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凋天龙游记-第1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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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会结盟仪式是否受其影响？尚待研究。台湾学者郭廷以、翁同文等人据此提出天地会是“‘以万为姓’组织的扩大”或“‘以万为姓’集团余党所建立”的见解是否符合历史实际，也需进一步磋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天地会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曾有过结万为姓的历史活动。而郑开号万提喜表明，天地会决不会迟迟到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辛巳才由万提喜首创。

　　　　嘉庆二十年（1815年），浙江巡抚颜检在关于审理天地会刘奎养、谢国勋案给军机处的咨呈和嘉庆皇帝的妻折中一再声称：天地会“自康熙年间相沿至今，时有破获之案，闽者俱经究办，并非相隔百余年此时复行传布。”＇97＇可见。天地会源远流长，并非创于乾隆年间，早在康熙年间就已存在。

　　　　这里，人们会问：既然天地会在康熙年间就已存在，为什么见诸于清朝官方文献或地主文人的记载却很晚？直到林爽文起义后才知道有天地会名目？甚至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之前有关天地会活动的档案至今仍然找不出一件？

　　　　众所周知。随着清政府最终平定“三藩之乱”，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统一台湾，全国政治形势便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此，清中央政权牢固地确立了对全国的全面统治，处在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下的各阶层人民的革命活动就不能不受到极大限制，天地会也因此转向更加秘密的方向发展，进入一个长期积蓄力量、隐蔽精干、以待将来的时期。直到乾隆年间，随着当时社会阶级矛盾逐渐激化，天地会的活动才趋于活跃。所以在康雍以至乾隆前期，天地会的秘密活动不容易被清政府发现。即使地方官吏发现了天地会的某些蛛丝马迹，他们为了考绩升迁，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采取文过饰非、秘而不报的态度。清高宗在传谕闽浙总督李侍尧严办天地会时就指出，即使有人控告天地会案，地方官则多所“回护，觉置不办。“化大为小，希图规避处分”＇98＇。另一方面，虽然诚如前引颜检奏折所说，天地会自康熙年间以来，时有破获之案，可是由于代远年湮，经办的案卷也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很难保留到现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汪志伊称：“伏查添弟会名目，闽省起自乾隆四十年后，历将著名会匪拿获究办。”＇99＇道光十一年，闽浙总督孙尔准则称：“伏查闽省之有会匪，……历有年所，源流甚远。闽省督署臬署具经回禄，兼以地处潮湿．卷牍易于霉烂，远年尘案，无从追溯。其乾隆四十年（1775年）以后所有添弟会名目，历将著名会匪章获惩究。”＇100＇既然一百五十年前孙尔准等人在审理天地会案件时尚且不能找到乾隆四十年前的远年尘案卷读，更何况今天！而汪志伊、孙尔准当时尚存的乾隆四十年（1775年）后乾隆五十年（1785年）前历办天地会案续，今天基本上都找不到了，有关添弟会的档案，最多只能直到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黄仕简奏折内所讲到的杨光勋结拜添弟会的活动＇101＇。现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有关天地会材料，大多是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之后的。其中，许多重要案卷又不知下落、例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八月二十五日广东巡抚图萨布上奏的《讯问张破脸狗口供由》，明明写着“另缮供单敬呈御览”，可是，张破脸狗的供单却找不到。军机处录副奏折注明，“供单已交刑部”，然而，我遍查刑部档仍然无获。行义的供词更为重要，也不见踪影。即以“乾降二十六年说”津津乐道的汪志伊关于天地会“始于乾隆二十六年”那份折档来说，也只是他在当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找到的根据，远不是天地会远年尘案卷牍的全部。就是这份奏折所依据的案卷，现在也荡然无存了。由此可见，不能因为今天找不到乾隆朝以前的有关天地会原始档案否定天地会源远流长，不能仅仅根据今天所见乾隆朝档始载天地会名目的材料断定天地会起源乾隆年间。

　　　　四从天地会文件看该会创立的时间

　　　　乾、隆以来，天地会在福建、江西、两广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发展。清政府在不断侦破这些案件过程中，陆续发现了一系列天地会文件。嘉庆十六年清政府在广西东兰州搜获的姚大羔《会簿》，就是一份包括详细记载天地会起源传说、诗词、对答暗语等内容的重要文献。这些文件，包括收进罗尔纲《天地会文献录》中的贵县修志局天地会文件、守先阁本天地会文件，以及肖一山所汇辑的《近代秘密社会史料》中的有关文件，都是天地会本身流传下来的极为珍贵的文献，应当成为考察天地会起源最基本的依据。这些文件从两个方面提供了天地会起源的具体时间。第一，它们所叙述的天地会历史即所谓“西鲁故事”都谈到少林寺劫余僧于康熙甲寅（1674年）七月二十五日共同结拜天地会。第二它们所记载的诗词、会员问答多次提到天地会产生于康熙甲寅（1674年）。例如，姚大羔会簿中《路上盘问》写道：“问己（几）时出世？答曰：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丑时。”＇102＇《年庚》诗云：“兄弟出世在何辰，本岁年庚是甲寅。月是孟秋二十五，时逢丑未添庚寅。”＇103＇尹之屏抄在他家《登记修钱米部（簿）》内的天地会诗歌云：“吾兄出世在何辰，岁次原来系甲寅。月尾孟秋二十五，时逢丑位最添定。”他抄写的另一首《冼（洗）心水诗》则云：“天一生水水连天，地二生火火同连，八卦同藏天地结，寅年变化万千千。”＇104＇贵县修志局天地会文件《又问物件不知》诗说：“康熙流来到现今，洪家事情古井深。”《问你几时到》诗说：“义兄查我何时辰，岁次兄来是甲寅。孟秋吉月二十五，但逢好时便生人。”＇105＇等等。

　　　　“乾隆说”同志认为，这些天地会秘密文件不能作为研究天地会起源的依据，因为它出自后人之手。即便是姚大羔《会簿》也不过是嘉庆年间的产物，至于其他文件，则系咸丰、同治以来的抄本。他们认为，在档案和官书、私家著述和其他史料中，皆从未见过“西鲁故事”中所涉及的事件或人物的材料。清政府在林爽文起义后追查天地会源流而形成的大量资料中没有一件提及“西鲁故事”，也“没有说到过这一传说所涉及的事件与人物，更没有后来流传的那些《西鲁序》抄本。”＇106＇而乾隆年间“传播天地会的重要人物之一严烟所供，那时天地会结会并‘不写帖立簿’，还不存在嘉庆年间和以后那种形式的《会簿》。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福建台湾镇总兵柴大纪在镇压诸罗（今嘉义）县杨光勋等结拜添弟会事件中，搜获一件添弟会《会簿》，内容仅有入会者姓名、住址及入会时间等简单内容。”可见，这些天地会秘密文件“直到乾隆末年还不存在，更不可能是康熙或雍正年间流传下来的。用这样一个至少是嘉庆初年才出现的天地会秘密文件，证明天地会创于康熙或雍正年间、乃是用后世产生的史料，证明前代存在的历史。这种方法显然是不可取的，其结论也难免会引起人们的怀疑”＇107＇。

　　　　我认为这些意见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严烟所供“不写帖立簿”，并不是指天地会内部一直流传的载有关于天地会起源传说、诗词等内容的《会簿》。严烟所供这段原文是：“凡传会，在僻静地方设立香案，排列刀剑，令在刀下钻过，即传给会内口号，结为弟兄，连父母妻子不许告知，也不写帖簿。”＇108＇往下内容，就是前面提到的关于天地会的缘起。很清楚，严烟这里所谈的只是结拜天地会的仪式，并突出结会的秘密性质。本来，所谓“写帖”系指天地会结拜弟兄之拜帖，也不立入会花名册，丝毫没有涉及其他问题。且不说严烟所谓“不写帖立簿”究竟是他入会时的真实情况，还是他出于保护其他更多会员不至于进一步遭到逮捕而有意作了隐瞒，因为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破案的杨光勋结拜添弟会时是立有属于花名册性质的会簿的。我认为，如果以严烟所供“不写帖立簿”为根据，断然否认严烟时代“还不存在嘉庆年间和以后那种形式的《会簿》”，至少是对严烟供词的误解。

　　　　乾隆、雍正年间，甚至更早，是否存在嘉庆年间以来所发现的那种会簿呢？请看事实：

　　　　道光十二年（1832年），湖南巡抚吴荣光奏道：“上年闽浙总督孙尔准咨送访拿会匪折稿内称，乾隆四十年以后历办添弟会匪案内起获花帖、会簿，俱有五房吴添成等名目。其中歌诀亦与张摒等本语句大略相同，是张摒等借得歌本，系由从前搜查未尽转辗抄写，由来已久。”＇109＇吴荣光奏折表明，开列天地会五房名目的会簿“由来已久”，早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以来就已经被清政府所发现。

　　　　道光元年（1820年）正月，广西巡抚赵慎畛称：“粤西自嘉庆十二年广东惩办洋匪后，内河土盗潜至西省，与依山附岭种地之各省游民结伙抢劫，兼勾引本地愚民，或拜弟兄，或拜添弟，或数人，或数十人，或有会簿、腰凭，称为大哥师傅，传授口号，俱系抄袭百余年前旧本。”＇110＇赵慎畛多年在两广任职。嘉庆十七年（1812年）出任广东惠潮嘉道，逾年，擢广西按察使，二十年（1815年）迁广东布政使，二十三年（1818年）升任广西巡抚，直到道光二年（1821年）再度升迁闽浙总督＇111＇。他在两广，尤其是广西任职内，经办多起天地会案件。他向清廷专报审理天地会案件的奏折多达数十件。赵慎畛在这里指出广西发现的天地会会簿，“俱系钞袭百余年前旧本”，并非信口雌黄，主观臆测，而是他对当时所发现的大量天地会文物作出鉴定之后提出来的。所谓“百余年”，假定为一百一、二年，从道光元年上推，当为康熙四十年前后。这说明，早在康熙中后期就已经有天地会会簿存在。嘉、道以来发现的大量天地会秘密文件，只不过是转辗抄袭康、乾以来的“旧本”。

　　　　如果我们进一步检查保存至今年的有关天地会案卷。更可以发现嘉庆年间以来流传的《会簿》、《花帖》等天地会秘密文件，都是根据先年“旧本”传抄而来，并非嘉庆年间以来的新作。

　　　　嘉庆十七年（1812年）正月，广西巡抚成林奏称：“窃照上年十二月十三日接据署平乐府庆吉禀报，据该府所属荔浦县之甲长绅士呈报，该县有已革监生李遇恩结党抢劫，拐卖妇女，被害之家甚众，呈恳究办等语。该署府以其为害闾阎，情节可恶，反复究诘，始知李遇恩结拜天地会，现在纠结人数众多等事。庆吉当与署平乐协副将明德密商，带同兵候绅士甲长连夜亲往查拿，先将李遇恩等拿获，即在伊家搜获悖逆册簿四本，红布二块，上书不法字迹。带至该县，严密审讯，据李遇恩供称：嘉庆五十八年，有浙江人范七于病故之前传他簿子一本，内载反清复明，真人出在四川边等语。”＇112＇显然，乾隆五十八年范七去世这前就已经得到一个天地会“簿子”，而且不是仅仅列有姓名的天地会花名册。

　　　　嘉庆五年（1800年），清政府在广东破获仇大钦结拜天地会一案，并查获“旧丰天地会盟书”一件，“盟书内语多悖逆”＇113＇，有“恢复明祚”和“从前在河南少林寺中偶遇朱洪竹，愿结拜同盟之语。”＇114＇据觉罗吉庆奏称，这个盟书并非仇大钦自行编造，而是“福建漳州人何其昌送给”，而“何其昌已于本年（嘉庆五年）二月回漳州去了”。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仇大钦所持“天地会盟书”，并不是一般的结盟誓辞。仇大钦在纠人结会之时，曾根据盟书内容制作了新的结盟誓辞，并填上姓名，改换首尾，“添入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等悖逆之语”。“歃血饮酒焚收各散”。清政府搜获的盟书所记“从前在河南少林寺中偶遇朱洪竹，愿结拜同盟之语”，实际上就是姚大羔会簿中“西鲁故事”传说的主要情节。应当指出的是，这个盟书不是嘉庆五年新冒出来的东西。因为，仇大钦纠人结拜天地会始于嘉庆五年三月，而传授盟书之人何其昌早在二月就回漳州去了，可见，何其昌这件盟书早在嘉庆初年以前就已存在。

　　　　嘉庆七年（1802年）四月十一日，广东惠州府归善县民陈亚本起意纠结蔡步原、陈天生、罗亚五、陈应和等十六人结拜天地会，买备得烛、色布，四月十五日在陈亚本家正式结拜，写五色布旗，上书“顺天行道”等字样，每人分给一块收藏身边，作为暗号。而且，布旗内还“有讨江山悖逆语句。意欲何为，各供系照天地会旧本抄写，并非自作，加以刑夹，矢口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