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军工传-第9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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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臻亲切的俄式拥抱，使聂荣臻感到兆头还不错。
中苏谈判从9月9日开始，经过35天反复和曲折的磋商，终于在10月15日签订了协定。尽管苏方把最新技术藏起来，不让中方知道，但总的来说，协议的签订对中国军事尖端技术的发展有相当的帮助。
作为聂荣臻的得力助手，陈赓参加了谈判的全过程，他对谈判每一步进展的深入分析和具体建议都获得聂荣臻的赞许，10月15日的协议倾注了陈赓的心血。
协议草案由雷英夫带回北京呈周恩来和毛泽东审批，毛泽东和周恩来对草案表示满意。
有一天，陈赓趁谈判间隙到驻苏大使馆打电话，召来了在莫斯科动力学院
留学的彭士禄。彭士禄的父亲是中共早期著名领袖彭湃烈士，父母牺牲后，彭士禄历经种种苦难和生死的考验。解放后，他赴苏联留学，1955年毕业于莫斯科
化工机械学院，又考入莫斯科动力学院。
见到了父亲在大革命时代的老战友陈赓，彭士禄激动地叫了声：“陈叔叔！”便无语凝咽。
陈赓拉着彭士禄的手，仔细端详着这个意志坚强、品学兼优的烈士遗孤，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两个人谈了一阵子，陈赓问道：“你知道反应堆、原子能、核动力都是什么玩意吗？”
彭士禄说：“没学过，但我知道这些都是目前世界上的尖端科学技术。”
35 走出国门 参观团苏波捷求学取经（7）
陈赓点点头说：“不错，靠这些最新科技，美国和苏联都造出了原子弹，美国还造出了核潜艇，苏联大概也造好了。我们必须急起直追。”说到这儿，陈赓压低声音，两眼望定彭士禄，严肃地说道，“中央有个决定，要让一批留学生改行学习原子能、核动力等新专业，我们在这方面舍得花本钱，士禄，你愿不愿意改行呢？”
彭士禄没有片刻犹豫，他斩钉截铁地说：“愿意！只要国家需要。”
“好！”陈赓站起来送彭士禄，“等候组织上的正式通知吧。趁现在中苏关系不错，好好学真本领，把我们国家的原子弹和核潜艇搞上去！”
在陈赓的引导下，彭士禄走上了一条艰苦的核动力科研道路，成为中国核潜艇工程的第一任总设计师，为中国的核动力和核电站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是后话。
中国代表团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分别见面之后，启程回国。
陈赓回到总参办公室，又一头钻进繁忙的工作之中，他一边关注着中苏“10？15”协议的落实，一边准备去南方参加海陆空部队联合举行的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就这样，回到北京没几天，他又风尘仆仆南下了。
这是陈赓在1957年中第三次南下，第一次是在2月下旬，他离京到南京等地检查工作，并沿途勘察地形。3月中旬，又从上海出发勘察沿海岛屿，他饱尝艰辛，在波涛裂岸的海边，他拄着拐杖，迎着风雨，一个海岛一个海岛地深入部队，由于过度疲劳，有一天晚上，他在洗澡时竟摔倒在浴室里，当他挣扎着爬起来，感到胸部一阵阵疼痛，此时，他的几根肋骨已经骨折，可他却毫不在意，就这么强忍着又继续工作了。
3月16日他从上海写信说：“十八日即将去海上勘察岛屿，然后经宁波到温州之线，也许还要去浙东海面（一江山、大陈）一次。失眠症仍在继续，每晚必须服药才可入睡。”4月6日，他又在杭州写道：“七天的海上生活，虽未遇险风巨浪，我却弄得头晕目眩……”在这次勘察的途中，他得知奥列霍夫去世的消息。
回到北京，他又被各种紧张的会议所包围。6月初刚送走刘居英一行人，月底他又离开北京，冒着南方的酷暑，去广东
福建沿海继续进行军事勘察，这是第二次南下。
这第三次南下后从上海返回北京，陈赓脸色蜡黄，眼眶发青，身体极为疲惫，一进门就把傅涯吓了一跳。他扶着门框对傅涯说：“傅涯呀，我这一回可能坚持不了啦！……”
傅涯劝他好好休息几天，可陈赓第二天似乎忘记了傅涯的叮嘱，又艰难地支撑着，不声不响地照常上班。
12月18日中午，陈赓在军委开会，一点多钟才回到家里，傅涯埋怨道：“我等你到一点钟，还不回来吃饭。你呀，你这么做还没有什么，你还年轻，你把老帅们拖垮了怎么办？”
陈赓笑笑没吱声，中午他没有休息，下午又听汇报，然后到周恩来那里开会，研究筹建一个新的国防科学研究院的问题，会议上有争论，很晚才散会，陈赓心中不快，情绪抑郁地回到家里。到了晚上，陈赓感到很疲劳，他对傅涯说：“今晚我什么事也不干了，你陪我去怀仁堂看戏吧！”傅涯向机关请了假，陪陈赓坐车去中南海看戏。陈赓没有什么嗜好，看看戏，摆摆龙门阵就是他最好的休息。
散戏已是深夜，这是一个普通的冬夜，四处静悄悄的，陈赓这一晚睡得很熟，他不会知道，病魔正向他步步紧逼。
第二天，陈赓吃完早饭，穿好军服，正准备去总参谋部上班，忽然有人因急事登门找他，傅涯看看家里一切都正常，就上班去了。灵镜胡同的后院里只有陈赓和两岁的小儿子涯子以及忙碌家务的阿姨。
客人刚走不大一会儿，涯子从
客厅里跑出来，到厨房找到阿姨，结结巴巴地大声说：“阿姨，我，我爸爸哭了！”阿姨正在收拾锅碗瓢盆，以为小孩子说着玩的，并没在意。涯子很聪明，他又跑到前院， 拉住司机老赵的衣角：“爸爸哭了，爸爸哭了！”老赵心里一惊，连忙跑到客厅，只见陈赓倒在长沙发上，脸上失去血色，剧烈的心绞痛，使他呼吸困难，大汗淋漓，满面泪水，陷于昏厥状态。
老赵忙把陈赓抱到床上，张副官立即给北京
医院打电话，一个抢救小组以最快速度赶到。医生们来到屋里的时候，陈赓仍处于休克状态，手脚冰凉，脉搏测不到，血压量不到，医生们立即确诊为心肌梗死，抢救小组一直忙到夜里十一点多，陈赓才苏醒过来。
这一整天从早到晚，灵镜胡同车水马龙，人们穿梭似的进进出出。傅涯闻讯先赶回来，总参的秘书们也赶来照料，中央军委和各军兵种首长都来探视，他们当中有彭德怀、聂荣臻、粟裕、张爱萍、刘亚楼、陈锡联等。
彭德怀站在陈赓的床前，拧着眉毛，噘着嘴，他想起今天刚刚收到毛泽东昨天的批示，那是陈赓写给国防部关于防空作战的报告，毛泽东对陈赓的意见非常重视，当即批道：“退彭德怀同志，非常必要，请你督促空军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请考虑我空军1958年进入福建的问题。”唉，陈赓呀陈赓，你病成这样还坚持工作，昨天主席刚批阅了你的报告，你今天就倒下去了，唉，陈赓呀！彭德怀心痛地看着陈赓苍白的脸，默默站了半天才退到外屋去安慰傅涯。
35 走出国门 参观团苏波捷求学取经（8）
聂荣臻见到陈赓病成这样，也心痛得手发颤，他一再向医生叮咛，要尽一切力量抢救。
陈赓的心里只有工作，惟独没有他自己。他刚苏醒过来，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对××不能让步！”守在他身旁的陈锡联劝道：“咳，你这命都不保了，先别想那么多了！”
陈赓生病的消息传到上海之后，宋庆龄曾在12月26日来信慰问：“我离京前一天听说你生病，很想去探望你，但据悉医生不让探病，恐致惊扰病人，因而未果。特致函慰问，并希望你好好休养，早复健康。”
这次陈赓被病魔击倒，真是千钧一发，险情过后，他被送进北京
医院，在那里卧床治疗了三个月，才能起身走动。
36 整风鸣放 杨仲枢直言惹祸端（1）
整风鸣放 杨仲枢直言惹祸端
反右斗争 众师生含冤戴帽子
1957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
2月27日下午，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发表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毛泽东以极为开放的口吻，纵古论今，谈笑风生，鼓励大家鸣放。当与会的各界人士在夜幕下离开灯火辉煌的怀仁堂时，一股温馨的暖流从中国的政治中心流向全国。
4月30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恳切地请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在大红宫灯下，毛泽东对民主党派负责人说：“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宣战。” 5月1日，全国的整风运动正式开始。
远离北京的哈尔滨，政治敏锐性并不差多少，顶多在时间上比北京慢半个月左右。
3月中旬，哈军工层层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3月底又召开全院的宣传工作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各单位都组织了学习讨论。5月4日，《工学》报第一版以全版篇幅和“积极的情绪，活泼的思想”为题，报道了全院的学习情况，热情洋溢地总结了学院的政治气氛：“全院同志学习毛主席讲话以来的积极情绪是一个伟大的动力，它不仅要推动我们的学习，使之前进，更要推动我们院的整个工作，使之前进！”
5月16日下午，院党委召开第一次老教师座谈会，请老教师对学院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1956年初以来心情愉悦的老教师们，政治热情挺高，与会的70多名老教师纷纷举手，大家踊跃发言，不少批评意见是相当尖锐和不讲情面的。
院教协主任、材料力学教授会主任周明【溪鸟】教授说：“学院官僚主义严重，到处好像衙门、官府，不像学术机构，例如少数人居住的‘将军楼’，空了很多房子没人住，另一方面却又有很多同志没有房子住。”
马明德教授批评政治工作至今还未深入教学：“教学人员的政治学习，老是‘传达动员—领会文件精神—联系实际讨论’，不但对老教师不适合，新教师也感到没兴趣。”
体育教授会主任龚家鹿副教授批评某些领导对体育教育不重视，本来是“体育盲”，却偏偏要充“内行”。
院党委第二副书记刘有光在十多位老教师发言之后，代表院党委表了态，他说：“在全院开始整风前，多方征求意见很重要，不但是老教师，今后在各种类型的人员中，都要召开座谈会，以揭露矛盾，帮助学院搞好整风。整风是和风细雨的，通过整风，给学术上的‘百家争鸣’造成一个‘鸣’的环境。”
刘有光又说：“我们学院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是严重存在的，因而不能发扬全院的积极因素。‘依靠老教师办好学院’很早就提出来了，但我们实际做得很差，以致很多组织和措施流于形式，甚至群众连意见也没处提。领导与群众有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领导，因此，首先要向领导提意见。批评的态度，就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扣几个帽子也不要紧。对付官僚主义，一定要坚持斗争到底。领导上绝不会打击报复；万一真有此事，那是品质问题，可以上告。”
哈军工第一次整风鸣放会在刘有光副政委温暖如春的讲话中结束，70多位老教师在满院的
丁香花香中兴高采烈、说说笑笑地回家去了。
5月23日下午，老教师分为六个小组继续“鸣放”，接着在5月30～31日和6月1日三天，召开了规模更大的大鸣大放会议。同第一次会议相比，老教师们的语言更为不客气。
机械制造工艺教授会主任张凤岗教授似乎有点“否定”哈军工的教学工作，他说：“我院有‘军工第一’的‘大国主义’想法，事事要求全国第一，结果是机构庞大第一，建筑漂亮，花费第一。其实机构庞大，讲究物质享受反而影响教学。‘第一’并不光荣，真正的光荣应该是教员教得好，而我们却谈不上。”
化学教授会主任教员潘定说得更尖锐：“高等学校应该是科学研究中心，应该是有课的上课，没课的作研究，大家安静下来，伏案看书，但是我院经常搞运动，好像教员坐下看书就是进入了‘低潮’，不放心了，结果弄得人不敢安定过日子，这是领导不懂得什么是学校的常态。”
理论力学教授会主任教员邹志楷一直被领导上认为是思想落后的知识分子，他一开口就带“刺”：“学院官味太重，各级界限分明，椅子也按级别分。校官待遇高，还发自行车，有
公务员，常跑街的反而没车骑。有些军官不自爱，我很少看电影，但每次都看见军官违纪，军官骂人我见过，甚至骂到我头上。”
素来不过问政治的刘恩兰教授也对学院的宗派主义提出尖锐批评，她举了一些实例，说明教授会主任没有实权，在教员提升问题上完全由行政领导说了算，“这是一个‘信任’问题，自己想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