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军工传-第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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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八点半钟，几辆小轿车开进八一楼正门，欢迎的人群一阵骚动，大家都瞪大眼睛望着。
刘居英快步向前，刚到小轿车跟前，车门轻轻开了，身穿黑呢大衣，头戴哥萨克式翻毛黑皮帽的贺龙闪身出来，后面紧跟着同样穿戴的聂荣臻。
凡是中国军人，谁不熟悉这两位德高望重、功勋卓著的开国元勋呢？贺龙黝黑的国字形大脸盘，浓眉、高鼻、厚唇，那独特的口髭，显现出他当年横扫千军、从容对敌的名将形象；聂荣臻慈眉善目，面颊红润，那清澈深邃的眼睛和紧抿着的双唇，透出智慧、冷静和儒雅气度。
两位元帅刚站定，刘居英一个标准的军礼，大声说道：“报告贺帅、聂帅，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副院长刘居英代表全院师生员工热烈欢迎贺帅和聂帅视察我院工作，根据我军队列条令，我们已准备好请军旗、奏军乐的欢迎仪式，请贺帅、聂帅指示！”
贺龙和聂荣臻还礼之后，听完刘居英的报告词，贺龙微笑着看看聂荣臻说：“聂老总，你说！”聂荣臻摆摆手答道：“贺老总，还是你说吧！”贺龙就做了一个正步走的姿势，大声说：“聂老总，我们还得来这个？检阅一番？”
聂荣臻淡淡一笑，轻声说：“我看免了吧！”
“嘿嘿！”贺龙爽朗地笑着：“好！免了，免了！”
聂荣臻伸手指指站在八一楼大院里的欢迎人群说：“走吧，看看同志们！”
在刘居英、刘有光、徐立行、张衍、李懋之等院领导的簇拥下，贺龙和聂荣臻首先走向仪仗队。
“同志们好！”贺龙站定，声音浑厚有力。
军容威武严整的仪仗队队员持枪站立，昂首挺胸，高声答道：“首长好！”
贺龙和聂荣臻又走向院、部、系干部的行列，在热烈的掌声中与大家一一握手，刘居英在旁作介绍。贺龙生性乐观豁达，他
幽默的问话，让干部们笑声不断。
最后两位元帅才走向苏联专家们的面前。翻译锻钢紧紧跟着两位元帅，介绍专家们的姓名和职务。
贺龙、聂荣臻和首席顾问奥列霍夫紧紧握手，奥列霍夫怀着对中国元帅的敬意，讲了许多客气的话，锻钢刚翻译完，贺龙侧身对锻钢说：“你对这位‘达瓦’说，我十分感谢苏联顾问对军工忘我无私的帮助，请‘达瓦’们经常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提出批评意见。”
锻钢没听明白贺帅话中那句“达瓦”是什么意思，来不及多想，马上把贺帅的话译给首席顾问听。
30 盛赞奇迹 陈赓返哈欢宴钱学森（5）
叶果洛夫的翻译宁刚在为聂帅翻译，聂帅和叶果洛夫友好地交谈着。
后来，贺龙在和苏联专家会面时也时不时冒出句“这位达瓦”，锻钢终于搞明白了，贺帅把俄语“同志”——“达瓦里什”简略成“达瓦”了。
接见结束后，两位元帅乘车进入教学区，第一个目标是空军工程系大楼。
两位元帅走上台阶，系主任唐铎少将在大门口迎接，唐铎敬礼完毕，按条令要求，先致报告词，唐铎面向着聂荣臻，刚要说话，聂帅用手示意，让他面向着贺龙，这一个细微的动作，让哈军工领导深深留在记忆之中。2000年的春节，83岁高龄的张衍老首长对笔者讲起这件小事，他感慨地说：“聂帅非常谦虚，那次两帅来视察，他总是让贺帅走在前面，对贺帅非常尊重，这是两位老帅的战友情啊！”
两位元帅匆匆参观了几个系，和教授们见了面，热情鼓励教授们把教学和科研工作搞上去。
中午时分，两位元帅要离开哈军工了，贺龙对刘居英等院领导说：“我今年是第二次来军工了，学院工作成绩很大，但不能自满，要更上一层楼哟！”
聂荣臻一直十分关心军工的发展，今天亲眼看到，学院在短短三年中就发展得粗具规模，他深感欣慰。聂荣臻对各个系的专业实验室看得很仔细，他叮嘱院领导说：“陈赓院长到总参工作之后，学院的担子就靠你们这一班人来挑，责任重大啊！军工是全军最重要的工程技术学府，出人才、出成果要靠你们的工作，要坚持‘两老’办院，关心和爱护知识分子，专业实验室的建设还要加强，有什么困难随时可以告诉我们。”
两位元帅的小汽车沿着笔直的文庙街向西驶去，刘居英等院领导站在寒风中，目送着远去的车影，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不知谁说了一句：“可惜啊，我们没有跟贺帅、聂帅合一张影。”
刘居英没吭声，他何尝不想与两位元帅一起照张纪念照呢，可上级有规定，保密呀，结果在哈军工的历史档案中，两帅视察是个令人遗憾的空白页，既无一张照片，又无一行文字留下来。
31 进军科学 哈军工贯彻八大路线（1）
进军科学 哈军工贯彻八大路线
鼎力相助 四专家赴京筹建五院
1955年秋，毛泽东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接着在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中国农村一刀切地进入“合作化运动”，但是在波澜壮阔的社会大变革面前，中国的知识界却迎来一个难得平静的艳阳春。
1956 年1月14日下午，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做大会主题报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半年来，周恩来精心组织和修改这份重要报告，直至会议召开的当天凌晨，他还伏案做最后的修改。旭日临窗，晨曦洒在周恩来疲惫的面容上，他写下“印一千四百份”的批示，才躺下来稍做休息。
历史无论怎么高度评价
周恩来这个报告都不为过，因为如此明确和深刻地把知识分子问题和发展科学技术的极端重要性提出来，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中央的知识分子会议如一声春雷，滚过神州大地，在全国迅速掀起一个贯彻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和“向现代科学进军”的热潮，史称1956年为中国的“兴旺之年”。
召开此次中央会议之前，中央紧急向哈军工要关于如何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材料，刘居英和刘有光马上组织有关干部总结一份经验材料，定稿那天在刘有光家里连夜讨论，刘有光对王序卿说：“我们军工对知识分子就是三句话：政治上信任，工作上放手，生活上关心。”第二天，刘有光风风火火赶到北京，代表学院参加中央会议，哈军工的经验材料首次送进了中南海，在中央会议上受到普遍好评，在全国产生良好影响。
在陈赓的办公桌上，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放在桌面正中，陈赓用红铅笔在报告上认真画过重点线，他已反复看过两三遍。此刻，他正背着手，一边踱步，一边思考着，他望望结着冰花的玻璃窗，思绪一下飞过冰封雪盖的关东大地，飞到哈尔滨南岗高地上的哈军工。现在，学员们正在期末考试，马上要放寒假了，中央会议的精神不能因为放假而耽误传达，党委要雷厉风行，学好总理的报告。想到这里，陈赓抓起电话，给许鸣真拨过去：“鸣真呀，你通知刘副政委，他回哈尔滨之前来找我一下。”
刘有光带着陈赓的指示回到哈尔滨，大雪漫天，寒气砭骨，他钻进冰冷的小车里，裹紧大衣，半闭着眼睛，他的耳畔还依稀响着怀仁堂里雷鸣般的掌声，眼前浮现出离京前，陈赓叮咛的殷切目光。
院党委根据陈赓的指示，第二天就认真讨论周恩来的报告，党中央做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和“科学是关系到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这两个极为重要的论断，让党委成员耳目一新。刘有光叹道：“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从来没有像总理这次说得这么透彻，党委要把中央精神迅速传达到各部、系干部中，变成我院广大干部的实际行动。”
徐立行有一种心情豁朗、扬眉吐气的感觉，他分管教学科研，是老干部中十分注意尊重知识分子的一位，却常常听到“徐教育长是老右”的风言风语。他在发言中重复周恩来的话：“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他认为，“我们学院也不例外，要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首先是信任。”
主持会议的刘居英兴奋地谈到他自己对中央报告的理解，他说：“为了落实会议精神，陈院长在电话里指示我们要像1952年筹办学院的‘三边并举’那样，边学习，边改进，边行动。总之，兵贵神速，特别是‘向科学进军’，必须马上行动起来，科教部要在春节前拿出方案来，一过春节，我们就开大会。”
春节刚过，北风把干枯的树枝吹得“呜呜”响，可没有谁想待在家里休假，全院的教授会都在上班，抓紧制定科研工作规划，“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已变成知识分子的自觉行动。教授们戴着皮帽子，双眉结着白霜，大家在马路上匆匆擦肩而过，虽来不及寒暄，但一瞬间对视的眼神，就足够让双方心领神会。
2月29日，哈军工召开第一届科学技术研究会议，检阅一年多来各单位的科研成果，交流科学研究的经验。参加会议的除各级领导干部、苏联专家、教学骨干、优秀学员外，总政机关和哈工大等兄弟院校也派来了代表。
3月1日，满面红光的徐立行代表院党委做了长篇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学院的任务是培养军事工程干部，发展军事技术思想。学院起着洪炉的作用，她应教育和培养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所需要的专家。军事工程学院应当成为军事技术思想的研究中心，推动军事技术的发展。学院在1955年，才开始制定科学研究工作计划，从计划本身来看，也说明学院的科学研究工作还在起步阶段。党中央提出在12年内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技术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任务，学院全体科学工作者不仅感到振奋、鼓舞，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
徐立行批评了学院科研工作中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部分教师缺乏向现代科学进军的热情；二是闭关自守，与各军兵种部队、国防研究部门及生产单位缺少联系。他要求广泛发动全院教师参加科学研究，并准备学位论文，制定全院科学研究五年规划，建立科学奖励制度，指导学员开展科学研究，改善科学研究的物质、技术保障工作。
31 进军科学 哈军工贯彻八大路线（2）
徐立行的报告，代表了哈军工领导班子的集体智慧，在中国向科学进军的长征中，作为军事科技发展中心的哈军工当之无愧是当时全国高等院校的排头兵。
经过院、系两级的严格推选，从全院教师的论文中精选出21篇，有20位教师登台宣读这些专题论文，庄逢甘一个人就有两篇。这21篇论文代表当时哈军工的最高学术水平。数十年后，从这20位教师中走出来不少两院院士、著名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科技研究会开得热烈而紧凑，成为全院人员关注的焦点，在哈军工，“向科学进军”可不光是喊喊口号，而是全院上下的实际行动。
3月底，学院召开第二次党代表会议，专门传达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精神，刘有光代表院党委做专题报告。
刘有光一到哈军工就把政治部日常工作交给张衍主持，他自己则学着陈赓的样子，每天钻进知识分子当中，自称是“炒菜的大师傅”，为知识分子服务，所以要讲知识分子的工作，他是最有发言权的。
刘有光首先总结了建院以来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的经验和教训：“……由于军队干部缺乏与高级知识分子共同工作的经验，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新的问题，虽经陈赓同志再三指示与亲自工作，但有些干部起初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看法仍有一种片面认识，如将复杂经历问题与政治问题混同看待，忽视他们在全国解放后的变化与进步，对他们在国防科学技术方面的重要作用估计不足。因而往往对他们黑暗面看得多，光明面看得少，看缺点是具体的，看优点是抽象的，这表现在对教授欠尊重，欠信任，错误地认为这些‘旧人员’是反动、落后的，‘待遇过高’的，并以‘主人’‘家长’的身份自居，视教授为招聘来的教书先生，对他们存在‘利用观点’。在教员方面，则看不惯军队生活作风，怀疑能否发扬其业务能力，抱着‘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态度，如有的教员来时不带家属，想看看再说，存在‘做客’思想。因此军队干部与无军籍的教师中自然形成了一种界限。”
刘有光是坦诚的，他如实讲出几年来哈军工贯彻知识分子政策中的“左”的偏差，他把自己的心交给了知识分子，与会的教授、讲师们都频频点头，心中受到深深的触动。
刘有光又谈到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问题，他说，在实行军官薪金制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