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1908-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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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每两纹银由制钱1200文迅速上升为1800文，这是晚清第二个〃银贵钱贱〃时期；（4）从同治十二年到光绪三十年（1873…1904），每两纹银由制钱1800文下跌到1200文左右，这是晚清第二个〃银贱钱贵〃时期；（5）从光绪三十一年后（1905后），
每两银价由1100…1400文上涨到1800…2000文，这是第三个〃银贵钱贱〃时期（注：王宏斌著《晚清货币比价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2…5页。）。
银钱比价的这种反复无常的大幅度波动，给社会经济，尤其是政府财政收支及管理带来了诸多不便和严重危害。
首先，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这可以从两点来认识：一是银两与制钱的比价无规律的波动影响了对商业贸易的发展，政府在工商业方面的税收，自然会因工商业的萎缩而受损；二是币制过于复杂，又增加了税收上的困难。按照清制：民间交易使用制钱，政府收支使用银两。由于银钱比价长期波动，给政府的税收和民间的交易带来诸多不便。当银贵时，税吏们命令商民交银，钱贵时则勒令纳钱，纳银时有火耗、平余、解费等额外名目，纳钱时又不按市价折收，任意压低，从中渔利。因此，过于繁琐的额外负担，一方面促使商民逃税抗粮，缩小了政府的纳税范围，另一方面又为不法官吏提供了营私舞弊的机会，直接或间接地减少了政府收入。
其次，加重了财务行政的执行难度。自清初起，清政府一直被制钱的种种问题所困扰。钱贵、钱贱、私铸、私销及铜荒，每一问题都对清政府的财政和币制构成严重威胁。鸦片战争前后，户部又为银贵钱贱、白银外流而劳神苦思，穷于应付，咸同年间为弥补财政之不足，被迫实行以铸大钱、发票钞为内容的通货膨胀政策，其结果不仅不能够从根本上消除财政经济危机，反而导致物价猛涨、生产萎缩、金融秩序大乱。到了光绪年间，国际市场上金价暴涨，银价日跌，清政府在外债、外贸等方面倍受损失。在金融市场过于复杂混乱的情况下，各级财务部门的大小官员，一方面对各地银钱收支数额及执行中央规定税率的实际情况缺乏全面了解，一方面又因币制管理的松弛混乱而殚精竭虑。各级财政部门的具体职能和实际作用，无形之中大为降低。
总之，货币铸发权不统一、货币流通的混乱以及银钱比价的长期波动，极大地困扰了清政府金融管理职能的正常发挥，由此而引起的金融市场和金融管理的紊乱，已逐渐构成了对整个社会经济，尤其是对财政管理的巨大威胁，急待进行全面而又彻底的改革。
第二卷 光华维新 第六十章 直挂云帆济沧海（三）
币制改革的具体措施有：
（一）确立中华帝国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为主币。该纸币称为中国币。
截止光绪以前，清政府从未建立明确的主币单位。因为以往历届政府均实行多种货币（如铜钱、金银、纸币等）同时并用的政策，并无主币、辅币之分。光绪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扩大，建立一种长期稳定、使用方便，可与其他货币进行交换的主币单位的客观要求，逐渐被提上日程。1889年广东造币厂采用机器，试铸七钱二分重量的银元获得成功。1894年湖北造币厂又开铸了与广东银元大小重量相同的银元（注：《清德宗实录》卷二百四十，4页。）。两厂所铸银元因式样美观、成色划一，
故深受商民们的欢迎。其他省份看到广东、湖北两地所铸银元不仅能行销于市场，而且还可以获利，也纷纷购机仿铸。其结果，一方面使市场上银元数量大增，另一方面又使本来就很复杂的货币单位更加混乱，即重量成色不一，市价高低不同。对此，清政府曾多次下令禁止各地任意铸造银元，但收效甚微（注：刘锦藻纂《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十一，考七七一四。）。
建立中华帝国国家银行以后，规定禁止金、银等贵金属，银元、铜钱、其他类型的纸币在市面流通，由国家银行兑换成统一的货币——中国币。收回地方各省的铸币权。国家银行以现有的金、银等贵重金属的数量为保证金发行中国币，以一圆中国币等价于一克白银的价格，在市面上进行流通。同时，国家对金、银等贵重金属矿实行国家专营，按照每年开采的金银数量来确定每一年纸币的发行量。
（二）建立近代银行制度。
世界最早的近代银行于1580年诞生在威尼斯，1693年英格兰银行出现后西方银行就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中国在1897年前一直没有自己的银行。甲午战争前后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
1892…1899年间平均每年投资额（不包括轮运和金融业）超过了360万元，对资金的需求量大增，传统的钱庄、票号已经无法满足这种需求，当时中国沿海的外国银行一般不对中国工商业提供贷款，提供贷款时则多附加苛刻条件。因此工商企业迫切希望中国有自己的银行。正如郑观应所言“夫洋务之兴莫要于商务，商务之本莫切于银行。泰西各国多设银行，以维持商务，长袖善舞，为百业之总枢，以浚财源，以维大局”。
1897年，中国诞生了历史上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这其中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是盛宣怀的奏疏“条陈自强大计”，盛在奏疏中分析了银行的重要性，“西人聚举国之财为通商惠工之本，综其枢纽皆在银行……银行仿于泰西，其大旨在流通一国之货财，以应上下之求给。立法既善于中国之票号、钱庄，而国家任保护，权利无旁扰，故能维持不敝。各国通商以来，华人不知务此，英法德俄日本之银行乃推行来华，攘我大利。”并说明中国如办好银行且取信于商民就能“泉府因通而不穷，仿借国债可代洋债，不受重息之挟制，不吃镑价之亏折……但使华行多一分之利，即从洋行收回一分之权”。这份奏折获得了清廷的认可，通商银行也在第二年即1897年5月成立了。该银行成立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使更多的官民认识到了银行对工商业发展的重要性。
1905年8月，
户部银行在北京正式成立，1908年改组为大清银行。1907年清政府又组建了中国交通银行。1909年3月，大清银行改制为中华帝国国家银行，作为中华帝国的中央银行行使其职责。
在清理财政、统一币制的进程中，国家赋予中华帝国国家银行统管中央及地方国库的职权。
1909年资政院会同度支部制定了〃统一国库章程〃，进一步提出由中华帝国国家银行统一经理中央及地方国库。其要点是：（1
）国库分为总库、分库、支库三种，总库设于京师，分库设于各省，支库设于府州；（2）中央国库由度支大臣统率，其出纳则由中华帝国国家银行掌管，地方国库，即省库及府州县库，分别由当地银行或官银钱局负责；（3）政府收支的各种款项，均须汇于各级国库，以便统一收支、管理。
为了加强对各地银行及官银钱局的管理，国家又相继制定了《银行通行则例》、《储蓄银行则例》、《殖业银行则例》、《银行注册章程》等一系列金融法规。其中《银行通行则例》共分15条和附则3条，主要是关于银行经营的业务范围以及所须遵守的一些条规。如规定银行经营范围：各种期票汇票之贴现、短期拆息、经理存款、放出款项、买卖生金生银、兑换银钱、代收公司、银行、商家所发票据以及发行各种期票、汇票和市面通用银钱票等。所有银行必须将预定资本额、保结殷实商号、行号招牌、开办地址等等，呈报有关部门，在度支部注册后，方可营业。《储蓄银行则例》共13条，主要是关于创办储蓄银行应遵守的规章制度。如规定创办储蓄银行必须资本在50万圆以上，存款种类应分定、活两种，定期存款又分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和整存整取三种。理事人等对行中一切债务〃均负无限责任〃；每年结帐时，应将相当于存款总额1／4的现银、国债票、公债票和可靠的公司股票就近存入大清银行和其他殷实银行，作为这些存款的一部分担保等等。《殖业银行则例》共34条，主要是关于开办殖业银行应遵守的一些条规。如规定殖业银行应〃为股份有限公司，以放款于工业、农业为宗旨〃，资本必须在200万圆以上，其股票不得转卖或抵押给外国人或外国公司，且无论是官办还是商办，设立公行或代理店，其详细章程等均须呈报度支部核准。《银行注册章程》共8条，规定所有银行，无论是官办、商办或官商合办，
均应呈报度支部注册，并缴纳注册执照费，并由度支部核发注册执照后，方可开办。
近代银行制度建立以后，各地银行开始向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发放低息贷款，同时也承担起向工商业者发行大额贷款的业务。
通过《土地改革法》的实施，不但解决了迁延多年没有解决的土地问题，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也为工商业的发展筹集了资金，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准备了条件。
同时，土地改革也为建立义务兵役制奠定了基础。国家通过提供土地和其他公共服务，农民则通过服兵役及完成其他义务，建立起双方的社会契约关系。这也是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实现形式。
中华帝国国家银行的成立和币制改革则使国家一次性地集中了大量的财富。虽然纸币不可以按照比价兑换（中国币为不能兑换成金银等贵金属的货币，是由国家发行并强制流通的纯粹的货币符号，这是中国货币制度与西方不一样的地方，当时西方还在实行银本位的货币制度，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也必须严密控制纸币的发行量以避免通货膨胀，但最终完成了货币的近代化进程。
完成了土地改革、兵役改革和币制改革，下一个重要步骤就是要大力发展工商业，特别是决定近代国家国力的重工业。德国的统一和日本的强大都是建立在铁血政策的基础之上的。血是指军队和战争，而铁则是支撑战争的重工业。没有强大的重工业就不可能有强大的军队，这是近代历史上的必然规律。
第二卷 光华维新 第六十一章 中国第一部宪法（一）
光华元年一月，中华帝国皇帝金宰阗，下达了资政院召集令。
资政院院长，由德高望重的军机大臣鹿传麟担任，同时免去了他军机大臣的职位。鹿传麟年老昏聩，已经没有能力再胜任军机大臣繁重的工作，而资政院院长这职务比较清闲，便让他来担当。
资政院副院长，则由曾经出洋考察宪政的李家驹担任。
资政院设议员300人，其中125人由皇帝委派，余额由各省咨议局员互选本省议员充任。他们中大多数都是君主立宪派人士。
光华元年（公元1909年）2月1日，资政院议员齐集北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通过《资政院组织法》，废除《资政院院章》，宣布资政院将制定中国第一部宪法（《钦定宪法大纲》只是宪法的大纲，不是宪法），开始了中国第一个代表民意的机构的运作。
就在沈家本等人制定宪法的时候，资政院也通过了一系列的法令，其中有：
《贵族令》，除旧有的皇室宗亲，王公大臣，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外，有勋劳的各族平民（特别是维新的有功人员）和地方上的富商巨贾、名门大姓，也可以位列贵族，为将来建立同众议院抗衡的参议院奠定了基础。
《内政部组织令》，新成立内政部，在各省设立警察厅，改提刑按察使为警察厅长，废除捕快，统辖全国的警察。
《教育部组织令》，组建教育部，建立近代教育制度，统辖全国大、中、小学。
《大理院组织令》，改大理寺为大理院，在全国各地分设各级法院，使司法权从行政权当中分离出来。
到了5月8日，沈家本等人拟成的《中华帝国宪法草案》交由资政院审议，于光华元年（公元１９０９年）６月１日，宪法草案审议完毕。由资政院长鹿传麟、副院长李家驹呈递上来，交金宰阗批准，颁行天下。
光华元年（１９０９年）６月１日，金宰阗在紫禁城中举行隆重的立宪仪式。９点３０分，金宰阗身着黄袍率领群臣在奉先殿祭拜皇祖皇宗神灵，献上《告文》，表明制宪的理由。１０点３０分，金宰阗又穿着陆海军大元帅服装在太和殿大会群臣，宣读了颁布宪法的诏书，然后接过资政院长鹿传麟呈上的宪法文本，亲手交给了军机大臣张之洞。此时，礼炮鸣放１０１响。
金宰阗同时颁布了《中华帝国皇室典范》、《中华帝国国会法》、《中华帝国参议院法》、《中华帝国众议院法》等宪法性的法案。并且宣布为谭嗣同、林锐、刘光第、康广仁等人恢复名誉，叙正三位，还加派特使到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