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雄师:三野档案-第2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焓奔涓系侥康牡夭怀晌侍狻！�
4月23日至24日晨，粟裕不停地电令各兵团加速向指定的合围地区前进。
命令：叶飞、韦国清的第十兵团除胡炳云的第二十九军沿京沪路向苏州进逼、监视上海方向之敌外，朱绍清的第二十八军、周志坚的第三十一军沿太湖西侧，以吴兴、长兴为目标兼程疾进，首先占领宜兴，再继续向长兴挺进，以求与第九兵团在这个地区会合。
命令：陶勇的第二十二军从长荡猢东、西地区向南疾进，切断溧阳、宜兴之间的通路。
命令：第八兵团的第二十、二十六军归第十兵团指挥，沿丹阳、金坛以西一线南下，配合各部歼灭逃敌。
命令：第九兵团成钧之第二十五军、聂凤智的第二十七军到达宣城后即向广德、长兴、吴兴疾进，务必于25、26日赶到广德以东的天平桥、梅溪一线，与第二十八军取得联系。
为及时指挥追歼战，粟裕、张震率领指挥机关于4月26日进驻京沪线上的要地常州。
军情如火，军令如山。第三野战军广大指战员接到追歼敌人的命令后，就像猎人发现了猎物，飞速地沿着指定路线向前，向前追击途中，广大指战员克服疲劳，克服饥饿，冒着江南连绵的春雨，踩着泥泞的道路，不停地前进。大家只有一个信念：快！快！追上就是胜利！
一路上可见敌人逃窜时留下的处处狼藉。公路上、水沟旁、麦田里到处都是丢弃的炮弹、子弹、枪榴弹，还有棉絮、皮鞋、帽徽和领章，许多地方还堆积着国民党党政军人员临逃时烧毁的文件和其他物品的灰烬。
由于解放军的神速，其先头部队几乎与南逃的敌人共路、并肩，甚至从后面超过。队伍在炮车、马车、驮马间穿行，忽而左，忽而右，在拥挤的公路上见缝就钻，以至许多时候，行军队伍相互交错，游龙似的前进。就这样不停地走、走，几天下来，干部战士们的脚都走“碎”了。第二十七军第二五三团八连副指导员于竹青说：“从宣城开始，天就下雨。江南的路面一遭雨，就软得像粘面团，深一脚，浅一脚，来不及拔出脚，鞋又丢了。等到天晴，更怕了，路面被太阳一晒，坑坑洼洼都晒成梆梆硬的坎坎楞楞，能扎透鞋底，满脚都磨起大血泡。”
第二三七团政治委员丁锐则在40余年后回忆说：“追击途中，就连烧熟一顿饭的时间也没有。有时刚想做点吃的，军长聂凤智就从后面赶到，说：‘赶快走，不能停！’战士们累、饿、渴、困。头两天，还能吃一些在江北自备的干粮和生米；后来的几天，什么东西都没有吃。行军途中，有的北方战士见到江南老百姓墙上贴着、地上晒着的干牛粪饼，实在饿极，以为是喂牛马的糠麸饼，抓起就吃。”
尽管疲惫，尽管艰难，但广大指战员在胜利的鼓舞下，仍满怀豪情，不久各部队陆续在预定时间内到达指定地点。
4月25日下午，第二十八军占领了宜兴。同一天黄昏时分，第二十三军占领溧阳，截断了南京至杭州的公路。此时，国民党首都卫戍部队所属第四十五军在卫戍司令张耀明的率领下正沿京杭国道撤往杭州，25日到达南渡时，与从镇江撤出的王作华率领的敌第四军汇合，得知溧阳已被解放军占领后，决定改由宜兴以西的山区直向郎溪、广德方向逃审，妄想突出重围，在郎溪他们又与东窜的敌第六十六军相遇交叉，乱作一团，而且已陷入三野更深的包围圈。
26日，中集团的先头部队已进至郎溪、广德地区。同一天，第二十八军进占长兴。
27日，中集团的第二十七军在吴兴附近与东集团的第二十八军打通了联系，这样，合围口就封上了。南逃之敌第四军、第二十八军、第四十五军、第六十六军以及第五十一军的一部，被逼入郎溪、广德之间的山区。敌军10万之众，乱作一团，东奔西突妄图逃命，但却四处碰壁。我追击各军则机动灵活、猛插猛打。29日，敌全军覆没。
4月31日，香港及国外的报纸转载了一篇由新华社发出的战地报道——新华社三野总分社前线记者刘亮报道：
从南京、镇江和芜湖等地狼狈逃窜的蒋军先头部队刚到广德城郊，就被从数百里外赶来的我军拦头截住，并且迅速陷入各路我军的包围圈中。这个大包围目的中心是广德城北25华里的山区，该地山岭重叠，林木蔽天，敌人陷入这个进退维谷的绝境后，建制混乱，头尾不能相顾，各自漫山遍野地逃窜，我军略加攻击，即缴枪投降。。。疲惫不堪的敌军散兵，在山坡上淋着雨等待我军收容，只要一名解放军战士领着几个俘虏走过，他们便纷纷自动跟上，刹时便成为一长列的俘虏群。记者在一个不满两百人的俘虏队伍里，发现其番号竟达11个之多。
郎广围歼战是一个巨大的胜利，消灭了10余万溃逃的敌军，使敌军无法按计划逃入杭州，从而使这座闻名中外的美丽古城免遭一场浩劫，同时也为即将展开的上海之战消灭了大量有生力量，减轻了上海之战的压力。郎广围歼战之后，我人民解放军离上海就近了。上海近了！——上海已经是一个大的战略概念。为了确保上海战役的胜利，人民解放军第七兵团在谭震林的指挥下加速向杭州挺进。
4月28日占领宁国，5月1日占领孝丰，5月2日占领余杭，5月3日占领浙江省会杭州。由于我军进军的神速，粟裕所担心的当时我国最长的现代化钱塘江大桥，在守敌安放了导火索后因来不及引爆而幸存下来。
同时期，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在刘伯承的率领下，从5月4日至7日占领了上饶、贵溪、横峰、金华、衢州等地，控制了浙赣线，切断了汤恩伯集团和华中白崇溶集团间的联系。而第四野战军一部和中原军区部队先后占领了孝感、黄陂，逼近武汉地区，完成了牵制白崇禧集团的任务。
5月2日，第三野战军第九、十兵团各军分别进驻吴兴、常熟地区待命。与此同时，分工负责上海战役作战的粟裕、张震率领第三野战军机关自常州东移苏州。
4月30日，总前委发电报给中央军委毛主席：
鉴于渡江战役的军事进展比预期的时间整整提前一个月，城市接管的准备工作来不及同步完成。根据南京经验，在我党我军未做适当的准备时，仓促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军因非主力兵团骄气较少，故该军在南京虽出了不少乱子，但纪律还算比较好的。其它主力军如不训练，不会比××军的情况更好。目前就军事上来说，杭州、上海很快就可拿下，就政治上说，我们许多重要准备工作都未做好。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
5月3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推迟攻击，并指出，在准备工作尚未完成前，第三野战军可以先夺取杭州，但暂时不要再向前推进，苏州、昆山、太仓、吴江、嘉兴诸点，可由汤恩伯先守起来，以使他在上海不觉有任何威胁，不会过早地退出上海，这将有利于我们做好进城的准备。
同一日，陈毅随总前委机关进驻丹阳，开始接管上海事宜的准备。在此之前，党中央已内定陈毅为新上海首任市长。
早在淮海战役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央召刘伯承、陈毅来到当时党中央所在地的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时，他们所关注的已不光是渡江的问题，而是渡江后如何接管宁、沪、杭的问题。毛泽东对陈毅说：中央的意思要他担任未来的上海市市长，想听听他本人的意见。
陈毅沉默了一会，说：“是否可以让刘、邓二野进驻华东、上海，我们三野走远一些，到大西南去呢？”
陈毅为什么要把整个华东这块富庶繁荣的地区让给二野来进驻和接管呢？原来，二野自1947年7月千里挺进大别山之后，自觉地牺牲局部利益，调动和吸引了蒋军南线全部兵力160多个旅中的约90个旅于自己的周围，进行了极端艰苦的无后方作战，不断消灭敌人，而自身的减员消耗也大。正因为有了二野的牺牲，三野才有可能更多地歼灭蒋军有生力量，“吃”得比较饱。接着二野又以缺乏重武器的部队，英勇地投入淮海战役，担负起关键性的严酷的战斗重任。二野和三野，像左右臂那样密切协同作战，陈毅对刘、邓更是又亲密又敬重。因此陈毅觉得应该把华东让给艰苦转战的二野，而三野则“到毛儿盖去走一走”。
刘、邓当然不会接受。刘伯承司令员说，这事他和邓小平同志交换过意见，他们都是四川人，对西南地区更熟悉，而三野来自华东，留驻华东更为有利。
这些也正是党中央的考虑。党中央进驻北京后，在中南海，毛泽东曾就陈毅任上海市长之事，征求过民主人士黄炎培、陈叔通等几位老先生的意见。对于陈毅将军，他们早有所知，1939年，陈毅的文章《茅山一年》和“脱手斩得小楼兰”的诗篇即已传到重庆。1945年，柳亚子先生曾赋诗赞陈毅曰：“兼资文武此全才。”“儒将”出任上海，稳得住局面，他们一致赞成。
梨没有让掉，陈毅只好接下了解放和接管上海的重担。
不久，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闭幕的次日，毛泽东召集了一个座谈会。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央提出华东局新的人事安排——
中共中央华东局：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
17名委员组成：邓小平、刘伯承、饶漱石、陈毅、康生、张鼎臣、曾山、张云逸、谭震林、粟裕、张际春、宋任穷、陈康、刘晓、刘长胜、曾锐冰、舒同。
华东区管辖范围有：上海、南京、杭州、芜湖、镇江、无锡、苏州、武进、南通、宁波等城市，地跨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份。
在这次会议上还确定了未来上海市的领导机构：
中共上海市委由饶漱石、陈毅、刘晓、刘长胜、曾山、刘少文、陈赓、潘汉年、宋时轮、郭化若、李士英等11位委员组成。前5人为常务，饶漱石为书记。
上海市府：市长陈毅、副市长曾山、潘汉年以及一位非党人士。
能否顺利进占上海，当时全党十分担忧。早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同志就曾说过：进入上海，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是过一大难关。这种担忧主要来自两大危险：一是帝国主义会不会干涉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行动？二是共产党有无能力接管城市，尤其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这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的形象。
上海，近百年来就是国际都市。在近代历史上，就曾有过帝国主义出兵直接干涉中国革命的先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撤销了租界，但上海仍然驻扎有外国舰队和武装力量。毕竟上海有这些国家太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它们绝不会轻易放弃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早在渡江以前，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来到上海，会晤了“海上闻人”杜月笙，上海市议会议长潘公展，希望由他们等社会“名流”出面，在上海发起一个所谓“自救救国运动”。杜、潘两人很快就在中汇大楼邀集宴请美、英巨商和上海“各界领袖”征集意见。随后，成立“上海各界自救救国联合会”，并试图在上海成立10万人的“上海地方自卫队”，搞一个上海“国际化”运动，使上海成为一个“不设防”城市，既不要国民党的武装也不要共产党的武装，地方秩守则暂由外国军队“维持”。美国在上海的新闻喉舌《大美晚报》以“国际化的上海”为题，试探人民意向。这不能不使共产党担心。更何况，渡江以后，蒋介石从幕后走到台前，正在绞尽脑汁地想把美国拖下水。
本来，解放宁、沪、杭，只用三野便够了，为了对付美国可能的干涉，中央军委在布置渡江战役时就作了考虑：在三野进军宁、沪、杭的同时，二野渡江后直插浙赣铁路，解放上饶，把国民党在华东的汤恩伯集团和在华中的白崇德集团隔开。向西可以对付白崇禧集团，向东则可作为三野的战略预备队，准备对付美军的登陆。
第二种危险更叫陈毅他们担心。从农村进入城市不是一个简单的区域迁移问题。对于许多出生于农村长期在农村浴血奋战的军人来说，在农村他们如鱼得水，干起工作来也得心应手，可是要他们突然间换上便衣，走进城市去做“官”，不免会遇上许多新问题。其中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即进城后究竟应该依靠谁？七届二中全会和华东局所指定的“接管江南城市指示”的基本原则是：“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者，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站在我们这一边。”可是这些在漫长的战争年代已习惯以贫雇农为依靠的干部却认为应当依靠城市贫民，甚至对民族资产阶级存在敌意。
正因为这些基本问题把握不清，结果渡江战役后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故。
常州解放，有的同志“开仓济贫”。就像以前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