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帝国回忆录-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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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云山的死对太平天国和洪秀全都是极大的损失。冯云山是拜上帝会的主要组织者，也是洪秀全的主要支持者，同时，他还是太平天国上层领导的重要协调人，如果他能多活几年，或许就不会发生“天京事变”这样的内讧，至少也不会来得如此之快。洪秀全听到冯云山的死讯后嚎啕大哭：“老天不想让我定天下啊，何以这么快就夺去我良辅的性命哪？”
埋葬了冯云山后，太平军继续向北进军，杀近长沙。西王萧朝贵率李开芳、林凤祥前去攻打。萧朝贵的勇猛是出名的，他身着黄袍，立于城下督战，但很不幸被大炮击中，当下就口舌不能言，立马去见了上帝。至此，南西两王已经报销。
萧朝贵死后，太平军主力进逼长沙，但打了三个月也没拿下。久攻不下，太平军只好弃城而去，1852年底占领益阳时，数千船户带着民船参加太平军，帮助太平军渡过洞庭湖并攻下岳州，又得到民船五千，于是顺势拔汉阳、武昌，一时间声势大震。
但太平军随后又放弃武汉，上万艘船“蔽江而下，帆樯如雪，”一路上势如破竹，很快攻克九江、安庆。不过短短四周的时间，太平军已经逼近金陵。
由于清廷害怕太平军北进，兵力主要集中在北方，防守九江、安庆、巢湖等地的清军人数很少，和太平军正面交锋，基本就是以卵击石。面对太平军乘风破浪的威势，清廷的江防军早被吓破了胆，几乎是闻风而溃。一路上太平军江上横行，首尾相接，几近十里，对外号称五十万（实际作战兵力约七万五千人），势力大振。
1853年3月8日，太平军把金陵团团围住，据时人江士铎《乙丙日记》的描述，“自城外至江东门，一望无际，横广十余里；直望无际，皆红头人也（太平军）”，太平军扎下铁桶阵，不分昼夜的攻城，挖地道，埋炸药，“砰”的一声崩开了南京的城门，随后太平军蜂拥而入，南京城陷，不过七日。
南京失陷后，两江总督陆建瀛被杀，凡是在政府中任职的汉人，也被视为“清妖”，全部加以捕杀，“凡掳之人，每视其人之手，如掌心红润，十指无重茧者，恒指为妖，或一见即杀，或问答后杀之”。南京城内的满城，江宁将军祥厚以下的满人男女老幼大约有四万多人，统统被杀，一个不剩。太平军果然言必行，行必果，真真是一场民族主义的灾难。
南京的陷落，不但让北京的朝廷震惊，连世界都为之震惊。各国外交人员都纷纷预测可能的改朝换代，并准备和太平天国打交道，以尽早获得未来的利益。如当时的香港总督文翰（兼任英国在华事务代表），就赶忙提醒英国政府要重视太平军的发展。
南京城破后，太平军搞了一个规格很高的入城仪式。清人笔记《盾鼻随闻辱》里说，天王洪秀全从一个遍插红旗、点灯三十六盏的王船上下来，随后坐着六十四人抬的大轿入城，东王杨秀清则坐着四十八人抬的大轿，前后相拥者，竟然有数十里之长。天王、东王所到之处，老百姓必须跪着迎接，不得仰视。
一个新的王朝诞生了。至此，洪秀全可谓是鸟气出尽，可以和满清皇帝分庭抗礼了。
只可惜，此国只应天上有，缘何下凡到人间？
2．4、胡马啸西风，北伐一去不复返
太平军打下永安的时候，道州举人胡孝先投奔了太平军，洪秀全很欣赏他，常与之共商大计。胡孝先说：“关中乃天府之国，是周朝和秦朝兴起的地方，欲争天下的话，必须先取咸阳，然后北定燕蓟，这样的话，天下就唾手可得了。”洪秀全听后大喜，对他更加宠信。（罗惇曧：《太平天国战记》）
大字不识一箩筐的东王杨秀清对文人很是反感，同时也怕胡孝先影响自己的地位，于是借永安突围的时候将胡孝先给宰了，丢在半路上喂狗。洪秀全听说后捶足叹息，心里对胡孝先的计策还念念不忘。
打到安庆的时候，洪秀全提出从安徽北进河南，杀往陕西，再定中原，但这个提议遭到杨秀清等人的坚决反对。在这些人的心目中，陕西乃贫瘠荒凉之地，哪有六朝古都、秦淮金粉的吸引力大？杨秀清甚至“哐当”一声倒地，再次以“天父”名义下凡，命令大伙前往南京，说那里就是地上小天堂，不得有误！
要说定都南京，倒也不是完全错误，假如他们以此为基地，并保持昂扬的士气迅速向北进军的话，是非常有可能推翻清廷另立王朝的这是上策。倘若这策不能成功，也完全可以打通长江，断绝清廷和南方各省的联系，并进而控制南方各省，形成南北朝一般的南北割据政权此为中策。最糟糕的，就是疲于奔命，困守南京实在是下策。
事实上，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并不是没有想到，但行动的效果不佳，究其原因，还是对北伐重视不够，而西进的主要目的是保卫南京的安全。当太平军战士浴血奋战的时候，天京领导层的腐败和分裂却来得如此之快，也让人始料未及。
中国古代一贯讲究“势”，常说“大势所趋”、“势之使然”，这个“势”，是个难以琢磨但相当有道理的东西。在攻下南京前，太平军可谓是“势不可挡”，但来到南京后，整个太平军特别是领导层的进取之气没了，但奢侈淫秽之风却上来了。没有了士气，就没有了势力，“势”也就稍纵即逝，很快转换。在此背景下，北伐西征的前途命运，可想而知。
1853年四月，东王杨秀清命令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加上春官正丞相吉文元等带领九军两万人进行北伐。临行前，杨秀清叮嘱他们说，不要等待后援，也不必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只管杀奔北京，捉拿满妖皇帝。
得令后，林凤祥、李开芳等便兵分三路，杀奔六合、滁州，很快就到了朱元璋的老家凤阳府，随后又北渡淮河，克怀远，下蒙城，陷亳州，一路上连战连胜，好不得意！
但北伐军如同过河卒子，虽然一路上攻城拔寨，可是兵力有限，无法分兵留守攻下的城池，这使得北伐军和南京的联系完全被尾随的清军切断，这两万多人就象断线的风筝没奶的娘，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自生自灭了。
幸好这时捻军来帮忙。蒙城、亳州一带的捻党见太平北伐军将清军打得落花流水，很是羡慕，于是也蜂拥而起，群起归附，北伐军的势力一时间急剧壮大。但这些会党和广西老战士毕竟是两回事，他们既没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也不懂得尊奉上帝，更没有建立天国的远大理想，这些人更喜欢的是趁乱剽掠的土匪行径。这样的结果就是，当北伐大军离境的时候，这些人往往大半开溜散去，真正北进的，还是那些广西老战士。
当北伐军进到河南归德刘家渡准备北渡黄河的时候，黄河水突然暴涨，两岸船只也早被清军拆散烧毁，北伐军望着对岸苍茫的平原，只能望河兴叹。
无奈之下，北伐军只得沿着黄河南岸绕道西上，花了二十多天的时间后，总算在巩、汜河边掳得一些运煤船，但由于船只既小又少，一两天根本渡不完。刚渡到一半，就被跟踪而来的清军截击，剩余的一小半人乘机掉头南下，向着小天堂奔去，但最终还是被清军消灭于安徽境内，这批太平天国的原始股民，终究没有享受到小天堂之福。
已经北渡的主力部队没有退路，他们一路狂奔，攻下温县，逼近怀庆。但怀庆是个硬骨头，有清将胜保和直隶总督纳尔经额坐镇指挥，兵力有六万人，北伐军久攻不下，只好越过王屋山绕进山西。
进入山西后，北伐军沿着太行山的羊径小道，连下垣曲、平阳（今临汾）、霍县等地。正当北伐军准备继续北上之时，听说前方清将胜保已经布下重兵，北伐军不想主动钻入口袋，于是从洪洞县（苏三起解的地方）再次改道平行向东，进入直隶（今河北）境内。
随后，北伐军钻隙前进，速度飞快，很快过邯郸，克正定（今石家庄的机场就在正定），下深州，正要逼近保定的时候，又有大批清军北下阻截，便又掉头东进沧州。
但杀到沧州时，遇到了当地团练的顽强抵抗，北伐军遭到重大伤亡。林凤翔大怒，把主要兵力全部压上，在付出了沉重代价后攻陷沧州。因为伤亡过大，林凤翔等在城内纵军大肆烧杀作为报复。据说，城破之日，全城满汉回居民万余男女老幼，均被屠杀殆尽。
在这里，笔者插句题外话：战争这个东西，除了反抗侵略是正义的外，其他很难说什么正义可言。中国有句古话，“一将成名万骨枯”，一个英雄的后面，往往是千万孤儿寡母的万千泪水，但凡内战，遭殃的总是那些无辜的老百姓。
譬如太平天国起义，往往是太平军攻杀在前，官军掳掠在后。太平军一贯挟裹平民，离开武昌时就征发了上万民船，那可是数十万船民的身家性命，那些失去了家中男人和主要财产的船民老小，又该怎样面对剩下的凄惨人生？
古代没有战争法的约束，但凡战斗激烈的攻城战，城破后多半会发生屠城和烧杀抢掠的悲惨事件。发生这种不幸事情的原因，多半是获胜的一方死伤惨重，这些获胜者看到战友一个个的死去，心中的愤懑和悲伤要发泄，而主帅为了抚慰这些人，往往默许甚至纵容部下滥杀无辜，大肆抢劫，甚至奸淫妇女，胡作非为。
有的军队为了震慑对方，往往也故意制造屠城事件，其中特别以元朝的蒙古人最为恶劣与凶残。平民被屠的事件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如五胡乱华时的各族互屠、蒙古人灭金和南宋时攻城逢抵抗即屠、张献忠屠四川、满人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还有日本人制造的旅顺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直杀得中原大地遍地是血，所有的这些，都是国人难以磨灭的伤痕哪！
林凤翔等在沧州的屠杀引起了北方人的反感。本来直隶、山东等省的老百姓不满于清朝统治，聚众抗命的起义团体如捻军、白莲教、天地会、回教等此伏彼起，在太平军来到的时候，纷纷附和助战，但太平军所到之处，就焚庙毁佛，强迫他人信仰“天父天兄”，又在沧州大肆焚杀，等于把这些人逼到了清军阵营。民心不再，北伐军越往北走就越艰难了。
沧州被屠后，一些归附的义军纷纷散去，北伐军的实力大不如前。尽管天王在小天堂遥加封赏，林凤翔、李开芳等五人同时被封为侯，但这些封赏对那些在北方拼命的老战士不过是画饼充饥，毫无用处，特别是当这些人听说留在天京的同伴们在小天堂里锦衣玉食，吃香的喝辣的，心理如何能平衡？譬如那些没有渡过黄河的那一小半人，到底真是受到清军截击而被迫南撤，还是乘机开溜，还很难说。
更为要命的是，攻下沧州已是十月底，北方开始进入寒冷的冬季，这些南国来的广西老战士，能不能经受得了北方苦寒的考验，是个极为严重的问题。想当年，拿破仑意气风发，一心北进，直取莫斯科，但最后却在漫天风雪里狼狈逃回，而二战中希特勒的铁甲兵团，也是重蹈覆辙。兵书上说，宁可南行千里，不愿北上一天。北方苦寒贫穷，南方却富裕温暖，这些北伐军将士本就大都来自南方，北伐的难度可想而知。
很多人以为北伐军攻下沧州，进占静海、独流、杨柳青，迫近天津后，胜利在望，并时常引用“京城大恐，居民外逃，咸丰帝都做好避难热河”的说法，为北伐军顿足叹息，以为是时运不济，以至于功亏一篑…如果再往前拱一拱，不就把满清皇帝给拱下来了吗？
其实不然！北伐军迫近天津，用“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来形容可能更恰切。要知道，当时的北伐军孤军深入，已陷于严寒风沙之中，能量已经发挥到了极限，所谓物极必反，攻防转换，北伐军已经接近了死亡的边缘。
从地势上来说，北伐军虽然占据津郊三镇，但在华北平原上，无险可守，无隙可钻，面对清将胜保的追兵和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率领的生力军蒙古铁骑，已经疲惫不堪的北伐军很快被团团围住，此时莫说攻打北京，能够安全突围已经是胜利了！
在据守相持中，北方的天气已经到了滴水成冰的隆冬季节，北伐军粮草严重缺乏，只好放弃杨柳青，由林凤翔、李开芳分别退守独流镇和静海两个据点。当时正好漳水暴涨，运河水泛滥，清军和北伐军便互相掘堤灌淹对方，你来我往，打成胶着状态。
但是，北方毕竟是清军的大本营，粮饷充足，而僧王的蒙古铁骑又刚参战，战马来去如飞，对付这万余人的北伐残军还是绰绰有余的。最后，弹尽粮绝的北伐军被迫在次年（1854年）南逃，但是，两条腿的广西老战士怎可能跑过四条腿的蒙古骑兵？在南撤的路上，光酷寒的天气就冻死冻伤了上千人，有的人脚指头被冻得青黑发烂，而因冻伤落单的人又往往被追兵所杀。
二月初，华北平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