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凋天龙游记-第10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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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文人继续明代学者的遗风，搜集民间通俗歌曲的风气更盛，保存下来的民歌作品远多于明代。清代俗曲总集主要有颜自德辑录、王廷绍编订的《霓裳续谱》，收曲词六百余首；华广生选辑的《白雪遗音》收曲词七百余首。俗曲的内容相当广泛，有根据戏曲改定的，有描绘民间风俗的，有表现诙谐嘲戏的，有玩弄文字游戏的，而比较集中又最有文学趣味的仍是情歌一类。男女相思是民歌永恒的主题，清代都市流行的民间俗曲也多为情歌，庸俗调笑之作较多，其中也有一些思想健康、清新俊爽的作品。由于远离社会主流文化，即使是茶坊、酒馆、青楼传唱的粗俗色情之作，其表达情感的大胆直露，也都对封建礼教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虽然为正统“诗教”论者所不屑，但这些民歌在民间的影响却极其深远。一些诗人收集整理了比较僻远地区的民歌，如李调元辑的《粤风》、黄遵宪辑的《山歌》和无名氏的《四川山歌》。其中《粤风》中后三卷的《瑶歌》、《苗歌》和《僮歌》是南方少数民族民歌，作品多是情歌，反映了少数民族的一些生活习俗。这些民歌曲调简单，感情率真朴实，体现了民歌清新健康的风格，保持了民歌的真正本色。如《四川山歌》之一：“十八女儿九岁郎，晚上抱郎上牙床，不是公婆双双在，你做儿来我做娘！”这是对封建礼教和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的辛辣嘲讽。清代还出现了一些儿歌专集，如郑旭旦辑录的《天籁集》和悟痴生辑录的《广天籁集》等，内容主要是训练儿童语言，向儿童传授知识，一般句子短小，节奏明快，语言平易流畅，适合儿童诵唱。在学校教育之外，民间的诗歌教育极为广泛，其作用不容忽视。
晚清时期的民间歌谣中有不少反映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务团运动的作品。这些民谣是我国人民在同国内外敌人的浴血斗争中产生的，一般都具有高度的战斗性。这些民歌在流传的过程中，既教育人民认清了统治者的反动本质，又进一步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争意志。林则徐领导禁烟斗争，坚决抵抗侵略军，获得了百姓赞颂：“林则徐，禁鸦片。焚烟土，在海边。开大炮，打洋船，吓得鬼子一溜烟。”《三元里民歌》概括反映了广东人民的抗英斗争。“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民谣刻画了清末中国社会的一个“怪圈”现象，既讽刺了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又表现了人民对侵略者的蔑视和对自己力量的确信。
十九世纪中期，太平天国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获得了人民的热烈拥护。一些歌谣表达了百姓对太平天国的歌颂，充满了自豪的感情。如：“天父天兄手段高，打得清兵四处跑，旗开得胜万民笑，拿下南京立天国。”有一首苗族民歌表现了苗族百姓对太平军的欢迎：“苗家救星是翼王，枯苗得雨喜若狂。从今耕作齐落力，为保太平把兵当。”在彝族、壮族中也都有类似的歌谣。太平天国失败后，太平军依然活在百姓心中，《愁你一去不回头》、《不见哥哥回家中》等民歌就表达了人民对太平军的深切怀念，如：“豌豆花开花蕊红，豌豆结荚好留种。来年种下小豌豆，花儿开得更加红，太平军哥哥五个字，永远记在人心中。”这些民歌的流传，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斗志，成为人民群众自我教育的有效手段。
少数民族中也产生了一些歌颂本民族起义领袖的民歌，如长篇叙事诗《张秀眉颂》（苗族）、《英雄沙迪尔的歌》（维族）等，反映了各族人民的英勇斗争，是具有史诗意义的作品。
义和团运动中所产生的民歌有鲜明的反帝色彩，如：“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那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这首民歌中饱含着对帝国主义侵略军的刻骨仇恨和无比蔑视，表现了人民群众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有的民谣歌颂了义和团英勇战斗的精神，如：“义和团，真勇敢，不怕枪炮和子弹。一心只想灭洋人，顶着枪子往上窜。杀尽洋人头，中国保安全。”有的民歌还揭露了帝国主义者借传教为名进行侵略活动的罪行：“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宣化葡萄甜又香。信什么圣母娘，进什么天主堂，外国人，胡来闯，鹞子充鸡没有好心肠。”这首民歌剥去了侵略者的宗教外衣，揭露了帝国主义的豺狼本性。人民群众在斗争中也进一步认清了满清政府腐败无能、媚外投敌的罪行，一些民歌对统治者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嘲讽。如：“清朝兵，太稀松。见了洋人就害怕，见了百姓可真凶。”“清朝太无能，洋人当祖宗。多少财宝送了情，卖国人儿高官升。”这些歌谣画出了清政府屈膝事敌的丑恶嘴脸，提高了人民的认识，增强了人民的斗志。由于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的勾结，义和团运动既要反对帝国主义，又要反对封建专制。如：“大师兄，砍洋头；二师姐，杀官兽。打倒洋和官，百姓有盼头。”这首歌谣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清醒认识，表达了他们斗争到底的坚强决心。“女的红灯照，男的义和拳；赶也赶不散，捉也捉不完。”这样的歌谣，显示了人民决不屈服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信心。
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其领导者往往运用诗歌宣扬其政治理想和宗教思想，反对封建专制统治，鼓舞千百万人民的斗争意志和胜利信心。洪秀全颇喜作诗，其《天父诗》录诗600多首。他曾编写《原道救世歌》宣传宗教平等思想，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其中写道“开辟真神惟上帝，无分贵贱拜宜虔。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他在《原道醒世训》结尾题了一首诗：“上帝原来是老亲，水源木本急寻真；量宽异国皆同国，心好天人亦世人。兽畜相残还不义，乡邻互杀断非仁；天生天养和为贵，各自相安享太平。”这首诗为百姓描绘了天下大同的美好景象。洪秀全有一首述志诗：“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通西北江山外，声振东南日月边。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杨秀清也有一首《果然英雄》，其中写道：“拔地参天皆勇将，安邦定国尽忠臣；冲锋恐后常虞我，遇事争先讵让人？”这些诗篇都充满着推翻清朝统治的政治理想和改天换地的英雄之气。他们的诗篇往往通俗易懂，朴实明晓，生动有力。太平天国还进行了一系列文化教育改革，特别重视儿童教育，专门编写了自己的蒙学教材，主要有《三字经》、《幼学诗》、《御制千字诏》等。《三字经》主要宣传宗教思想，如：“皇上帝，造天地。造山海，万物备。六日间，尽造成。”《幼学诗》共三十四首五言体诗歌，内容涉及做人和教义两方面，主要是进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道德说教，如：“真神皇上帝，万国尽尊崇；世上多男女，朝朝夕拜同。”这种寓道于文、文道结合的教材，也体现了传统诗歌类读本偏重道德教育的特点，政治功利性有过之而无不及。
由于清朝统治者实行严酷的专制主义统治，极力推崇理学，特别重视和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清代诗歌总体风格偏重典雅，民歌对清代诗人的影响较小。但仍有一些诗人向民歌学习，写出了歌谣体诗，朱彝尊有《鸳鸯湖棹歌一百首》、龚自珍有《馎饦谣》等。晚清末年，进步知识分子对民间歌谣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和利用。诗人黄遵宪十分重视向民歌学习，曾辑录民歌选集《山歌》。他在学习民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体诗歌，名曰“杂歌谣”。在内容上，要求反映现实生活，宣传进步思想；在形式上，句式整散兼有，篇幅长短不一，字数多少不等，风格多种多样。黄遵宪亲自创作了许多歌谣，在新歌谣创作方面贡献最大。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期间，黄遵宪在《致饮冰主人手札》中建议他在刊物上发表一些或三言、或五言、或七言、或九言、或长短句的歌谣。梁启超接受了这一建议，在《新小说》上特辟“杂歌谣”一栏，先后刊出了黄遵宪的《出军歌》和《幼稚园上学歌》、梁启超的《爱国歌》、剑公的《新少年歌》等作品。梁启超呼吁更多的诗人努力从事歌谣创作，并举黄遵宪为楷模。康有为、章炳麟、秋瑾、高旭等人都有这类歌谣体作品。江苏籍留日学生也在创办于东京的反清革命刊物《江苏》上刊载了供儿童歌咏吟诵的学校歌（儿童诗）《游春》、《扬子江》、《秋虫》等。俞复、丁宝善编写的《蒙学课本》里也有新歌谣，如第三册第二课：“祝我国，巩金汤，长欧美，雄东洋，陆军海军炽而昌，全球翻映龙旗光。帝国主义新膨胀，毋庸老大徒悲伤！印度灭，波兰亡，请看我帝国，睡狮奋吼剧烈场。”这些新创作的歌谣以爱国主义为基调，寓教于乐，语言通俗，形式自由，易读易懂，便于歌唱，易于流行，将传统韵文体蒙学教材的优点发挥到了极致。因此，创作新歌谣也就成为宣传进步思想、教育青少年的最佳方法。
晚清末年，在维新变法和民族民主革命的浪潮中，由于难以适应宣传革命思想的需要，古典诗歌逐渐走向末路，与之相适应的诗歌教育也逐渐衰落。随着传统科举制度的废除和现代教育制度的确立，诗歌教育被赋予了新任务、新内容，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奇闻逸事集 013 古代诗歌教育史总论
第五章古代诗歌教育史总论
在上面几章中，本书概述了古代诗歌教育的历史。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本书将古代诗歌教育的的下限延续到了晚清时期。众所周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后的晚清阶段往往被历史学家划入“近代史”，并成为“近代史”的主体部分。但本书并非纯粹的历史学著作，也无意改变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方法，只是无法将一个朝代的诗歌教育生硬地割裂开来；而且晚清时期的诗歌教育与清代前期、中期的诗歌教育并无很大不同，人为割裂一个朝代的诗歌教育似乎不太妥当。故一并加以概述，尚祈见谅。
下面，本书将从教材体系、基本方法和主要特点三个方面对古代诗歌教育作一综述。
第一节古代诗歌教育的教材体系
诗歌教育的目的就是利用诗歌来传承生产经验和社会经验，传授自然知识与伦理规范，同时完成识字写字的任务，教会读诗作诗的方法。古代诗歌教育的教材十分丰富，很难一一列出来。本书在前面简述诗歌教育史时只能采取挂一漏万、管中窥豹的方法提及其中的一部分。概括地说，古代诗歌教育的教材大致可分为以下五类：
一是儒家的经学类教材，是指以《诗经》为核心形成的注释《诗经》的许多著作。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诗经》中有一些产生于西周初期的诗歌，在当时就被用于教育贵族子弟。如果自孔子整理《诗经》和开私学授徒算起，《诗经》在自春秋末期之后的大约2400年里一直是古代诗歌教育的主要教材，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特别是西汉“独尊儒术”以后，《诗经》就成为历代官学最主要的诗歌教材。《诗经》先后被列为“五经”（西汉）、“九经”（唐代）、“十三经”（南宋），成为儒家的一部重要典籍，成为历代文士必读的诗歌教材。古代的学子往往要将《诗经》里的所有诗篇和有关注疏全部背诵下来。为了便于学子学习《诗经》，历代学者阐释《诗经》的著作数不胜数。在这些著作中，最有影响的当数东汉郑玄的《毛诗笺》、唐代孔颖达等人奉诏所撰的《诗经正义》和南宋朱熹的《诗集传》。
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融通今文经和古文经，遍注儒家经典，以毕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遗产，是汉代讲经注经的集大成者，号称“郑学”，使经学进入了一个统一时代。他对儒家经典的注释，长期被封建统治者作为官方教材，收入“九经”、“十三经”注疏中，对于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郑玄在注释《诗经》时，不囿于门户之见，虽以古文经《毛诗》作底本，但也往往采用今文经的齐、鲁、韩三家学说。他首次提出《毛诗》作者有大、小毛公之别，首次指出《诗》之《大序》为子夏所撰，《小序》则为子夏、毛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