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军工传-第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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嗥啵煅怨凵昶淇凇５灿懈霰鹑松膊蛔〕担�6月8日那天召开的讲师座谈会，鸣放中一直没发过言的理论力学教授会讲师王连起不知拨错了那根筋，竟慷慨激昂地开了腔，一篇言词尖刻的长篇发言刊登到《工学》报上，他可真是自己跳出来的鱼。
刘有光副政委到北京开会去了，学院里的运动似乎处于暂时的停滞状态。《工学》报上陆续刊出一些学员和实验员批评老教授的文章，口气颇为温和，充满以理服人的学术气氛，例如一篇文章的标题是《两点浅见——与杨仲枢、曾石虞两教授商榷》。适逢松花江汛期，全院人员都投入防洪修堤的劳动中，静谧的军工大院显得冷冷清清。
那天晚上，张衍接到刘有光的长途电话，他连忙做记录，放下电话，他对张子明说：“我们挨批了，成了全军反右的落后单位。”两个人神色肃然，默默离开办公室。
在北京参加总政关于全军反右斗争的会议以后，刘有光匆匆返回学院，没顾上回家，马上召开院党委常委会议。
“我们落后了。这次开会，我汇报了军工的整风情况，挨了批评，说我们这儿冷冷清清，哪里像是反击右派？”刘有光目光阴郁，心事重重，望着默不作声的众常委们说：“如果再不开始反右斗争，我们这些人也得成为右派分子，怎么办呢？我看，大家赶快研究一下，我们的反右运动怎么搞……”
6月29日，刘有光代表院党委在军人俱乐部做了“反右派斗争的全院动员报告”，此时，哈军工的反右斗争才拉开了大幕。
杨仲枢在劫难逃。听了动员报告，他神思恍惚地往家走，路过二道门，醒目的大字报张贴在路两旁，斗大的黑字写的是“质问杨仲枢”。他怎么也想不通，刘有光副政委不是说过“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扣几个帽子也不要紧”吗？他不是也讲了“宗派主义在军工很严重”？怎么我的发言现在就成了右派言论了呢？
他低头走着，突然听到身后有曾石虞的声音：“嘿嘿，真没有料到哇……”
杨仲枢站住，回头一看，张述祖一脸凄苦抑郁的表情，和曾石虞一起走路，眼神呆滞，似乎不认识他杨仲枢，倒是老夫子向他点点头，强作笑颜地打声招呼。
杨仲枢回到家里，在书桌前失神地枯坐着，王禄臻把一份转载《人民日报》社论的《工学》报轻轻放到他的面前，一句话也没说就转身走开了，小儿子昂岳怯怯地走进来，鼓足了勇气说：“爸爸，同学们说你犯错误了，他们都不理我了，连平时跟我打乒乓球的‘大片刀’教授叔叔也不理我了。”
杨仲枢看看儿子，长叹一口气，喃喃道：“爸爸对不起你！”两行热泪从他瘦削的双颊流淌下来。
哈军工的反右斗争如火如荼，各种辩论会昼夜不停，大字报更是铺天盖地，人们同仇敌忾，口诛笔伐，要把猖狂向党进攻的右派分子一个个揪出来示众。7月2日，杨仲枢在教授反右分析批判会上开始做检查，但他始终坚持说“自己的动机是好的，没有反党的意思”，于是他被界定为顽抗死硬者。
惊魂甫定的众教授们在检讨自己的同时，又一齐把杨仲枢当成批判的活靶子，有些人为了自保，就开始努力表现自己，好像在一片沼泽地中，不踩着杨仲枢，就无法挣扎着爬到岸上。在流火的盛夏里，批判、揭发杨仲枢的大会开了十多次，一次比一次的温度高，胡振渭夫妇也反戈一击了，于是，杨仲枢成了“鼓动全院人员向党进攻，企图推翻党的领导，彻头彻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右派分子。
笔者实在不忍心摘录当时哈军工众教授们批判杨仲枢和王连起的发言。断章取义、故意曲解、落井下石、无限上纲，是当时全国反右斗争中揭批右派分子时的普遍现象，哈军工也不例外。但是能责怪这些积极投身反右派斗争的读书人吗？面临泰山压顶的政治压力，知识分子只有举手投降的份，自己都处境危险，还顾得了别人？因此打起右派来都十分卖力气。
在一片声讨声中，有一位老教师始终一言不发，他就是副教授叶荫庭。30多年后，叶教授说，领导多次督催我发言，我说自己耳朵聋，听不清。可我心里想，杨仲枢那些话，没啥大错，硬往右派上打，荒唐啊。
8月8日的《工学》报上，一篇《向张述祖副部长进一言》的文章点燃了围剿张述祖的战火，署名作者虽然是一个并不认识张述祖的二系学员，但谁都知道，这是学院反右领导小组的战略部署。
36 整风鸣放 杨仲枢直言惹祸端（5）
尽管7月3日张述祖就在教授座谈会上明确表态，坚决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并开始检查自己6月6日的发言。接着从7月6日起到11月24日，连续做了五次深刻的检查，但无济于事，右派分子的帽子就像法海收拾白娘子的金钵，无情地紧紧罩在他的头上。
当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著名学者聂绀弩有个描写反右的名句：“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椎心坦白难。”
笔者细读了张述祖教授写下的那数万字的检查，可以看到这位老教授当时如何想脱胎换骨，抽筋剥皮，剖心割胆，穷尽一切词汇来表达自己对党的忏悔和忠心，甚至做对了的往事他也去违心地检讨一番。例如，张述祖在建院初期，以陈赓和其他院领导为榜样，自觉地住进简陋的小平房，这件事并不错，他在检查中，却说这是“脱离群众”的错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中，正直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无奈地自我丑化，自我作践。
当第一场大风雪把哈尔滨带进严冬的时候，张述祖家中一片愁云惨雾。面容憔悴的张述祖已经多日吃不下饭，反右斗争使他一下苍老了许多，他把几个孩子都叫到跟前，嗓音嘶哑地说：“爸爸犯了错误，看来学院决定把我划成右派分子，以后我不能再当教授了。”
老伴陈德华忍不住哭泣起来，小女儿希秦见妈妈哭了，也“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张述祖连忙说：“别哭呀，听我说。爸爸是农民出身，小时候就会种田，一旦学院不用我了，我打算回老家种田去，你们要有个思想准备才好。”
孩子们都低着头，谁也不吭声，自从父亲挨批后，他们看尽了别人的冷面白眼，自己觉得掉进了万丈深渊，还能说什么呢？
看看全家人一片静默，张述祖摆摆手：“都去学习吧！”
哈军工的反右派斗争，斗出个死硬的大右派分子，此人叫王维一，是
图书馆的少尉助理员，他的主要右派言论是“否定哈军工肃反运动的成绩”，他公然说“人民民主民怕主”，于是成为众矢之的，各个系都要求和王维一当面辩论。这位仁兄真是不含糊，豁出去了，他整天骑个破自行车，身后背上一个小牌子，上写“我是王维一”，哪儿找他辩论，他就去哪儿辩，一个人要舌战成百上千的辩论者，最大的一次关于肃反问题的辩论大会整整开了9天。
1957年7月25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刊登一条消息，题为《军事工程学院举行肃反问题辩论会——驳倒反对肃反的王维一》这大概是哈军工反右斗争时惟一在中央一级大报上登载的稿件。
像王维一这样在肃反中被斗错的人，对肃反心怀不满，鸣放时态度偏激，大放厥词，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又和群众严重对立，死不认错而当了右派，在哈军工是极少数，绝大多数被打成右派的人不过是因为几句话或者与顶头上司有些矛盾、给支部书记提过意见而已。
到了1957年底，全国的反右派斗争早已大获全胜，似乎该鸣金收兵了，哈军工也开始第三阶段的整风，3万份大字报标志着人们的政治热情，人们按院党委的要求，给领导提意见。12月底，军委下令调刘有光赴京任五院政委，翌年春，谢有法政委走马上任。不久，反右运动又起新的高潮，名曰“反右补课”，于是，本来没有事儿的年轻人便一个接着一个被“补”成右派。
毛焕曾是炮兵工程系207教研室的技术员，少尉，1955年从南京雷达学校毕业后，因成绩优秀，被分配到哈军工，那时候他才21岁，尽管祖父和不少亲戚都在美国，但他对新中国一往情深，高中毕业才17岁，就瞒着母亲去参军，到重庆报考西南军区通信学校。
个子高高、性格开朗的毛焕曾，是个业务尖子，来哈军工前就两次立功受奖；在207教研室，他是团支部书记，思想进步，为人正派，群众威信很高，1955年冬，陈赓大将陪同武元甲到各系参观，毛焕曾就代表教研室向贵宾介绍各种雷达的性能。
1955年肃反时，207教研室一名教员成为怀疑对象，三审两问，吓得他精神分裂，一年的内查外调，证明他没有问题，可此人已经没法子工作了。反右前的整风鸣放中，毛焕曾为此提出批评意见，他说，“左”在某种程度上所引起的后果比右还坏，所以他建议搞运动也应防“左”。反右大潮汹涌澎湃之时，他对杨仲枢等右派老教员表示了同情，认为他们的言论中有合理的成分，不应断章取义。
这就够了，这位热血青年被补进右派行列。他自然想不通，二系反右领导小组认为他“没有低头认罪、真诚悔改之意”，在最后那次批判会上，毛焕曾已经无心听一些人无中生有的聒噪了，他的笔记本下压了一本名著《堂吉诃德》，有心无心地翻一翻，当有人说他“反党”时，他终于愤怒地站起来说：“以前西班牙有位骑士叫堂吉诃德，他和风车作战；我看现在也有一些新堂吉诃德，找错了斗争对象，把自己的同志当成敌人。今天我敢说，就是把我毛焕曾烧成灰，也找不到一点点反党的材料，历史将证明我是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我们军队的！”
物理教授会有一对业务骨干夫妇，丈夫是位人高马大、性格豪爽的壮汉，叫王琥，妻子文静贤淑、端庄秀丽，叫寿瑞兰。1953年秋与16位上海同学一起来到哈军工，成为哈军工年轻的助教。同是上海老乡，星期六晚上，大家常到王琥家里聚一聚，有一次啤酒买多了，
苹果也不好吃，几个小伙子瞎起哄，把一瓶啤酒倒掉，又扔了几个苹果，没想到这么个芝麻绿豆的小事被参加聚会的一位女同学汇报给协理员，协理员说：“太不像话，这是资产阶级少爷作风，我要批评他们。”果然在一次会议上协理员批了
上海人一通。
36 整风鸣放 杨仲枢直言惹祸端（6）
上海同学对打小报告的人自然心怀不满，王琥是个热心肠，他爽直地说：“都是上海来的同学，算了，算了！星期天大家来我家吃饺子，把话说开了，别影响了团结。” 没想到那位女同学接到请帖，反感地说：“哼，王琥算老几，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
那天王琥下班回家，看见教授会的党支部书记在屋子里来回踱步，态度挺严肃，寿瑞兰正在那儿低头擦眼泪。
北大毕业的支部书记也是上海人，他劈头盖脸地教训起王琥：“听说你对汇报情况的女同学有意见？想教训她？你和寿瑞兰要注意站稳党的立场，不要跟着群众瞎起哄。”王琥是个点火就着的火暴脾气，他本来是好心，想调解同学间的矛盾，怎么弄出个立场问题？他和支部书记吵了起来。从此，王琥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1955年肃反，物理教授会硬弄出个“
复旦反革命小集团”，说王琥是小头目，支部书记派人来抄王琥的家，最后查无实据，不了了之。一直积极争取入党的王琥，心里真是凉透了。好在王序卿后来听了王琥的汇报，鼓励王琥好好搞专业，别计较那些飞短流长。
1956年，王琥跟着慈云桂搞科研，慈云桂对颇有天赋的王琥很是欣赏，推荐他去苏联攻读副博士，学院批准了这一推荐。
反右运动开始后，被党支部视为“思想一贯反动”的王琥，自然成为重点批判对象，而大大咧咧的王琥偏偏口无遮拦，《人民日报》发表葛佩琦的言论，尽管是断章取义的篡改，王琥看了，竟敢公开说葛佩琦“讲得有点道理”；看到章乃器的言论就说“有骨气”，对费孝通和潘光旦的言论也点头称是，并向同事高伯龙讲师介绍一番。
这个傻大胆的王琥还跑得掉吗？1958年3月，对王琥重新复查，升级为右派分子。物理教授会开大会批判他，教授会主任率先发言：“坐在我们面前的带着上尉军衔的右派分子王琥，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了，他是解放军的叛徒！”
听到这里，王琥怒火中烧，大吼一声：“你说谁是叛徒！”随手抓起面前的竹壳暖瓶朝主任甩过去，幸好没砸着，会场顿时大乱。右派分子敢打人，这还了得！王琥马上被看管起来，3月22日他被送到院警卫营监督劳动。
以上说的都是教员中的“右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