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帝国回忆录-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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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有十多万人跟着汪海洋回到江西，成为李秀成的部下。天京陷落后，汪海洋手下的太平军还有近十万人。但是好景不长，后来这部分太平军在广东梅州一带被左宗棠的军队击溃，1866年1月，汪海洋在广东伤重而死，余部则由偕王谭体元率领，但在1866年2月，这部分残军也被左宗棠和鲍超最终剿灭，偕王谭体元投崖自尽。
由此，长江以南的太平军余部全部败灭。
长江以北的太平军余部坚持时间稍微长点。当时的扶王陈得才和遵王赖文光，本都是陈玉成的旧部，加上友军张宗禹（原捻军领袖张乐行的侄子）的军队，当时也号称有百万之众（水分太大，估计也就十万）。1864年，遵王赖文光率军回救天京，前锋已经抵达英霍。湘军在英霍将太平军挡住，派人在阵前大呼：“天京已经被攻破了，你们的天王也早死了，你们抵抗也没有用处，还不投降？”
众人听后愕然不已，士气一下子就低落了许多。后来这些人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清兵所说的不假，当下军心大乱，有一半多人都向清军投降了。前锋主将陈得才听说幼天王到了浙江，便收集剩下的五六万太平军，但在安徽麻城被清军打败，结果引发兵变，陈得才死于军中，剩下的太平军大都散去。
张宗禹当时的兵力，号称有四五十万，正计划进攻开封。而开封当时有僧王僧格林沁的十万精兵，两军交锋时，张宗禹有个十九岁的弟弟名叫小黑，骁勇无比，尽管僧王军队炮如雨下，小黑悍然不顾，率领捻军骑兵猛冲，僧王部队被冲得溃不成军，大败而逃。
在来去如风的捻军骑兵面前，不可一世的僧王被打得摸不着北，其本人也被冲得连自己队伍都找不到了，最后躲进了山东曹州高楼寨的麦地里。在1865年5月18日的凌晨，僧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居然被一个十几岁的捻军小鬼张皮鲠一刀砍死！
僧王死后，左宗棠奉命进剿捻军，左宗棠仍旧使用湘军的老办法，结硬寨，打呆仗，以困住捻军。捻军后来经过朱仙镇的时候，张宗禹等人进岳庙拜谒岳飞像，并发誓要扫除鞑虏。第二天，捻军果然大胜，于是这些人很高兴的庆祝，认为有神保佑。但后来再战遭到败绩，这些人又迁怒于神像，动手把神像的头也给削了，以泄其愤。
后来见形势不妙，张宗禹等人就聚在一起谋划说：“现在敌军人多势大，长江以南的太平军也已经绝迹，我们不如北渡黄河，直捣燕京。要是成功了就夺取满清的国都，不成功，死了也无憾！”
这种冒险的作法，李自成尝试过，开始成功了，但后来还是被八旗军打败了；李开芳、林凤翔北伐军也曾尝试过，但最终败于僧格林沁和胜保之手。
当时捻军的形势相当危急。清军已经潮水般的杀来，当时湘军和其他军队都已经追击到这里（因为其他地方基本平定），计有李鸿章、左宗棠、刘铭传、英翰、郭松林等主力部队相继赶来。正当捻军准备过河的时候，却又发现黄河渡口没有船只。正慌张之时，突然黄河结冰，捻军赶紧履冰而过。
但黄河结冰，捻军过得，清军也过得，而且很快就追上捻军，结果小黑战死军中，捻军队伍也被打得七零八落，大部分人都向清军投降了。张宗禹带领残部继续向北进军，1868年2月，淮军刘铭传、郭松林率军在山东茌平把张宗禹的西捻军团团围住，张宗禹投徒骇河自杀，也有说张宗禹没死，最后不知所终。
北伐军的李开芳，最后也是死在了山东荏平县，地点是冯官屯。
再说遵王赖文光。因为和张宗禹意见不合，1866年秋赖文光等率领东捻军继续留在中原淮北一带。1868年1月赖文光率军南撤到扬州，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等部的追兵赶来，最后在扬州瓦窑铺被道员吴毓兰部淮军围困，赖文光本人被俘后遭杀害，东捻军残部最终全军覆没。
就此，太平余波，南北悉平。
2．10、太平余闻：揭竿不起的大运动
笔者的家乡，在江西吉安一带，古称庐陵，《醉翁亭记》里说，“醉翁者谁？庐陵欧阳修也。”欧阳修就是我的老乡。
在前面，笔者屡次为江西鸣不平，说的也是事实。王勃在《腾王阁序》里说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自从两晋南北朝衣冠南渡后，江西的秀丽风景吸引了不少的北方士家大族在江西定居。
两宋时期，江西的发展很快，明朝更是达到鼎盛。明朝时的谚语说，“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在建文二年（1400）庚辰科和永乐二年（1404）甲申科中，鼎甲三人均为吉安人。庐陵子弟连续两科包揽前三名的现象，在中国的科举史上可谓是绝无仅有，轰动一时，几乎让全国性的殿试成了江西人的乡试。在随后的永乐三年（1405年）选翰林院庶吉士时，二十八名江西人入文渊阁，其中吉安人十名。
明清时期，全国有三大商帮，一是徽商，二是晋商，三是江右帮。江右帮就是指江西的商人，很多城市现在都有江西会馆的遗址，就是当年江右帮曾经辉煌的写照。但是到了近代，特别是到了晚清，江西确实衰微了，成为了红色革命的故乡。
为什么要革命，穷嘛。
江西的衰落并不是偶然的。鸦片战争后，中国被逐渐卷入全球化时代，在新的竞争面前，以下两个因素大大影响了江西的发展，一是交通要道（或者说商路）的更替，二是工业化生产资源的缺乏。
在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以前，中国北方和中西部地区的货物，多经大运河和长江运输，但要继续南下的话，往往都是经赣江走水路，翻越大臾岭后南下广州，江西在明清时期经济繁荣，赣江这个贸易通道起到了很大作用。加上江西的农业发达，在明清时期经济繁荣，人才辈出，也就不奇怪了。
但是，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外贸口岸，内地的贸易方向开始由“南下”改为“东向”，贸易主干道移往长江，这导致赣江的地位一落千丈。加之江西可用于发展工业的资源如煤炭钢铁矿产相对缺乏，多年来只能固守农业传统，后来修建的京广线又取道湖南，江西经济更是一蹶不振。
如果从地图上来看的话，京广线从北京到广州，本经过江西到广州是最短的距离，但很奇怪的是，京广线却从湖南经过了，明显的绕过江西拐了个弯。江西转型的最后一次机会，无情的流失了。一直到上世纪末，中央政府才想到要在江西修建一条京九线改变江西的交通困境，但此时的江西，已经困窘了一百多年。
虽然笔者无意挑起湘赣人士之间的争论，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湖南的崛起和江西的衰败和太平军的那场运动有莫大的关系。恰因为太平军起义，湘军才因势顺起，三湘子弟也得天下风气之先，湖南人在近代历史中驰骋天下，让人好不羡慕！而作为湘军和太平军主战场的江西，却为此付出沉重代价，饱受生灵涂炭之苦。
我的家乡吉安地区，正好是平原和山地相接的丘陵地带，此地进可攻，退可守，历来兵家都会在这里进行拉锯战。太平军在这里拉锯过，当年红军和国民党军也拉锯过，本地区一直在红区和白区中互换。
这可就苦了那些老百姓。只要是战争，不管是起义也好，征讨也罢，对老百姓来说，都是兵祸。我小时候记得大人吓唬小孩子的话，就说：“长毛来了，长毛来了，再吵就把你抓起来了！”
长毛就是太平军嘛。
在小孩子的心目中，长毛就是长头发的魔鬼。老百姓是朴素的，他们既然这样说，那想必是后期的太平军已经军纪败坏，所过之处，扰民害民甚至是虐杀百姓，才会有如此口碑吧？早年的美国人，只要一说“印地安人来了”，稍懂事的小孩子马上停声不闹了。
印第安人可是会活剥人皮的。
杀人的当然不仅仅是太平军，湘军也没少干，一半对一半。经过这十几年的来回拉锯战，人烟稠密的长江流域，满是瓦砾，遍地白骨。繁华如江南地带，竟然也会有二三十里地不见人烟的情况发生，可见人口的减少是何等的严重。
当时人的记载：“浙江一片劫灰，道殣相望，昔时温饱之家，大半成为饿莩。号称天堂的杭州，居民由八十余万减至数万”；皖南地区“野无耕种，村无炊烟，市人肉以相食”；皖北地区“但有黄蒿白骨，并无居民市镇，竟日不见一人”；江西数百里“不闻鸡犬声，惟见饿民僵毙于道”。
在这场大悲剧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个谜。1883年，一个美国传教士称，太平天国战争造成中国人口的损失为5000万，而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则估计太平天国战争导致的人口死亡数为2000万。根据太平天国前后《户部清册》所载的户口数，1851年到1864年，中国人口锐减40％，绝对损失数量达1。6亿；而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研究认为，从1851年到1865年，十四年的战乱导致减少了1。12亿人（约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
如果只从人口上来说的话，这真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即使是动用了包括原子弹在内的现代化装备、战场遍及全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很难与其匹敌。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仅造成了5000万的过量死亡。
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之所以能激起共鸣，证明了其中的揭露部分属实，他说太平军“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抓进去后，“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与妇人都被驱使作战或者为作战服务，不服从的就“斩其足以示众”妇；有逃跑的，往往要“倒抬其尸以示众”。
清人沈隽曦在《金陵癸甲摭谈补》里说，太平军攻下天京后，“杀人盈街，三五为群，入人家搜括财物，加刃于颈，索金宝，如是者累日。”“伪女官皆大脚蛮婆，入人家掳妇女归馆。搜掳各人家衣饰手扣金银玉镯，尽带手臂。身穿上色花绣衣，或大红衫，或天青外褂，皆赤足泥腿，满街挑抬物件，汗湿衣衫，而不知惜，亦不知丑。”“贼人入家搜掠什物，最爱金银首饰，及绸缎上色衣服。至古书，名人字画皆不识，或掷，或撕毁，较秦火尤甚。”
太平天国最初实行“男行女行之令，令男女分馆”，把老百姓强迫编入不同的馆，禁止家人团聚，夫妻同居，看到人家的小孩子，即抢去作“义子”，弄得老百姓妻离子散，也是人间罕有。这种完全违背人伦的暴行，据笔者回忆，大概也只有二战时犹太难民营和上世纪七十年代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是作如此安排的。
清人陈徽言在《武昌纪事》里说，在占领武昌期间，太平军天天派人在阅马场搞“讲道理”活动，每次都要敲锣打鼓，让大家去仔细临听，主要内容是宣讲“天父功德”、“天王勤苦”、“东王操劳”等，让大家跟随“天王”打江山，去天国享福。
但是，“讲道理”时，也出现过不和谐之音。根据陈徽言的记载，他亲眼看见一个人高声抗辩，驳斥太平军的宣传是离经叛道。太平军的演讲家老羞成怒，“讲道理”变成“不讲道理”，此人很快被太平军士抓住，要处以“五马分尸”。但抓来的五匹马没有受过“分尸”的专业训练，搞了半天也没把人弄成五块。最后，演讲家不耐烦了，跳下台一刀砍死了这个不知好歹的“封建卫道士”。
五马分尸是古代的酷刑，古代叫“车裂”，商鞅后来就死于此刑。中国历史上的刑罚都是不痛快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让这些人死得极为痛苦，二是震慑那些良民。太平军被俘虏的将领，后来大都被凌迟处死。
凌迟，也就是通常说的“千刀万剐”，行刑时，把犯人的身体划为寸许区域，一小刀一小刀的割，最后才在心脏部位给予最后一刀。碰到技术高明的侩子手行刑，犯人甚至要到第三天才死。这样的刑罚，在心理上对行刑者和受刑者都是巨大的考验，特别受刑者临刑时发出的骇人声音和可怖的表情，足以让旁观者双腿战栗发软！
但是，太平天国的刑罚也一点都不逊色于凌迟。时人张汝南《金陵省难记略》里记载，太平天国里的“毒刑有跪磁，跪火炼，踩木棍，竹筱鞭背，上鹰架，绳缚手足将指而悬之，纸燃烧油滴鞭处，烁铁熨背，锥刺臂股，种种楚毒，呼号怨惨。”
这还不算最厉害的，厉害的还有“五马分尸”和“点天灯”，“五马崩尸，用五绳结人之项及手足，每一绳系一马，痛鞭各马使狂奔，鞭停马止，而人已死。复刀割项及肩与髁，仍前鞭马，而五体脱矣。又用棉絮卷人而绷之浸以油，置巨木倒缚于上，燃以火名‘点天灯’。”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门前的一条路，原来叫天灯路，后来改了名叫天等路（大概2003年以后）。最初起名的这个人，实在是无知加白痴。
双方的屠杀几乎是同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