容华贵的风格。秦代碑刻文学堪称一代碑铭典范，直接影响了汉魏碑铭的发展。
从形式上看，这些碑刻文字都采用了四言诗的形式，或两句一韵，或三句一韵，句式整齐一致，文字典雅凝炼，内容则都是为秦王朝歌功颂德，劝告百姓遵守法令，安享太平，充满了统治者居高临下、教化百姓的意味。这应当看作是诗歌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鸊弦之。”由此看来，秦始皇也并非不知道诗歌的教育传播作用，只是对学校诗歌教育重视不够而已。
第二节西汉时期的诗歌教育
秦王朝的暴政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公元前207年，刘邦率军攻入咸阳，秦朝灭亡。经过4年的楚汉战争，刘邦战胜了项羽，建立汉朝，定都长安，史称西汉。
西汉初年，统治者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提倡节俭，奖励农桑，减轻百姓负担，发展农业生产，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太平景象。以强大的经济力量为后盾，汉武帝大力向外开拓疆土，控制西南，北击匈奴，沟通西域，不但扩大了国家的统治疆域，解除了长期以来北方游牧民族侵扰的威胁，而且大量引进外来文化，形成历史上第一次中外文化交流的热潮。西汉王朝以前所未有的恢宏气度出现在世界舞台。
西汉王朝初期，多方面继承了秦朝的制度，但在刑法和文化控制方面，则采取比较简约宽松的政策，大规模收集文化典籍，并允许各家学说流行。诸王门下集聚许多宾客，常常批评皇帝，指责中央，对于维护中央集权十分不利。诸子百家的各派人物还十分活跃，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曾一度非常兴盛，但这显然不是最适合中央集权制度的学说。因此，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作为官方认可的统治思想，并专立“五经博士”，负责传授儒家经典，并在政治制度上把士人读经和仕宦密切结合，从而有效地遏止了百家争鸣、众说纷纭的现象。至此以后，儒家典籍被抬到“经”的地位，使儒家经学以外的百家之学失去了官学中的合法地位。而历代统治者运用经学治世，学校育才、朝廷取士都以经学为重要标准和基本内容，经学与古代教育从此紧密结合在一起。汉代儒学已经截然不同于先秦儒学。从根本意义上说，孔孟之道只是带有相当理想色彩和批评成分的学说。而董仲舒建立的新儒学则完全是一套官方统治思想，是一种以维护专制皇权为目的，融政治、宗教、伦理、刑法为一体的统治理论。
西汉王朝的文化建设取得很大成就。先秦的各种典籍基本上都是经过汉代官方的整理而保存下来。《史记》这样宏伟的著作，也只有在汉武帝那样壮丽的时代才能产生。西汉前期的文学，一方面继承了先秦文学的旧传统，一方面又开创着汉代文学的新局面。由于西汉开国君臣多为楚人，所以楚辞和楚歌兴盛一时。楚辞孕育了汉赋，楚歌孕育了五言诗的雏形。汉武帝的即位，标志着西汉王朝极盛时代的到来，也标志着西汉文学高峰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汉代是文学的价值开始受到初步重视的时代。汉武帝特别喜好辞赋，就将枚皋、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人征召入宫。文人因文学才能被赏识而重用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因此，汉代出现了以文学为事业的文人群体。由于武帝的提倡，辞赋成为通行的文学样式，出现了司马相如这样杰出的作家和《子虚赋》、《上林赋》这样典型的汉代大赋。
西汉在楚辞的基础上吸收先秦其它文学成分，形成了新型的文学体裁——赋。此后直到清末，尽管形式上发生过许多变化，如大赋、小赋、骈赋、律赋等，但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始终存在，其语言整饬华丽、注重铺陈的特点也贯穿始终。西汉后期，在辞赋创作中引用典故及古书中成语的风气开始盛行。如扬雄《逐贫赋》中，直接引用了“终贫且窭”、“翰飞戾天”、“陟彼高冈”、“泛彼柏舟”等《诗经》里的成句；崔篆的《慰志赋》在《诗经》等古代典籍中提取词语熔铸在自己的文句中。这种用典现象，以后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极重要和极普遍的特色。在辞赋的推动下，汉代还出现了各种四言韵文样式，如颂、赞、箴、铭、诔、碑铭、连珠、吊文、哀辞等，在后来大都属于流行的文体，产生了大量作品。
诗歌在西汉有了新的发展。新兴的乐府诗开始显示出生命力，五言诗正在登上文学舞台，七言诗也开始萌芽。汉代乐府诗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诗歌继《诗经》、楚辞之后取得新的发展。汉武帝大规模扩充乐府机构，重视采纳来自民间和异域的“新声变曲”，有力地促进了音乐和文学的繁荣。“乐府”收集整理的民歌就叫乐府民歌，多同民间的音乐舞蹈相结合。《汉书…艺文志》列出西汉所采集的一百三十八首民歌所属地域，其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汉代主要的歌曲形式是相和歌。它从最初的“一人唱、三人和”的清唱，渐次发展为有丝竹乐器伴奏的“相和大曲”，对隋唐时的歌舞大曲有重要影响。汉代在西北边疆兴起了鼓吹乐，以不同编制的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构成多种鼓吹形式，如横吹、骑吹、黄门鼓吹等，或在马上演奏，或在行进中演奏，用于军乐礼仪、宫廷宴饮以及民间娱乐。“乐府”在这种民歌的基础上加工形成的民歌歌词被称为乐府诗，如《江南》、《铙歌十八曲》、《十五从军征》等，具有典型的“兴、观、群、怨”的作用。乐府后来又被引申为泛指各种入乐或不入乐的歌词，甚至一些戏曲也称为乐府。乐府诗的整理流传，极大地推动了诗歌教育的普及。
楚人是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因而也占据了西汉王朝的政治舞台，用楚地方言歌唱、用楚地音乐伴奏的楚歌也就成为社会上、特别是宫廷中最流行的歌谣。《诗经》作为古老的经典为士人普遍诵习，但除了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等呆板的四言诗外，四言诗体却逐渐退出文学舞台。而政治舞台上形形色色的风云人物，则以楚歌随意而活泼的形式、伤感而富于激情的调子咏唱着新王朝的新气象。
秦朝灭亡后最早的楚歌，应是项羽的《垓下歌》。公元前202年，项羽被刘邦的各路大军围困于垓下，山穷水尽，走投无路，只好对着他心爱的美人虞姬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对项羽这位曾经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英雄来说，对个人的能力越保持骄傲和自信，就越感觉到在历史与命运的巨大压迫下个人的渺小和无能为力。这种感叹命运无常的悲观意识，在先秦诗歌中几乎是不存在的。而自《垓下歌》以后，汉代诗歌中充满了这样的感叹，并且在汉末魏晋间达到高潮。
与《垓下歌》相呼应的，是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刘邦借着秦末农民战争的大风暴登上皇位，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身于社会底层的最高统治者。刘邦是战胜了项羽的英雄，但他的《大风歌》却也贯穿着关于命运无常的感慨。《汉书…高帝纪》载刘邦当年曾“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说明他的内心隐藏着深刻的悲哀。
汉武帝刘彻写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