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1908-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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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乘坐的“重庆”号抵达烟台港时，慈禧的懿旨已经到达烟台。但是，电报十万火急地送达帝国政府在烟台的衙门时，这里的最高官员登莱道李希杰因事外出没在，而译电的密码本带在他的身上，结果烟台的官员们只知道是朝廷发来的特急件，但就是不知道电报上说的是什么。而康有为利用轮船在港口停留的几个小时的时间在烟台的大街上闲逛了一番——“
游览了近处的风光，购得几篓烟台苹果供沿途品尝。”
“重庆”号继续向上海方向航行。海风吹拂，秋高气爽，康有为全然不知大祸即将临头。
上海不是烟台，早已受到慈禧的懿旨的上海道蔡钧已在上海布下了天罗地网。康有为的照片被大量地分发给了大街小巷中的所有缉捕人员。消息传来说，康有为很可能乘坐的是一艘英国船，因此，蔡钧特地照会了英国驻上海领事白利南，要求他准许搜查从天津开来的所有英轮。
白利南，1898年至1901年间英国驻中国上海总领事。这个英国人具有典型的帝国主义们的思维模式。尽管他在拒绝蔡钧的要求时，答应由英国派巡捕完成搜查任务，并且对蔡钧许诺的“事成之后送两千元为酬谢”表示了感谢，但是，私下里，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当场就决定营救康有为。原因很简单，不管帝国政府捉拿的这个人是李有为还是王有为，反正是中国的“政治犯”。况且，他的朋友李提摩太的电报随后也到了，李提摩太请求他保护康有为的安全。白利南对自己的决定解释得措辞生涩含义暧昧：“希望避免因政治犯康有为倘若在英国船上或上海租界被中国官员捕获而可能引起的困难问题。”——帝国政府要在自己的国土上或领海上捉拿一个中国人，如何让英国人感到是一个“困难问题”？洋人对中国的政治犯天生有一种保护的欲望，这与其说是在保护一个“不同政见者”，不如说是在通过有意的对抗来提醒中国政府：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我的特权是铁一般存在的。
第二卷 光华维新 第五十五章 共此灯烛光（二）
24日，当“重庆”号行驶到吴淞口外的时候，白利南派出了一个精通中国话的英国人濮兰德乘驳船前去截“重庆”号。濮兰德手上有上海道蔡钧发给他的“钦犯”康有为的照片，因此他很快就在船上找到了康有为。以下是他见到康有为时两个人的对话：
濮兰德：君为康有为乎？
康有为：是。
濮兰德拿出照片：此君之相乎？
康有为：然。
濮兰德：君在北京曾杀人否？
康有为：吾安得为杀人事，何问之奇也？
濮兰德立即出示他在上海道蔡均那里抄来的懿旨电报，电报上写着：“进红丸弑上，即密拿就地正法。”
濮兰德：君有进红丸弑上事否？
康有为：我乃一忠臣也！
濮兰德：我领事固知君事忠臣，必无此事，且向知汝之联英恶俄，特令我以兵船救君，可速随我下轮，事不可迟，恐上海道即来搜船。
康有为跟在濮兰德身后下了“重庆”号，濮兰德的驳船将康有为转移到停泊在吴淞口外的另一艘英国轮船“皮瑞里”号上去了。
至此，康有为基本上安全了。
一个千载难逢的升官机会就这样从上海道蔡钧的手掌上飞走了，不但如此，他将面临的是慈禧“暴跳如雷”的处罚。
康有为开始痛哭了，濮兰德劝了半天才止住。他哭的原因有二：首先是为自己的身败名裂而哭；同时他从慈禧的电报上推测，皇上肯定被慈禧杀了。
“皮瑞里”号在吴淞口外停泊了两天。在这两天里，康有为不停地写信。给朋友写，请求他们救自己的家人；给家人和学生们写，让他们赶快避难。他想跳海自杀，和皇上一块死，因此留下一封遗书，他想到了地狱、天堂和佛家：
吾专为救中国，哀四万万人之艰难而变法以救之，乃蒙此难。惟来人间世，发愿专为救人起见，期皆至于大同太平之治，将来生生世世，历经无量劫，救此众生，虽频经患难，无有厌改，愿我子弟我后学，体吾此志，亦以救人为事，岁经患难无改也。地球诸天，随处现身，本无死理。至于无量数劫，亦出救世人而已，聚散生死，理之常，出入其间，何足异哉？到此亦无可念，一切付之，惟吾母吾君之恩未能报，为可念耳。（见《康南海先生墨迹》
，《戊戌变法》（一），第409页。）
在准备跳海自杀的时候，他还作了首诗：
忽洒龙翳太阴，紫薇移座帝星沉。孤臣辜负传衣带，碧海青天夜夜心。（见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第162～16 3页。）
康有为没有跳海。他没有死。
9月29日，英轮“皮瑞里”号到达香港，康有为彻底脱险了。康有为最积极和忠实的追随者梁启超也在洋人的掩护下脱险了。掩护梁启超的是日本人。21日，在京城一片步军搜查的马蹄声中，梁启超和谭嗣同商量着怎样救康有为。谭嗣同建议去求日本公使，让日本公使给驻上海的日本领事发电报，设法掩护康有为。梁启超赶到日本使馆求见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时脸上“颜色苍白，漂浮着悲壮之气”。他请求日本人救中国的皇帝。说完了，到街上去观察动静。步军此时已断绝交通，盘查所有行人，满街杀气腾腾。他终于只有又跑回日本使馆。当夜，他在日本使馆留宿。
第二天，谭嗣同来日本使馆看他，劝他逃亡日本。而说到自己时，谭嗣同表示“自己决心一死”。他把自己诗文辞稿数册以及家书交给了梁启超之后，便又回到自己的住所去了。
步军们已经注意到日本使馆里的不正常。于是，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立即派正在北京的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陪同梁启超化装出城。至于他们到底化成了什么样，史书没有记载，但可以想像化的绝对不是一般的装，因为他们竟然瞒过了布满城门的步军官兵们的眼睛。
梁启超在天津径直上了日本人的军舰，军舰直接开往了日本横滨。梁启超在《去国行》中描述了他逃亡时的心境，行文仍有骚体美文之风：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见梁启超：《去国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
10月24日，康有为从香港到达日本和梁启超会合。
康有为对于戊戌变法的失败、六君子被杀，心情异常悲愤，唯一使他感到欣慰的，是光绪帝尚健在，变法新政或许还有中兴的希望。于是，在百日维新期间依靠君权变法的幻想，凝成了保皇复辟的决心，以为欲救中国，惟有迫使慈禧归政、光绪皇帝复辟之一途。为此，他与梁启超首先考虑重建自己的宣传阵地。当年十一月十一日，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发刊《清议报》，以“尊皇”为宗旨，认为中国能立与否，全系乎改革不改革；能改革与否，又全系乎皇上有权无权，故当前“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
同时也深刻指出民族危机的严重，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和侵略手法；尖锐抨击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所谓“逆后贼臣”之凶残守旧和昏庸腐朽；批判封建专制，阐述“国”与“民”的关系，谓“不有民，何有国；不有国，何有民。民与国，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提出资产阶级“国民”的概念，其民权思想比戊戌时期更进一步。康、梁当时又以“维新志士”流亡海外，在爱国华侨中颇具威望，故此《清议报》在舆论界有相当影响。为了饱受“禁锢之厄”的皇上，康有为在海外成立了“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便是“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的纲领。他在英国、美国到处游说集资，设立“保皇会”的分部，他甚至还请一个名叫荷马李的美国人来训练“保皇军”，且“代表中国皇帝”封荷马李为“大将军”，发给他一套大清帝国的“将军服”。康有为的相片和那个穿着帝国军服的美国人荷马李的相片并排挂在了“保皇会”的办公室里。光绪皇帝在孤岛一样的瀛台度过他30岁生日的那一天，康有为在美国组织了大型的“华侨行礼”活动——“龙牌在上，龙旗在顶，乡人无工商贵贱老幼，长袍短褐，咸拳跪起伏，九叩首，行汉宫威仪”。
对于这样忠心耿耿的人，金宰阗当然是要重用的啦。
其实，早在慈禧太后死去的第二天，金宰阗就向中国驻日本公使馆、日本各报馆，拍发了一道电报，召康有为、梁启超回国，其文云：
大清帝国驻日本国公使，日本国各报馆，康有为、梁启超二先生电。朕自即位以来，夙兴夜寐、宵衣旰食，未尝忘祖宗社稷也。康、梁二先生，朕之故友，朕未敢忘也。今大局初定，百废待兴，朕思古之伊尹、傅说而不可得，愿以卿相之位以待二位先生。愿二位先生念及旧谊，早日归国，以助朕躬。
康有为、梁启超等的就是这一天。接到电报后欣喜欲狂，当即吟哦杜甫的诗作《闻官军收河南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诗书喜若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至洛阳。马上回电，其中约莫是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类的话，也毋庸赘述。反正是康有为、梁启超二人是收拾行装，准备回国了。不想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意外，使康有为、梁启超二人的归期，又晚了好些天。
原来康有为、梁启超组织保皇党，其宗旨在于保光绪、倡导立宪，与孙中山的同盟会可以说是争锋相对。于是两方在东京一带报馆，展开论战。梁启超在日本重建改良派的宣传阵地，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1898年12月）创办《清议报》，前后历时三年，共出100册；二十八年又创办《新民丛报》，历时近六年，共刊行96号。康有为有一好友，名唤杨度，乃是保皇党中翘楚。他鼓吹君主立宪，张皇帝政，尤为卖力。你想日本国里面，是革命党人聚集的地方，他们统统反对皇帝，自然反对杨度，当下有革命党少年，寻至杨度寓所，赠他两粒卫生丸，一丸及胸，一丸及腹。幸亏杨度躲闪得快，只伤及皮肤，未及要害，还算保得住性命。
却说这位杨度，也是非同小可。他是湖南湘潭人，字皙子，号虎公，生于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年），年少时曾参加公车上书，年轻时师从国学大师壬秋老人习帝王之术。壬秋老人即是湖南名士王辏г耍蹶＇运曾经对出过“欠食饮泉，白水岂能度日”这样的绝对（他的下联是：麻石磨粉，分米庶可充饥），写过一首《圆明园词》，时人比之为白乐天的《长恨歌》。后来杨度又醉心于新学，上了湖南师范，但在场屋之中，却屡战屡败。到了1903年，清政府于苟延残喘之余，也想别开生面，在“保和殿”新开御试“经济特科”，杨度是第一批考生。榜发后，后来成为北洋政府财长的梁士诒被取为一等一名，懂新学的杨度中了一等第二名。意想不到的是，有人向西太后进谗言，把梁士诒这个名字说成是“梁头康尾”（梁启超的“梁”字，康有为字祖诒的“诒”字）。于是，这帮子新式科举人物均沾上了“康梁余党”的嫌疑，正是为老佛爷所切齿痛恨的。眼看博取到手的功名，转瞬即失，杨度懊丧不已，于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留学日本谋求救国之道，充任驻日留学生联合会的副会长，与杨笃生等创刊《游学编译》，在1905年，清政府为了挽救危亡，迫不得已准备立宪，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他们到欧、美、日本走了一趟，回国后也是糊里糊涂，摸不着头脑，被时人戏称为“出洋看洋画”。而杨度除了日本外，哪里也没去，却被请来捉刀代笔，为这五大臣的出国考察写出考察报告——《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杨度为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写考察报告，并因此得名。清政府有关“立宪”的文件多出自杨度之手。杨度还主编过《中国新报》，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杨度被刺受伤，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自然是延医送药、悉心照料，延误了回国的日期。但杨度既然伤在革命党人手中，对孙中山更是恨之入骨，累得同盟会中，多一强敌，不得不严加防范了。
直至光华元年一月二日，维新第一诏下达之后，杨度病体初痊，三人方才离开东京，搭乘东洋丸归国。半个月后，金宰阗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了三人。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见到康有为、梁启超，金宰阗忍不住吟诵起杜甫的名作《赠卫八处士》，来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