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凋天龙游记-第1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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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自然，“西鲁故事”毕竟是一种传说。它所敷演的故事情节、人物并不等于真人真事。如果把“西鲁故事”中的人物诸如朱洪英、朱洪竹、郑君达、陈近南等及其活动，硬要说成一定是崇祯皇帝三太子、郑芝龙、郑成功、陈永华等人及其事迹，那就过于牵强附会；如果因为它是传说，认定“西鲁故事”不足以作为研究天地会起源的重要参考史料，那就未免失之武断。众所周知，任何历史传说，都不过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反映。即使那些带有神话色彩的传说，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社会现实的曲折反映。民间传说对于史学研究说来，仍不失为一种有参考价值的资料。事实上，充分利用民间传说一直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是我国古代的一部不朽的史学名著取材十分丰富。他遍游九州名山大川所搜集的大量民间传说，遗闻轶事，就是《史记》的重要素材之一。清代史籍记载的三仙女吞食神鸟衔来的果实而生始祖布库里雍顺的传说，正为我们研究满族的起源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史料。因此，探讨天地会的起源，除了必须大量借助于清朝官方文书档案和封建文人的记载之外，还应当充分利用天地会本身的传说资料。如果以为象“西鲁故事”之类传说纯属神话而一笔抹煞其史料价值，显然是不对的。尽管“西鲁故事”可以明显地看出它吸收过少林寺十三棍僧救秦王李世民这个传说的某些故事情节，受到过《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影响，但是，它主要是天地会根据自身斗争的需要编制成的。编制者通过敷演少林寺僧帮助康熙皇帝打退“西鲁”八侵而反遭陷害被迫结盟起会复仇的故事，说明结拜天地会之缘起在于反清复明。换言之，“西鲁故事”实际上是清初社会现实斗争的反映。特别是这个传说把天地会的倡导者说成都是少林寺的和尚，更清楚地显示了天地会所产生的时代。

　　　　众所周知，清军入关之后，曾经实行惨绝人寰的屠杀政策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圈地”、“投充”、“剃发”、“易服”、缉拿“逃人”，以及“迁海”等法令的颁布，不但给广大农民和城市市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而且也严重地损害了汉族地主的利益。满族贵族统治者用野蛮高压手段强行改变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的做法，极大地伤害了汉民族的感情，从而激起了汉族农民群众和其他各阶层人士的普遍反抗。但是，随着以农民军为主体的抗清斗争转入低潮，逐渐走向失败，南明几个小朝廷的相继覆灭，清政府笼络汉族地主政策的进一步实施，抗清志士们又面临着新的考验和命运抉择。一部分人，特别是下层人民群众中的优秀分子被迫由公开转入地下，从事秘密反清斗争；一部分人则流亡海外，寄身异国；另一部分人则“祝发为道”，遁入空门。例如，方以智、屈大均、石涛、石溪、朱耷、钱澄之等人都曾一度为僧，或入清之后终身为僧。南明隆武朝廷的兵部右侍郎叶廷秀在“事败后，为僧以终。”＇132＇

　　　　诚然，清初一部分士大夫出家当和尚主要出于“复明”无望而又不愿仕清的动机，以致走上消极厌世的道路。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当中许多人虽然出家为僧，却并没有真正脱离现实，只不过把反清复明的思想埋藏起来。甚至有些人念念不忘国难家仇，借寺僧作掩护，云游天下，终身从事反清复明活动。康熙四十年代，张念一以浙东大岚山为据点，利用“一念和尚”的身份进行反清复明斗争即是一例。天地会由少林寺劫余五僧创立的传说，就深深地打上了明末清初那个时代的烙印。

　　　　“西鲁故事”传说，天地会第一次结盟为康熙甲寅（1674年）七月二十五日。康熙甲寅十三年（1674年），正是清代历史上社会大动荡的又一年代。康熙十二年（1673年）底，原准备于甲寅年元旦首义的杨起隆，以朱三太子名义相号召，提前在北京城内发动起义。与此同时，平西王吴三桂在云南公开举兵反清，贵州提督李本深首先响应，云贵总督甘文焜闻变自杀。吴三桂督军迅速打进湖南，占领沅州、常德、衡州、长沙、岳州等地。甲寅十三年（1674年），广西将军孙延龄、靖南王耿精忠、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可信，云南提督张国柱，四川巡抚罗森、提督郑蛟麟、总兵谭洪、吴之茂，长沙副将黄正卿，湖广总兵杨来嘉，广东总兵祖泽清，潮州总兵刘进忠，温州总兵宜宏勋，陕西提督王辅臣，河北总兵蔡禄等纷纷响应。当时的形势，如赵翼所说：“是时，三桂蓄力已久，天下皆震其威声，白首举事，亲至常、澧督战，兵锋甚税，是以四方响应，云南、贵州、四川、湖南、广西福建相继失，人心皆动摇。……叛变四起，秦、蜀、楚、粤、闽、浙如鼎沸，选择转饷，目不暇给，自古藩镇之乱，未有甚于是时者。”＇133＇

　　　　诚然，吴三桂起兵反清，本属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斗争。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三藩之乱”是倒行逆施的分裂行为。可是，吴三桂举兵反清，却迎合了当时大部分人的反满心理，在客观上导致了全国反清斗争的重新高涨。在甲寅年“四方响应”的反清队伍中，就不乏地主阶级中真正的反清之士。王船山闻吴三桂打进湖南，立即下山，积极活动，往来于岳州、长沙、湘乡之间。顾炎武也从北京匆匆南归。因此，甲寅年的声势浩大的反清斗争形势，既给正在利用各种不同形式坚持抗清的广大人民群众以巨大鼓舞，也在一部分地主知识分子、士大夫的心中重新点燃了“反清复明”的希望之火。然而，吴三桂毕竟声名狼藉。他引清兵入关，残酷镇压农民军和南明王朝，亲自捕杀永历皇帝。他的种种丑恶表演，人们记忆犹新，历历在目。耿精忠、尚可喜父子之流在广东、福建为虎作伥，横征暴敛，早为人民所切齿痛恨。于是，那些受到甲寅年反清斗争形势鼓舞而又不屑于与吴三桂之流为伍的抗清志士，便同业已转入地下的人民群众的秘密反清斗争相结合，决定利用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的激烈争斗在客观上所造成的有利形势，采取“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的方式把闽粤地区一部分反清复明的力量秘密组织起来，从而导致了清初民间秘密结社——天地会的成立。“西鲁故事”关于少林寺劫余五僧于康熙甲寅（1674年）七月二十五日歃血结盟，创立天地会的传说，正是天地会起源的具体时间的反映。

　　　　本世纪三十年代初，肖一山从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抄录回国的同治抄本《西鲁叙事》记载，雍正十三年（1735年）火焚少林寺，天地会第一次歃血结盟为“雍正申寅年七月二十五日丑时”。“九月初九日，万大哥失得，败敌阵亡”。＇134＇。肖一山的天地会起源雍正甲寅说，正是根据这个抄本提出来的。这究竟作何解释？两个“甲寅年”，孰是孰非呢？

　　　　我反复查阅了目前尚存的各种天地会秘密文件，《西鲁叙事》所记天地会第一次结盟为雍正甲寅年（1735年），乃系传抄之误。因为，“西鲁故事”传说是先有火焚少林寺，尔后才演出一段劫余寺僧被迫歃血结盟，创立天地会的故事。而雍正甲寅系雍正十二年（1734年）。《西鲁叙事》的记载，恰恰将二者因果倒置。据守先阁天地会文件载：“雍正六年，建座高溪庙二三堂，前堂观世音佛祖，中堂关圣大帝，后堂万大哥，……另庙门口有赏田一处，每年纳租谷一十八石，交与蔡德忠收管，祭扫万大哥之坟墓。”＇135＇这位传说中的万大哥在雍正六年（1728年）前就已战死身亡。可见，五祖结盟创会的“甲寅会”，应当指康熙甲寅十三年（1674年）。

　　　　但是，雍正甲寅年（1734年），确实是天地会历史上又一个重要的年代。天地会《问答书》记载：“天地有已（几）会？大小有二会。大会出在何处？大会出在天本。有何为证？有诗为证：‘小会三河大会天，皆因出在甲寅年。五人结拜心如铁，流下高溪万古传。’小会出在何处？小会出在地本。有诗为证：“地本出在三基河，结义联盟兄弟多。他朝若得团员时，众兄同唱大平歌。”《先锋对答》也载：“问天地会有大小，尔岂知否？答小会在三河，大会在天本。问小会有何为据？答：有诗为证。诗曰：‘小会始创为三河，结义会盟兄弟多。正是天本团圆日，大家齐唱太平歌。’问：大会有何为证？答：有诗为证。诗曰：‘天本团圆，人在其中，三才并立，一理皆同。”＇135＇由此可知，天地会有两次结盟聚会，时间均在甲寅年。第一个甲寅年即康熙甲寅十三年（1674年），为五祖第一次结盟，创立天地会。第二个甲寅年指雍正甲寅十二年（1734年）。“西鲁故事”关于万大哥不幸战死之传说和“高溪庙内思仇恨，未应天心枉用兵＇136＇”诗句表明，天地会成立以后曾遭到严重挫折。但是，决心为火焚少林寺而报仇的反清复明志士并没有因此灰心冷意，他们在第二个甲寅年重新聚会，再次结盟，纪念五祖兴会，整顿组织，使它适合新形势斗争的需要，并对天地会历史传说作了新的补充。守先阁天地会文件，就是雍正十二年（1734年）甲寅天地会第二次结盟之后经过充实的传抄本。严烟关于“后来有个马九龙纠集和尚多人四处起会”的交代，也印证了天地会转入分房起会、四处起义的新时期。据天地会文件记载，雍正甲寅年（1734年）结盟地点在广东惠州府石城县高溪庙。嘉庆七年（1802年）广东博罗县天地会起义首领阵烂履四显然属于这个系统，故他们所打的旗帜标着“雍正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丑时，星出我亦出。”

　　　　总之，天地会本身流传下来的文件记载，所谓少林寺劫余五僧第一次结盟为康熙甲寅年（1674年），而它恰好是天地会正式成立的具体时间。这同天地会创立宗旨所显示的时代和清档有关记载是相互吻合的。

　　　　上面，我们从天地会创立的宗旨、清朝刑律有关“歃血结盟”条款的演变、清朝官方文书档案和天地会本身文件记载四个方面论述了天地会的起源。大量事实证明，天地会源远流长。万提喜虽是乾隆年间在闽粤传播天地会的重要首领，但他不是该会创始人。洪二和尚万提喜和天地会内所称起会人“洪二房和尚”也不是一码事。天地会是在清初反清复明的秘密结社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是当时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由民族矛盾向阶级矛盾转化过程中的产物，正式成立于康熙甲寅十三年（1674年）。

天地会起源问题，涉及面相当广泛。尽管本文就国内外的有关说法作了一些辨析，但还有不少问题并没有论及，或者虽然提及却未深究。由于自己学识浅薄，所论难免错误，烦望诸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