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战场归来 -唐师曾-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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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十分不 利，我最后得到批准的参战申请，是通过《中国青年报》一位记者转呈新华社副社长郭超 人，才获批准的。由于我的理论在1990年8月的确可疑，以至最终只同意我单人匹马飞往 海湾，当时我只领到300美元的经费。以后若不是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给我一万美金， 我屁也干不成。和平环境中的人总以爱好和平自诩，可托洛茨基尝言：“也许，你对战争毫 无兴趣，但是，战争对你却兴趣甚浓。”列宁称托洛茨基是惟一能在三个月内建立一支红军 的人，我把自己看成新华社的托洛茨基。
几年中，摄影部新闻中心在总编室指挥下，打了数不清的漂亮仗，只是由于该中心未列 入新华社干部序列不得不鸡鸣狗盗。副社长郭超人给我装备了无线电话，我是全中国最早使 用BP机、大哥大的新闻记者，北京地区的重大突发事件基本上全抓在我的手中。北京市公 安局前常务副局长刘镇山在六国饭店火场说：“一见唐老鸭，非有大麻烦不可。”我估计和 我共同奋斗的几位老总，会放开手让我往前打，“打到对手完全放下武器为止”。
说到此，容我先介绍一下快速反应理论。那是1987年，摄影部主任号召“一人一 文”，我写《对现有器材的评论》得了奖，1988年我又写了一篇《建立我们的闪击部 队》，不料再次得奖，并得到社长、副社长们多次召见。郭超人下令我可以在任何必要时候 使用奔驰汽车，“司机可以到你家里去接你”。其实，“闪击思想”全部来源于一帮职业军 人，我只不过将其移植到新闻采访上。
本世纪初，杜黑的“空中制胜论”和马汉的“海权”理论随飞机等运载工具的发明而诞 生。拿破仑的“巨炮理论”、马木留克的“骑兵突进”已成历史。英国剑桥的利德—哈特上 尉、法国圣西尔军校的戴高乐、美国西点的巴顿和当时正在哈佛留学的山本五十六，都在研 究一种全新的军事学说。这集中体现在戴高乐20年代写的《职业军人》一书中，即少数素 质优秀的军人，掌握广博的文化技术知识，拥有丰富实战经验、健康心理和装备，快速反 应，可以起到千军万马起不到的作用。
德国装甲兵总监、“闪击战”创始人古德里安将取胜法则归纳为“通讯＋机动性＋火 力”。他组建的装甲军在吞并奥地利、捷克，占领波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进 攻苏联诸战役中将突破理论完善地运用于进攻之中。古德里安在他的名著《闪击英雄》一书 中，坚决反对把坦克与步兵混编。他认为只有单纯的坦克冲锋才能将“通讯、机动性、火 力”充分发挥。坦克的任务是在敌人防线上撕开一道口子，迅速楔人敌人后方。至于处理溃 乱之敌、对阵地实行占领则是后续步兵的事。他毕生追求的只有速度，以“冒险的飞毛腿海 因茨”著名。
抛开山本五十六等海空军不谈，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快速反应战例 不胜枚举。诺曼底马修·李奇微的82空降师、巴斯托尼泰勒的101空中突击师和巴顿集团 军艾布拉姆斯装甲搜索营都是快速反应、“闪击”理论的产物。越南战争期间，美军首创以 UH—1“休伊”武装直升机为机动手段的“骑兵师”；第二次中东战争，以色列的沙隆组建 了“202”特种部队，这些全是“闪击”理论的绝好实践。
摄影部新闻中心成立三年来已积累了国内的突发事件快速反应经验，大火、撞车、地 震、劫机等突发事件我都能第一个赶到现场，1988年9月8日，《中国青年报》以《红色 在行动》为题用一大版介绍了我和我的闪击行动。海湾危机发生后，根据北大国际政治系四 年、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政治教研室四年前后八年的国际问题训练，我坚信战争非打不可。在 我建议下，摄影部决定推迟已有四年中东采访经验的张郇回国，并向中东增派摄影记者，我 有幸成为进入“风眼”巴格达的头号人选。在我“海湾必定有一场大战”的蛊惑下，摄影部 认为“海湾战争非打不可，为此应在开罗、巴格达和利雅得三个方向各有一个棋子”。为了 将这三个棋子联成一张网，摄影部趁机从技术局接管了图片传真室，我的徒儿传真员袁满成 了提纲挈领的人物。
三年来的携手奋战，同志情感是打赢这一仗的基础。我想起《孙武·谋攻》中的一句 话：“上下同欲者胜。”
当时还有一件颇令我得意的事，就是秋季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恩到巴格达调停，萨达 姆·侯赛因竟很给他面子，答应释放曼苏尔饭店的人质。新华社摄影部又吹起了一阵和平之 风，新闻中心图片编辑刘东山与我打赌，说：“唐老鸭，除非你能与希恩合张影，否则我就 不信海湾能打起来。”我当即以一顿大餐为赌注慨然允诺。半个月后，我怀揣1987年在人 民大会堂为希恩拍的一张照片，通过《新观察》摄影部主任李晓斌进了钓鱼台，与希恩双双 合影。当然，战争也终于打了起来，现在刘东山东山再起平步青云，不过欠我的大餐至今也 没兑现。
大约我的“闪击”由理论到实践与传统新闻采集方式格格不入，乃至战后中东总分社竟 拒绝我去工作，理由冠冕堂皇又烟蒸霞蔚：小庙养不了大神。偏偏摄影部老板坚决不退让， 结果僵持了半年我才到中东报到。两年后，组建有二十多人参加的“国际热点快速反应报道 组”，我被摒于20人之外。这次勇于替我请命的是摄影部林老板，不久他被调往亚太总分 社任副总编。其继任者王景堂又替我说话，王自我进摄影部传真组伊始，就是我的顶头上 司。他为人木讷公正，北外毕业澳洲留学，不谙官场之道。一年后被调至《人民画报》社任 社长。我始终没能参加1987年新华社老社长让我尝试“闪击”的闪击队。而这支庞大的闪 击队闪了几次也没击中要害；远不如CCTV们在类似行动中的动静大。这是因为世界变化太 快，我将自食恶果归于德国闪击战创始人、坦克总监卡·海·冯·古德里安的痛苦人生经 验：“过早地开花、到结实的时候就是苦果了。”
“这是新华社年轻的摄影记者唐师曾，海湾战争爆发前，并非军事记者的他主动申请去 海湾地区采访。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拍摄了数百张反映海湾局势的照片。其中《德奎利 亚尔访问伊拉克》为国内外多家报刊采用。他还写了《飞往巴格达》、《临近摊牌的巴格 达》等通讯，目前，他正活跃在海湾地区，采访战事。”
新华社记者黄文援
——1991年2月3日《人民日报》
3．飞往巴格达
我在不断的梦想中生活。
——苏沃洛夫
出发的前两天，我终于有空穿着亚运会发的大红运动衣风风火火跑到北大25楼博士生 宿舍，向我的女孩描绘我的军事思想。她低眉顺眼听我白唬了半天，才说：“你怎么总在做 梦？”的确，我一直如俄国元帅苏沃洛夫所云：“我在不断的梦想中生活。”
12月20日，1990年。北京，国际机场。
没有比此时飞往巴格达更迷人的了。
我真不懂妈妈干吗抱着我大哭。也许战争中女人比男人失去的更多，我们仅失去生命和 肢体，女人失去灵魂和心。对于有可能发生的意外，我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我深知，除非你 牺牲一切也在所不惜，否则就别去冒险。海明威《永别了，武器》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 都准备献出我们的生命，但只有少数人中选，对这些少数被选中献出生命的人，也无需给予 殊荣，因为他们是幸运儿。为祖国献身的人的母亲是世界上最值得骄傲的人，也是最幸福的 人。”我心中的不怕死有两重含义：一是明知有危险而不怕；二是不受金钱、权力等物欲驱 使。我的冒险就属于这一种，心自由嘴也自由，行动起来才有活力。临行前，我把我的财产 ——从《简式武器年鉴》到各种军装，分送四位同事的儿子们。像去可可西里探险时一样， 摄影部副主任林川和梁师傅拉着哥儿们一直送到机场，外事局小金用力捏了捏我的右手： “鸭子，一定回来，三个月后我在这儿等你。”
由于国际封锁，目前进入巴格达的惟一通道只有约且，我得先乘中国民航飞到伊斯坦布 尔，至于以后的路只有天知道，8点10分起飞，中国民航CA—943航班蔡机长双手紧抓我 的双肩：“小伙子，有什么要求直说，趁还在祖国的飞机上。”他见我一人带了这么多行 李，特地给民航伊斯坦布尔孔站长写信：“老同学，设法帮助这位记者，他要去巴格 达… ”乌鲁木齐边防武警免收我的出境费，并送我一张入境费交讫的凭单：“希望你还从 我这儿入境，入境费我先替你交了。”
19点20分途经沙迦，降落前可以看见霍尔木兹海峡外点点油轮游弋于印度洋上。
临近烟波浩森、战云浮动的波斯湾，一股慷慨别燕蓟的孤独感油然而生。海水中总是浮 现我老妈随风飘舞的花白头发，出发前一天晚上，她一直背对着我拼命地洗我换下的一大堆 脏衣服。
连续飞行了17个小时后，我在伊斯坦布尔着陆。雨夜朦胧，分社的一位同志早已等候 在机场，民航伊斯坦布尔办事处帮我寄存了放大机、传真机和装有钢盔、防弹背心的两只大 箱子。
土耳其，这个地跨欧亚的文明古国，悠久的历史可溯源到公元前700年，曾历经东罗 马、拜占庭及奥斯曼等盛极一时的帝国，随着军事采邑制的衰落而沦为英、法、德、俄、奥 诸国的纷争之地。
这次我匆乙逗留并在那儿转机的城市——伊斯坦布尔，就曾为东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 的首都。这座原名君士坦丁堡的古城，其城市布局与我国的长江重镇武汉有点相似，分隔欧 亚两大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金角湾将其分为三个部分，呈鼎足之势。博斯普鲁斯海峡北通 黑海，南达爱琴海和地中海，地势相当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根据1923年和1936年 的洛桑和蒙特勒支条约，博斯普鲁斯海峡归土耳其管辖，但外国包括黑海沿岸国家如苏联、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商船，均可自由出入。一旦此海峡被封锁，黑海顿成“死海”，它的 重要性由此可见。
这里比北京时间晚六小时，早晨起床对表，乌黑的煤烟袅袅而来，空气中弥漫着穆斯林 的祈祷声，想不到这座土耳其的重要港口城市居然还缺水，所有人家全用容器贮存水，浴池 中也是水，饮用水得去买。在伊斯坦布尔大桥旁，停泊着一条30万吨级的伊斯坦布尔自来 水公司的大船，它是专门用来运水的油船。
几只棕头鸥在小楼上盘旋、降落，小雨犹未绝。大喇叭传来祷告声，庄严神圣。
土耳其是个穆斯林国家，伊斯坦布尔这个土耳其最大的城市里的清真寺更是数不胜数。 我有幸走进了著名的古迹——“蓝色清真寺”和与其隔街口对峙的“圣索菲亚教堂”。建于 17世纪的蓝色清真寺高43米，全寺共有260个窗门，屋顶呈圆拱形，名实一致，寺内主要 色调是蓝色，它是世界上惟一建有六座宣礼塔的清真寺。与它遥遥相对的是被誉为“世界七 大建筑奇迹”之一伪的索菲亚大教堂。这座代表东罗马帝国建筑艺术高峰的教堂、外观宏 伟，内部装饰精致富丽，为伊斯坦布尔最大的教堂。我对伊斯兰清真寺与基督教教堂在一个 广场上和睦相对大为赞叹。
托普卡琅宫则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留下的建筑，距今约有500多年历史。据说，宫内有很 多房间，可住4000人以上。与北京故宫一样，托普卡珀富也设有“珍宝馆”，陈列历代皇 帝收藏的古玩珍器。在那里，我惊喜地发现还有中国明清两朝送给历代苏丹王的瓷器。
次日，我乘约旦航空公司波音—727飞往安曼。安曼机场的警察将我的六包行李全部打 开，直弄得防化服上的滑石粉白烟乱冒才甩手而去。
如果人生的乐趣在于这二秒钟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我的巴格达之行则饱尝这种 提心吊胆的乐趣。在安曼小住一日，我登上了飞往巴格达的伊拉克班机。遇到的安检更加严 厉。尽管我已把防化服和传真机都扔在了安曼分社，可我托运的行李还有48公斤重，按规 定伊航只许托运20公斤。看到我前面的日本NHK记者大把地从西装上衣口袋中挥洒出成叠 的绿票子缴超重托运费，我却分文没有。我耐着性子娓娓动听地给工作人员解释为什么我现 在没钱，其窘态不亚于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他同情地将48公斤改成了30公斤，在收 了我一把清凉油之后，又改成2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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