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战场归来 -唐师曾-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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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尉上下打量了我好半天，笑了。“你不知道上面是军事机密吗？”
“不知道。我是想和上面的‘雅嘿’合个影。”
“是人民中国吗？”
“百分之二百的人民中国。”说着我转了一个圈，让他看清我前胸后背上的字。
“下次别往上爬。”
“知道了。你没听昨天的新闻，人民中国正提议取消制裁，援助伊拉克人民药品粮食 呢。”
上尉连连点头：“知道，知道。”我真不知道他知道什么，因为这条新闻是我刚从BBC 吉姆那儿听说又添油加醋发挥的，我趁机收起相机，朝他连挥了三遍“V”手势，就像我拍 反美游行一样。
30 撞车、撞车、再撞车
“战地记者的命运赌注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可以把它押在这匹马或那匹 马上，也可以在最后一刻抽回来。”
——罗伯特·卡帕
临行前，北大一位气功师哥们石松给我占了一卦，说我海湾之行无大凶，但车祸不断。 这一算可吓坏了我的朋友中文系的小师妹、日本留学生平岛由美，她特地让弟弟从日本找了 个小蛤蟆要我挂在身上，因为日语蛤蟆念“凯露”，与“回家”发音相同。
我头一次撞车是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灾情不重，仅撞瘪了出租车的右门。我一看卦算得 挺灵，从此坐车只坐后排，而且总是系紧安全带。
塞浦路斯使馆经参处的小陆是北大75级的，为人特仗义，开车技术也高，四年来从未 出过事，眼看一笔数目可观的行车安全奖就要到手。我在塞浦路斯转飞机、办签证，他没少 义务帮忙。
由帕福斯到尼科西亚的高速公路好得不能再好，小陆开的是使馆的沃尔沃—740GL，据 说是世界上最抗撞的好车。小陆轻车熟路，可我总是习惯不了靠左行的英式公路。远处海面 上三块巨石，就是司爱与美的女神阿佛罗狄忒诞生处。可由于滂沦大雨，什么也看不清。眼 看离尼科西亚还有20英里，我们就要到家，不料斜刺里钻出一辆粉红色的小福特，没亮转 向灯就上了快行线。当时我们的时速至少有95英里，一下子就顶在了小福特的屁股上。
接下来的情景一连有好几年我怎么也挥洒不去：眼前仿佛是在演慢镜头，小红车在大雨 中向右前方旋转着滑去，扫断12根中心隔离桩，车内杂物飞得满天都是，小陆一脚刹车停 在路中。
我弄不清我是怎么从后排座位上飞起来，撞断前排枕头的靠垫，又打在小陆脖子上的。 碰巧路过这里的塞浦路斯交通部长目睹了全过程，立即用他车上的无线电话通知了中国大使 馆。警方当即裁决，责任全在小红车一方。可我的左臂和小陆的脖子全不能行动自如了。
第三次撞车是在伊拉克。当时听说美军到了扎胡，正在修建难民营，我们就开始摩拳擦 掌，由于路途太远，得几个人轮着开。首席老朱技术最精，从凌晨5点开到上午9点30 分，跑的全是没有灯光的夜路，险情丛生。我照例坐在后排，将自己紧紧捆在座位上，估计 我们的新式奔驰—260不会撞不过别人，除非有人撞我们屁股，那我可就惨了。因为行李箱 里装了200升备用汽油，一着火我先得变烤鸭。
天亮了，路也好了，老朱把方向盘交给了英文记者江亚平，江是新华社驻开罗文字记 者，自称有两年开车经验，老朱关照他先把速度摇起来，再上快车道。当时老朱误以为所有 年轻人都拥有和我一样的车技，其实战后我到开罗供职才发现，当时全分社14辆车仅有6 人有驾照，而有驾照者开得比走路快不了多少。这是因为在国外的中国人惟一有危险的营生 就是开车，所以分社领导不开放学车的“车禁”，以免出了事承担责任。在我开辟大吉普天 马行空以前，从没有人敢单人驾车开过长途。我也由此犯了封建社会大到可以杀头的罪名— —“违制”。
前方视野很好，自动换档的大奔驰眨眼速度就上了130，速度表电子音响发出动听的鸣 叫声，我双目微合，尽量保存体力以待恶战。就在这眨眼之际，只听一声“咩”，几团黑乎 乎的东西就越过奔驰的风挡，从我们头顶呼啸过去。车身猛然一抖，安全带勒得我心脏狂跳 不止。
停下一看，傻了！原来傲视群车的奔驰，前脸五官全挪了位，仅剩左前角还残留一只转 向灯。冷却系统彻底撞坏，挤在引擎中。车身上满是腥膻的羊血和碎肉。百米开外，两只死 羊倒卧路中，几只伤羊正落荒而逃，气得老朱大骂开罗派来个废物。
老朱老跟我说，伊拉克大沙漠中夏季最高气温可达八十多度。我说这不可能，并要与他 打赌。今天我全信了。
一望无际的大沙海在烈日下蒸气腾腾，金光万丈，仿佛有10万个太阳从360个角度围 着我转，弄不清哪边是地，哪边是天。柏油路在烈日下像一条晒干了的死带鱼，泛着死光。 刚才开着空调不觉热，可现在一切全来了。
烈日下无处躲无处藏，眼看着奔驰—260内的液晶温度计已经跳到了60℃，可还在稳步 上升。连截了几辆小车，都说拖不动这个大个儿的奔驰。昨天我还为我们车有六个缸得意， 今天却恨它为什么不是辆“飞鸽”，骑上就可以走。
终于来了一辆大拖车，我穿上摄影背心，模仿标准的交通警察姿势，左手向上直伸，右 臂轻微向左挥动。这辆大车还居然停下了。老朱夸我挺有眼力，我忍不住又来了劲：“是魅 力。”
拖车司机一听我们是中国人，很愿意帮忙。但翻遍全车仅找到一根丈把长的绳子，好歹 算把我们的奔驰—260与他的庞然大物连在了一起。
汽笛一声长鸣，我们总算颤颤巍巍上了路。可由于绳子太短，前面大车尾灯一亮，我们 就得手忙脚乱踩刹车，生怕给已经无颜见人的前脸再锦上添花。就这样，还是险象环生，三 拖两拽丈把长的绳子上又打了两个结。
车速只敢维持在60公里上下，车内的空气总算又流通了。可扑面而来的全是热风，液 晶温度计降到55℃就停滞不前了，体内再也排不出汗。我粗壮的汗毛有如干柴根根直立。 这种感觉不知算蒸还是算烤。似睡非睡，从曼苏尔到巴格达两小时的路程却足足花了五个半 小时，我们几乎也全似涅槃了的乌鸦，肉体干瘪，只剩下一丝游魂。等见到巴格达郑大使， 我只剩下说“水”的劲。
31 海湾战争中的北大人
战争中总有堕落的人，可还有哈佛毕业生。
——海明威
1979年，我是稀里糊涂进北大国际政治系的，这全为我那九十多岁的爷爷。我爷爷的 哥哥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我爷爷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文科中国文学门。当 时，他老人家硬说凡是上过这所学校的人都会变得勇敢诚实，民主科学，乐于助人。其实当 时我更想进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像所有多梦的中学男孩一样，幻想当个古德里安式的好军 官（海因茨·冯·古德里安，普鲁士贵族，第三帝国装甲兵创始人，德国装甲兵总监，闪击 战刨始人，由于在奥地利、波兰、法国、苏联等战役中以快速楔人敌后而著名，有“飞毛腿 海因茨”之称。著有《闪击英雄》、《坦克进攻》等著作）。为了能和我爷爷历数的陈独 秀、胡适、鲁迅、李大钊们成为校友，我狠心放弃了当装甲师长的念头，咬着牙进了北大。 可我怎么也想不到，就因为我爷爷一句话，竞会引出那么多不可思议的故事。
开学后第一个星期天，我们宿舍全体到校园里拍纪念照。北大素有照相的传统，60年 前刘半农就在此建立过“光社”。在未名湖南岸，我们与长眠于此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合影，斯诺早年在这里教过新闻，用相机记录过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在北大37 楼学生宿舍，我冲了我平生第一个黑白胶卷。
在北大图书馆，一个叫罗伯特·卡帕的战地摄影记者闯进了我的生活。这位18岁考入 柏林大学政治系的小伙子大学一毕业就赶上纳粹上台，他背着相机只身逃往西欧，与海明威 一起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卡帕拍摄了包括诺曼底登陆在内的所有重大战事，由于玩命而闻名 于世。他的朋友从乞丐到美国总统，从英格丽·褒曼到海明威，无所不包。直到1954年在 印度支那踩响地雷，他还不忘按下快门，终于含笑死去。我被这家伙迷住了。我把卡帕的好 友、普利策文学奖得主约翰·斯坦伯格为他写的悼词抄在了日记中：“他不仅留给我们一部 战争编年史，更留给我们一种精神。”我幻想自己是卡帕转世。
我儿时皈依的师父、中国佛教协会秘书长正果法师告诉我，人类的私欲不外为“名、 利、色”。可像卡帕这样早已闻名于世可仍奋斗不息，直至粉身碎骨，他追求的是什么样的 私利呢？
1983年我从北大毕业。久居美国加州的二伯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毫不犹豫地说： “给我买台好相机。”以后，我背着这台相机在中国政法大学教了四年书。直到一位北大校 友将我推荐给新华社摄影部。
1986年底，我被新华社摄影部录用后，我才知道，对我进行考试并决定收留我的摄影 部主任徐佑珠也是北大校友。当时我向她表自我决心当中国的卡帕，可她冷冷地说：“现在 我一台相机也没有，可我知道怎么培养使用人。”如果没摄影部老板们的知遇，就不会有今 天的我。
1990年12月20日，我经伊斯坦布尔、安曼辗转进入巴格达。在金色屋顶的中国驻巴 格达大使馆，神态凝重的郑达庸大使对我的贸然前来似乎并不欢迎。我能理解这位北大毕业 生的心情，郑大使必须为在伊拉克的每一个中国人负责。自海湾危机以来，巴格达使馆已组 织成千上万的驻科威特、伊拉克劳务人员经约旦撤回祖国。郑大使钻进高悬五星红旗的奔驰 —300匆匆而去，他正在为最后一批劳工的安全奔波。
巴格达使馆屋顶已用红油漆画了一面巨幅的五星红旗，赤日当空，一丝风也没有。为了 求得大使同意我留守，我力陈我的四条理由：一、我是奉总社之命来采访战争的，为任务理 应坚守巴格达。二、我是摄影记者，其工作特点是亲临一线。三、在国内我搞了四年突发事 件采访，有应付危险的经验。四、有老学长的帮助。我保证服从大使校友的一切命令，我想 大使校友最能理解我所追求的精神。大概正是这种北大精神的魅力，大使终于开了口：“你 马上去领一套防化服。”
1991年1月14日，我正式接到开罗中东分社社长撤出巴格达的命令。在巴格达萨达姆 国际机场，我被伊拉克海关扣留，理由是我没到移民局办理合法离境手续，在我们最后撤出 的七个人当中。我是惟一没办此手续的，因为我一直想寻机脱离组织，在巴格达潜伏下去， 由于在战争期间违犯伊拉克法律，我被共和国卫队看管起来。我猜自己大概也会被押往曼苏 尔饭店当做人质充当人肉炸弹。就在这时，郑大使的大手紧紧攥住了我：“我是中国大使， 现在我担保这个人出境。”大使一直把我拉上波音—747的头等舱，紧贴着他坐下，直到飞 机起飞才松了手。在这个世界上坏人每天都在增多的同时，好人并没有减少。这是我平生头 一回坐头等舱，坐在我右边的是数夜不眠两眼通红的中国大使。我深切地感受到鲁迅自豪的 “北大精神”，我们今天缺少的正是这种勇于承担责任的人。
在巴格达追踪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为和平做最后努力，是我平生遇到的难 度最大的采访。摄影记者最大的挑战是在恰当的时候抵达最恰当的地点，这全凭一流的通讯 和交通能力。在北京我有BP机、无线电话和一张到处是朋友的老脸，可在这里我仅有两手 空拳。
就在我孤立无援之际，撞上了我的另一位北大校友、共同社记者河野澈。河野毕业于早 稻田大学，后又到北大中文系进修。想不到在黑云压城的巴格达，我俩再次相遇，并肩合 作，结下兄弟般的友谊。
以后，不论是在战火纷飞的伊拉克边境，还是一派和平景象的塞浦路斯，全能碰上北大 的校友。
1月29日，我奉命由安曼飞尼科西亚，设法进入以色列。鼎力帮我的除新华社尼科西 亚分社老陈夫妇外，还有一位素昧平生、毕业于北大经济系的塞浦路斯使馆经参处二秘小 陆。小陆具有诚实、勇敢、乐于助人等典型的北大特点，他一直开车把我送上飞往以色列的 小飞机，临别时又告诉我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中国驻塞浦路斯林大使也是咱们校友。”
3月1日，在开罗中国驻埃及使馆的院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