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凋天龙游记-第1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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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沿袭并改易了元代的社学制度，在各地乡间建立社学，专门教育十五岁以下的儿童。著名学者、教育家吕坤（1534一1616）在《社学要略》中指出：“乡间社学，以广教化。子弟读书，务在明理。非必令农民子弟，人人考取科第也。”他主张社学不应以参加科举考试为目的，而应当注重政治教化，扩大教育范围，实现读书明理的目标。因此，他十分重视诗歌教育，尤其强调诗歌的教化功能。他对诗歌教育提出了明确要求：“每日遇童子倦怠懒散之时，歌诗一章。择古今极浅、极切、极痛快、极感发、极关系者集为一书，令之歌咏，与之讲说，责之体认。古诗如《陟岵》、《蓼莪》、《凯风》（以上父母），《棠棣》、《小明》、《杕杜》（以上兄弟），《江汉》、《出东门》（以上男女），《鸡鸣》、《雄雉》（以上夫妇），《燕燕》（嫡妾），《伐木》（朋友），《芄兰》（童子），《葛藟》（民穷），《相鼠》（教礼），《伐檀》（训义），《采苓》、《青蝇》（戒谗），《蟋蟀》、《瓠叶》（示俭），《采苹》（重祀），《白驹》（悦贤）。至于汉魏以来，乐府古诗、近世教民俗语，凡切于纲常伦理、道义身心者，日讲一章。其新声艳语，但有习学者，访知重责。训蒙约后附集诗歌，即此意也。”
明代蒙学阶段与诗歌教育相关的教材十分丰富。除《诗经》外，用作蒙学诗歌读本的主要有宋代谢枋得的《重定千家诗》（七言《千家诗》）。“三”、“百”、“千”成为蒙学最基本的教材。吕坤在《社学要略》说：“初人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此外，明代学者编撰了大量韵文（诗歌）类儿童读物，如吕得胜的《小儿语》、吕坤的《续小儿语》和《好人歌》、李廷机的《鉴略妥注》（又名《五字鉴》）、程登吉的《幼学求源》（《幼学琼林》）、司守谦的《训蒙骈句》、萧良有的《蒙养故事》（《龙文鞭影》）、吴沉和刘仲质的《皇明百家姓》等。
吕得胜、吕坤父子为了促使儿童诵习有教育意义的儿歌，先后编写了《小儿语》和《续小儿语》，形式上采用四言、六言、杂言句式。如《小儿语》开头部分：“一切言动，都要安详。十差九错，只为慌张。沉静立身，从容说话。不要轻薄，惹人笑骂。先学耐烦，快休使气。性躁心粗，一生不济。能有几句，见人胡讲。洪钟无声，满瓶不响。”隔句押韵，句式整齐，易诵易记。吕坤还编写了《好人歌》，共七十余句，内容通俗易懂，每句五字，隔句押韵。如：“好人先忠信，好人重孝悌。好人知廉耻，好人守礼仪。好人不纵酒，好人不嫖妓。好人不赌钱，好人不尚气。好人不仗富，好人不倚势。好人不欠粮，好人不侵地。”
李廷机的《鉴略妥注》以五言诗的形式，按时间顺序将上自远古、下至元明的历史进程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概述，全书仅万余字，从《三皇纪》到《明纪》共三十一个部分，各部分内容多少不一。因行文言简意赅，叙事条理分明，赢得了旧时读书人的喜爱，并成为明清时期蒙馆中与《三字经》、《增广贤文》、《幼学琼林》并列的蒙学读物，又被称之为《五字鉴》。如《三皇纪》：“乾坤初开张，天地人三皇。天形如卵白，地形如卵黄。无行生万物，六合运三光。天皇十二子，地皇十一郎。无为而自化，岁起摄提纲。人皇九兄弟，寿命最延长。各万八千岁，一人兴一邦。分长九州地，发育无边疆。有巢氏以出，食果始为粮。构木为巢室，袭叶为衣裳。燧人氏以出，世事相迷茫。钻木始取火，衣食无所妨。结绳记其事，年代难考详。”每句五字，基本上隔句押韵，很有歌行体的风格。
《幼学求源》原名《幼学须知》，又名《成语考》、《故事寻源》，简称《幼学》。一般认为，这本书最初的编著者是明末学者程登吉（字允升），也有人认为是明代景泰年间的进士邱濬。清朝嘉靖年间，学者邹圣脉又作了一些增补并更名为《幼学琼林》，也叫《幼学故事琼林》，遍行天下。民国时期的学者费有容、叶浦荪和蔡东藩等又进行了增补。全书共分四卷，按内容分类编排，分为三十三类，便于学习和记忆。其内容十分丰富，广泛涉及天文地理、人情世故、婚姻家庭、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制作技艺、鸟兽花木、神话传说等各方面，几乎囊括了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知识与词汇，是一部名副其实的蒙学百科全书。其采用骈文形式，全文都用对偶句式，有四言、五言、七言、八言、九言等，文字简炼，对仗工整，读起来琅琅上口，易学易懂易记。如《天文》：“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较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日月五星，谓之七政；天地与人，谓之三才。日为众阳之宗，月乃太阴之象。虹名螮蝀，乃天地之淫气；月里蟾蜍，是月魄之精光。风欲起而石燕飞，天将雨而商羊舞。旋风名为羊角，闪电号曰雷鞭。”因此，《幼学求源》虽然没有完全采用诗歌形式，但对于学童增长见闻、学习对句和作诗依然帮助极大，因而是我国明清时期广泛流传的蒙学读物，在乡塾蒙学教育中影响深远。清代把它与《增广贤文》并列，人称“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走天下”，书中许多警句、格言至今仍然传诵不绝。
自隋唐实行科举取士以后，吟诗作赋成为文人士子的必备能力，而作诗尤其讲究声律对仗，因此，学童入学后除须熟读四书五经外，还须学习声律对仗的技巧。唐代之后出现了许多教授学童学习声律对句的启蒙读物。司守谦的《训蒙骈句》也是为学童学习声律对句而编写的一部教材，内容丰富，伦理说教气息较淡薄。全文采用平水韵平声的三十个韵部，按韵部次序编排，每韵三节，每节由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十一言的五对骈句组成。如开头第一节：“天转北，日升东。东风淡淡，晓日濛濛。野桥霜正滑，江路雪初融。报国忠臣心秉赤，伤春美女脸消红。孟柯成儒，早藉三迁慈母力；曾参得道，终由一贯圣人功。”词句讲究平仄，隔句押韵，对仗工整，想像力异常丰富。学童熟读这本书，就能为作诗奠定很好的基础。在这本书的影响下，清代学者又编写了类似读物《笠翁对韵》、《声律启蒙》等。
《蒙养故事》（《龙文鞭影》）是明代万历年间学者萧良有在唐代李翰《蒙求》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蒙学教材，学者夏广文为之作注，后经明末清初时期的学者杨臣诤加以增订，改名《龙文鞭影》。其内容主要来自史书中的人物典故，同时又从古代神话和笔记小说中广泛收集故事，辑录了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如孔子、庄子、司马迁、诸葛亮、李白、杜甫、岳飞等人的轶闻趣事。全书包括孟母断机、毛遂自荐、荆轲刺秦、鹬蚌相争、董永卖身、红叶题诗等两千多个典故，使用平水韵平声的全部三十个韵部，按韵编排，采用四言韵语，每句概括一个典故，两两相对，对仗工整，文字简明，易读易记。如开头部分：“粗成四字，诲尔童蒙。经书暇日，子史须通。重华大孝，武穆精忠。尧眉八彩，舜目重瞳。商王祷雨，汉祖歌风。秀巡河北，策据江东。太宗怀鹞，桓典乘骢。嘉宾赋雪，圣祖吟虹。邺仙秋水，宣圣春风。”这部书问世后，成为明清时期颇受欢迎的童蒙读物之一。清朝末年，学者李晖吉、徐兰畦二人合撰了《龙文鞭影二集》，取材和体例与杨臣诤増订者相同，篇幅也大体相当。清末和民国时期出版的《龙文鞭影》一般都是将初集、二集合在一起出版。
第三节清代的诗歌教育
满族的前身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女真族，在两宋时期曾经建立了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金朝（1115—1234）。明朝建立后，在东北地区设置了管理军政事务的机构“奴儿干都指挥使司”。1616年，建州女真首领努儿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基础上建立了大金（史称“后金”），定都赫图阿拉（后改称兴京，今辽宁省新宾县）。1635年，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洲”。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1644年，明朝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覆灭。清军乘机入关，逐步平定了各地的反抗势力，统一了全国。随着强大封建帝国的建立，社会经济恢复很快。康熙、乾隆在位时间均长达六十年，国力强盛，史称“康乾盛世”。但是，由于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在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浪潮中，中国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开始衰退。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资本主义列强争夺瓜分的对象。1911年，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二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国历史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清朝统治者在政治上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将各种权力集于皇帝一身，形成了极端专制的封建统治。在思想上继续尊孔崇儒，推崇程朱理学，康熙亲自主持编写了《性理精义》，又重新刊印《性理大全》颁布全国，同时采用高压政策对毁谤程朱理学者大开杀戒，严格限制、排斥各种不利于专制主义统治的学说，以巩固其思想统治。在文化上强化了专制控制，对文人继续施行高压与笼络的政策，不断制造文字狱。其案件之多，株连之广，惩治之酷，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如顺治二年（1645年），江阴人黄毓祺因诗句“纵使逆天成底事，倒行日暮不知还”被指为反清复明而灭门戮尸。康熙五年（1666年），山东发生了黄培诗案。康熙五十年（1711年），发生了戴名世“《南山集》案”，当时知名文人方苞、汪汾等三十二人都被牵连其中，涉案人数达三百人之多。雍正六年（1728年），炮制了吕留良诗文案，牵连数百人，手段残忍，震骇天下。雍正八年（1730年），徐骏的诗集里有“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这样的诗句而被杀。根据《清代文字狱档》，自乾隆六年到五十三年就有文字狱53起。乾隆年间的文字狱共发生一百三十余案，如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卓长龄《忆鸣诗集》案、蔡显《咏紫牡丹》诗案等，文化专制主义达到顶峰。清王朝也以各种手段笼络士人，康熙十七年（1678年）、乾隆元年（1735年）均曾特开“博学鸿词科”以网罗名士；朝廷还组织了大规模的图书编纂工作，以示对学术的重视和对文人的优容。如康熙时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康熙字典》等，乾隆时编纂了规模空前的《四库全书》。但是，这些整理文化典籍的措施也是文化专制主义的一部分。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四库全书馆”，网罗了大量的御用文人，大规模篡改、销毁了许多反抗民族压迫、反对封建专制的历史文献，查缴的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余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全书》所收书籍一样多。在这个过程中，古典文化也遭到了一场浩劫。
清朝统治者除了在思想上、文化上钳制士人外，还继续采用科举来诱导知识分子就范。清朝沿袭明代“八股取士”制度，对前代科考制度又有所增损，形成了一整套极为完备的制度，一直持续到1905年才废除。各级学校都变成了科举应试的预备场，其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都与科举产生了直接联系。科举制度更加僵化，完全走进了形式化的泥淖，对当时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学方法和学风等产生了极大影响。《儒林外史》第三回中，当童生魏好古请求周学道出题面试诗词歌赋时，周学道说：“‘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该用心做文章，那些杂览学他做甚么？况且本道奉旨到此衡文，难道是来此同你谈杂学的么？看你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