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军工传-第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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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读一篇重要论文，这是一篇很长而且难读的论文。几天后，他返回学院，见面就问大家读得怎样？我们说，工作太忙还没读完，他批评说，我是在火车上读完的，你们不抓紧时间。大家听了都很惭愧，我从卢老师那儿学到的东西够我一辈子受用的……”
学院要求青年教师必须首先过好教学关，坚决执行备课、写讲稿、试讲的制度。
在空荡荡的教室里，汪浩按计划预先试讲；卢庆骏一言不发，正襟危坐，在下面听讲。汪浩讲完一堂课，卢庆骏提出一串问题，大到讲课的思路，解题的方法步骤；小到黑板书法的布局，他对助教们的要求十分严格，一笔一画都不得潦草。
汪浩问：“卢先生，上课带大纲行不行？”卢庆骏淡然一笑：“当然行喽，你们可以带备课大纲进课堂，但是，我是不带的。”
几次试讲，汪浩都过了关，心中不免得意。那天刚试讲完，卢庆骏用手指指黑板问：“那是个什么字？”
汪浩偏着头看了半天才弄明白，卢先生指的是个“的”字，忙回答：“是‘的’啊！”
“你写的是‘的’字吗？”卢庆骏依然是平平淡淡的口气，“‘的’字的右边是个‘勺’字，你怎么写的？那应算错字！〃。
汪浩傻了；他的确没有写出“勺”字的直角来；就这么草草一勾；就被卢先生捉住了，下一回汪浩的板书可不敢马虎了。
1954年，汪浩参加《概率论》的编写，其中有一个公式，怎么也推导不出来，他只好去问卢庆骏。卢庆骏似乎早知道难在何处，他听完汪浩的问题，随手拉开办公桌抽屉，抽出一张备课稿纸，上面是工整的计算过程。
“我已经推导出来了，可以解的。”卢庆骏低着头说。
汪浩伸手去接那张稿纸，卢庆骏并没有抬头，他又把稿纸放回抽屉里。汪浩缩回手，有点尴尬，忙转身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坐下来默默地重新演算，下决心找出解法。功夫不负有心人，汪浩终于独自推导出了那个公式。而这个公式及其证法，从此就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
卢庆骏抓青年教师的基本功，大力培养助教们严谨、严密、严格的“三严”作风。每个学期一开始，他已把全学期的教学规划做好。他的工作有三个重点：一是把苏联专家好的教学经验学到手；二是教员的教学准备；三是试讲会和论文报告会。
有一次，汪浩看一篇外国论文，有几句话反复读过，还是不得要领，心中不免着急。卢庆骏正好走过来，汪浩站起来小心地问道：“卢先生，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不明白，可不可以问？”
卢庆骏望着汪浩，微笑地说：“过去我们是不问的，现在当然可以问，不过，最好是不问。”
汪浩一时语塞，坐下来，再认真思考，最终还是靠自己把问题弄懂了，那个高兴的滋味和问来的结果大不一样。
卢庆骏也有和弟子们闲谈的时候，他呷一口茶，回忆着当年在浙大时，恩师陈建功教授的治学态度。他对汪浩、戴遗山等人说：“那个时候，我们知道陈先生不喜欢我们动辄提问。我们送作业或者笔记给他看，全是双手举着，恭恭敬敬的，有时向他请教，那确实是山穷水尽，到了自己智力的极限。不过，真正穷尽智力而不能解的难题是极少的。”
1957年的除夕之夜，数学教授会聚餐。卢庆骏对汪浩几个年轻教师说好，第二天大年初一，大家一起去给孙本旺教授拜年，上午9点到。
大年初一，学院放电影，青年教师都没成家，平时又难得看电影，所以都早起买票，看8点钟的第一场。快到9点了，汪浩和同事们恋恋不舍地离开礼堂。年轻人嘻嘻哈哈的，在雪地上抄近路，边跑边说：“坏了，已经9点了，晚了吧？”“没事儿，晚几分钟算不了迟到。”
汪浩人高腿长，心里着急，头一个跑到老红楼，气喘吁吁地进了孙本旺的家。
卢庆骏早已在座，见汪浩进来，劈头盖脸一顿训斥：“君子言而无信，怎能为人师表？怎能肩负大任？学员们又向你们学习些什么？”
进来一个，卢庆骏训斥一个，谁也别想躲过去，倒是性格随和的孙本旺教授不好意思，一个劲儿劝卢庆骏，“算了，算了，不差那几分钟的。”
在卢庆骏看来，君子一诺千金，言不出则已，出则必践，他的这种高风亮节影响着青年教员，进而由青年教员把老教师的做人治学的严格作风传给学员。
25 教风严谨 卢庆骏名师出高徒（3）
40余年后，年届古稀的汪浩将军对自己的博士生回忆起卢庆骏教授：“为什么卢先生会令学生们敬仰，他全凭真才实学。复杂的数学难题在他讲来，简单明了，枯燥乏味的内容也变得妙趣横生。别看卢先生不带备课大纲，但备课都极为认真。他的功底那么高深，却从不马虎，每节课前都在查资料，写教案，反复斟酌，直到一切都了然于胸。我听他的课，觉得他的每一分钟都似乎精心安排过，绝不说一句无关的题外话。他培养青年教师特别提倡独立思考，非把你逼到末路，让你‘临绝路而后生’，从而学业精进。比起卢先生，我们这一辈子算不了什么；惭愧得很啊。”
哈军工5个系对专业教师的培养抓得更紧。1954年大批苏联专家入院后，每个专业教授会都有一名以上的苏联专家。陈赓指示，系里的苏联专家，主要任务不是给学员上课，而是培养青年教师，帮助建立专业，形成“专家教教员，教员教学员”的模式，这一点是哈军工能迅速培养起大批专业教师的一条宝贵经验。青年教师在编写讲义、备课、试讲三个环节中业务水平不断提高，学院的科学教育部又组织各系教师互相开课，形成互相学习，互相了解的热烈气氛。
各系的老教师在培养专业教师方面也起到重要的作用。正科开始后，一期学员都在学习基础课，各个系利用这段时间差抓紧举办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培训班，请老教师授课。炮兵系集中了一批“老兵工”，大多是张述祖当年的门生，以系教育副主任沈正功教授为主，组织肖学忠、鲍廷玉、浦发、许哨子等老教师，用8个月的时间为青年教师系统讲授了炮兵兵器、步兵兵器、内外弹道、火炸药和引信等13门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然后在编教材、备课、试讲、准备试验等环节中帮助青年教师巩固理论知识，并且组织他们到相关的兵工厂和靶场实习。于是炮兵工程系的青年专业教师从无到有，终于都昂首走上专业课讲台。
在“向文化进军”的社会风气激励下，哈军工形成了学员、青年教师和工农干部的三大“学习群体”。青年教师的学习积极性非常高，他们常谦虚地说：“我们只是比学员多了一本书的知识。”在老教师面前，他们说自己“永远都是大学生”。
1954年至1956年，一批优秀的青年教师脱颖而出。空军工程系气象专业助教赵颂华，用两年时间系统地进修了数理方程、热力学、流体力学等基础课及苏联新出版的俄文原版气象学教材，还阅读了大量英文专业期刊，1954年秋冬学期就开始登台给学员讲授天气学。
1956年，在党的“八大”路线指引下，在“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中，哈军工在全院教师中进行了学衔评定和提升工作，12月26日，哈军工公布了225名讲师名单，全院青年教师中的佼佼者，如戴遗山、汪浩、高伯龙、曹昌佑、刘千刚、杨庆雄、邱凤昌、柳克俊、杨士莪、徐滨士等人都榜上有名。到1957年底，能独立开课的青年教师由1953年的10余人增加到248人，为四个年级的学生开出395门课程，开出实验课950门，全院共有教师1175名，教学辅助人员493名，哈军工俊才汇聚，人强马壮，成为全军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单位。
建国之初，败退台湾的蒋帮空军对沿海城市的轰炸，特别是朝鲜战场上握有制空权的美国战机的凶残猖狂，使中国领导人刻骨铭心。因此，空军成为最受重视且发展最快的军种。
亲身体验了现代化战争中空军威力的陈赓和他的战友刘居英，特别重视空军工程系的建设，1953年初，陈赓特别批示该系要加紧建设四个学科的实验室，其中之一就是空气动力实验室，即风洞实验室。
在空气动力学研究试验的三大手段中，风洞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作为一种标志，它往往被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空气动力学技术水平的高低。应该说，没有风洞，就谈不上航空航天科技的发展，就不会有飞机、导弹的制造。
陈赓对风洞实验室的支持乐坏了马明德教授。1952年秋，马明德在北京参加哈军工筹委会工作时，陈赓就曾向他了解风洞的问题，在请教过风洞知识ABC后，陈赓问：“中国现在有风洞吗？”
马明德摇摇头，叹道：“30年代浙大搞了一个，不久就不能用了。后来
清华大学建了一个5英尺的低速风洞，
抗日战争中被日本人破坏了，解放到现在，中国还没有一座可供实用的风洞。”
陈赓又问：“国外风洞的发展水平如何？”
马明德说：“这得先简单说说风洞发展史了。德国人在1908年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回流式风洞，鉴于小型风洞的误差总是影响航空科学的发展，每个国家都希望有大尺寸的风洞。又是德国人，在1917年建造世界第一个大型风洞，德国当年有强大的空军，受益于他们的先进风洞技术。
美国人在1927年建造了直径为20英尺的大型风洞，可以做整机试验，1931年又建造了更大的全尺寸风洞，不再是做模型试验，而是把整个飞机安装在风洞中进行研究了。从此，美国风洞成了世界上最先进的了，取得许多重大研究成果。比如，通过几百次吹风试验，很快发现在
发动机上安装一个重量很轻的整流罩，就能轻而易举地把飞机时速提高20英里。
苏联也很厉害，早在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二年，就建造了第一座整机试验的全尺寸风洞。听说，斯大林称赞苏联风洞是‘打败希特勒的一颗重磅炸弹’呢。”
25 教风严谨 卢庆骏名师出高徒（4）
平时沉默寡言的马明德讲起风洞来如数家珍，滔滔不绝，陈赓听得入迷，最后语气坚定地说：“你和岳劼毅教授都是空气动力学专家，现在要考虑搞中国的风洞了，咱们军工学院一定要有风洞，从小型开始，得快点干。”
马明德笑笑，他是个性格内向而平和的人，建造中国人自己的风洞是他梦寐以求的志向，可那需要钱啊，军工有那个能力吗？不管怎么说，陈院长对风洞感兴趣，这让马明德兴奋莫名，他半宿睡不着，长吁短叹，辗转反侧，想想自己已经38岁了，已近不惑之年，坎坷的人生之路，往事不堪回首啊。
1915年，马明德出生于北京，父亲马文蔚在北洋政府交通部供职，是学富五车的读书人，文章极好，闲时爱好金石雕琢。长子的降生，如天赐美玉，按照中国人“玉不琢，不成器”的传统，父亲要让儿子接受最好的教育。
马明德不负老父厚望，1934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成为这所江南名校的好学生。1937年夏，他回北平家中度暑假，正赶上“七七”事变，古都陷落，马明德亡命天津，又乘船到青岛，转火车回到上海。8月13日，日寇进攻上海，上海交通大学由徐家汇迁入法租界，在战乱岁月的惶恐不安中，马明德于1938年毕业，在父亲的资助下，赴美
留学，一年后，他就获得密歇根大学航空工程硕士学位。随后他前往美国东部特拉华州的伯伦克飞机工厂实习，那是一家规模不大的小厂，却禁止外国人进入该厂的技术设计室。望着玻璃窗里面的美国工程师，马明德深感弱国留学生备受歧视的那种无奈和忿懑。既然学不到真正的航空技术，又何必在大洋彼岸空耗时光？国内的抗战如火如荼，他再也等不下去了。
1939年底，马明德回到上海，当时几所私立大学竞相礼聘他去执教，他却不堪忍受日寇统治下的亡国奴气氛，又不屑去英法租界过“孤岛蜗居”的日子，就婉拒了朋友们的好意。
1940年6月，婚后第五天的马明德夫妇，悄然离开上海，前往香港。维多利亚港的碧波，铜锣湾的高楼，都吸引不了马明德，在美丽贤惠的妻子蒋祖绮的理解和支持下，他决心以自己的航空工程专长去报效多难的祖国。
他们在香港稍作停留就乘船去越南海防港，经陆路的小火车一路颠簸进入云南省。马明德在昆明找到
国民党政府管理航空的下属机构，他的要求很简单，他想去内迁到云南的中央杭州飞机厂工作。
“愿意去就去吧。”国民党官员耷拉着眼皮，漫不经心地给马明德开了张介绍信，委任他为工程师组长。
中美合作创办的中央杭州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