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战场归来 -唐师曾-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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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问询处的小姐听说来了个中国人，一声尖叫又招呼出一大帮人围着我看新鲜，刨根 问底地研究中国人与日本人、朝鲜人的区别。我只得把先前的理论重又兜售一遍：凡是像我 这样一米八几的大汉一般都是中国人，其他各国一个比一个矮。
深夜，在我落脚的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一楼，我湿淋淋地赶到以色列新闻部办公室。一 位官员正在锁门：“你是苏联人？”他指了指我摄影背心左上角的五星红旗。“不，中国， 北京。”他“哦”了一声再次打量了我半天：“对不起，我从未见过北京来的中国人。我马 上就给你办采访证。你打算呆多久，10天？我先给你开15天，如果不够，我再给你延 期。”
是夜（2月1日），特拉维夫没有遭到伊拉克“飞毛腿”导弹的袭击。
在刚刚过去的一天里，仅有一架小型私人飞机载着14人在特拉维夫降落。所有航班早 已因海湾战争而中止了到以色列的飞行。
15．生活在面具后面的以色列
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
——犹太谚语
今天以色列、巴勒斯坦两国所在的巴勒斯坦地区，古称迦南（Canaan）。迦南是《圣 经》上的国家，在《圣经》中它是一块辽阔无垠的土地，所有读过《圣经》的人都不自觉地 接受这一观点。而现实中的迦南即巴勒斯坦地区并不比海南岛大。它的最北端是黎巴嫩冰雪 覆盖的赫门雪山（Herman）脚下的旦城（Dan），南端以“南地”内格夫（Nevgv）为限，西 为地中海，东是约旦河谷地。现在以色列国都的特拉维夫坐落在这块土地西沿中段的地中海 滨。
2月2日早晨，特拉维夫阳光明媚，西临碧波万顷的地中海，气候温湿。也许由于是周 末安息日，所有的商店都关了门。我怎么也找不着饭吃，我住的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的法国 大菜贵且不说，我连菜单都看不懂。指挥我的摄影部让我饿了上街找小饭铺，渴了喝卫生间 里的水。摄影部副主任林川说，欧洲自来水符合卫生标准，要我省出美元用在刀刃上。看着 往来脑满肠肥、西装领带、眼镜背头的大胖子矜持庄重地迈动锃亮的皮鞋，我觉得自己既不 幸又坚强。
位于市中心的华人餐馆Tenli chow的主人因为怕轰炸不知去向。一位名叫Hayarkon的 出生于巴格达的犹太人自告奋勇地推荐我去他朋友开的小馆子Avazin吃“希希立克”（一种 烤鸡块），好歹填饱了肚子。
街头，行人很少。特拉维夫的王府井——阿兰布大街也没有什么人。到处是“请随身携 带防毒面具”的提示。在Ramate Gan，一群身背防毒面具的市民正围着一处前一天被“飞 毛腿”导弹炸毁的民宅发呆。出租车司机说：“到目前为止，已有14人死亡，192人受伤。” 废墟上插了一面六角形的“大卫星旗”，旁边竖立起一块高4米、长10余米的蓝色巨型木牌， 上用白油漆书写着该区区长的一句话：Ramate Gan Stands firmly behind its citi… zens（“拉马特冈在公民们的支持下坚强挺立”）。废墟旁，一台推土机正在平整土地，计 划重建一座新屋。
豪华的希尔顿饭店的第六层修建了防毒室。住在这里的宾客被告知，一旦有空袭警报， 应立即进入六楼防毒室。我的好朋友、日本《新闻周刊》摄影记者村田信一由于忘带防毒面 具而不许回希尔顿饭店。
犹太出租车司机Haime的车里也放了防毒面具。望着明亮的蓝天，他自言自语道：“但 愿今夜平安无事。”
当晚，我和加拿大记者乔正漫步德里希沙龙大街，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鬼哭似的警报 声在四周呜咽，犹如魔鬼耶利哥的喇叭。抬头仰望，只有高楼丛中一线青天，家住该街99 —6—9号的小伙子嘉迪连拉带拽地把我俩弄上他家的二楼。这是一间大约只有10平方米的 空屋，门窗缝上贴满了塑料密封胶条。小伙子最后一个进屋，手忙脚乱地用胶带纸封死身后 的大木门。接着他命令我们戴上防毒面具，见我没有，就大声训斥：“如果让警察碰上，非 罚你200谢克（合120美元）不可。”小伙子嘉迪是拐角上意大利餐馆的小老板，受过民防 训练，是名志愿人员。
其实并非我有意以暴力试探以色列法令的稳固性，因为，如果我戴上防毒面具，就非得 摘下眼镜不可，而这样整个世界就“月朦胧，鸟朦胧”了。况且单凭一个防毒面具，对萨达 姆的两元化学武器真起不了任何作用。我心里清楚，防毒面具只不过是稳定民心的镇静剂而 已。
与此同时，17层的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工作人员正将所有旅客赶入设在六层的防毒 室，就像驱赶一群步入传送带待宰的呆猪。然后用黑塑料布和棕色胶条封闭进入六层的所有 通道。
可对干记者这行的，警报声就好比兴奋剂。每逢警报一响，各国记者各执采访器械冲出 房间，聚集在希尔顿门外仰望星空，屏气凝神静候“飞毛腿”划破夜空。记者们赛着炫耀各 自的军用品，“台视”朱增有左腿绑着一只防雨军包，上面用黑漆喷着：“T3—75式防护面 具”，原是准备防备“共军”的，不想竟与海峡这边的我挤在一起拍“飞毛腿”。他自称这 种面具要比以色列的好。我从巴格达地摊上买来的一条共和国卫队腰带也颇使他们羡慕。美 国CBS的约翰·海古德更是全副武装，好似一个陆战队员，头戴蓝色美军防毒面具，绿毛线 软帽，紧裹防雨夹克，手戴黑皮手套，肩扛摄像机，腰缠电池块，憋得他接连在原地做蹲下 站起，还向我招手：“唐，来一张，让我妈妈看看我有多威风。”
一个名为“Israel—Life Behind the Mask”（《以色列——生活在面具背后》） 的影展2月8日中午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开幕，40幅黑白、彩色照片从不同侧面展示了海湾 战争以来的以色列人民的生活，几乎每张照片上都有防毒面具。
《耶路撒冷邮报》曾刊登过一张漫画：坚守前线的士兵给自己家中头戴防毒面具的老母 打电话，询问战况如何。这是一场全新的不分前方与后方的战争，连特拉维夫海滩上缠绵春 宵的情侣也片刻不离防毒面具。
据该影展组织者说，他们试图通过图片展示：“以色列如何一夜之间被拖入了一场战 争，老人、妇女、儿童全成了士兵，这些士兵全部用防毒面具武装自己。……这是一个不是 战场的前线。”
2月8日是伊拉克“六三革命节”，也恰逢犹太教安息日，由于巴格达宣称它拥有比飞 毛腿射程更远、威力更大的SS—12地对地导弹（Ss：地对地导弹简称。原文为surface to Surface），使参加影展开幕式的来宾更加胆战心惊，人人屁股后面挂着一包防毒面具，撅 着屁股挤在展厅里发呆。
在耶路撒冷犹太教圣殿内和哭墙下，成千上万的犹太教徒身背防毒面具，冒雨祈祷。人 们担心夜里会有“飞毛腿”来访，因为巴格达一定会以此纪念自己的“六三革命节”。
16．“飞毛腿”袭来之际
如果你是好样儿的，出了倒霉事就该怪你自己。
——海明威
每当防空警报响起之际，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工作人员都将所有旅客赶到设在第六 层的防毒室，用黑塑料胶条将旅客密封在避弹室里。住在这里的一帮各国记者据理力争，终 于有幸享受“豁免权”，他们首推CNN（有线电视）、ABC（美国广播公司）、NBC（全国广 播公司）的一帮摄影师，CBS的约翰·海古德、加拿大的自由摄影师乔、日本《新闻周刊》 的村田信一和我，总是呆在一起，脚边堆放着玉体横陈的防毒面具，就像一堆骷髅头。我从 未穿新华社给我的防化服，这倒不是我勇敢。早在撤离巴格达之前，首席老朱和我就将全套 防化服连同面具送给了房东。路过安曼时，试穿补充的新式防毒面具险些把我憋死。一到以 色列，又得到了我的第三套防毒面具，可我从未用过。现有的防毒面具也只能对付警用催泪 弹，连一次世界大战糜烂皮肤的芥子气也挡不住。钢盔我却从不离身，从北京出发的前一 天，《解放军报》摄影记者乔天富特别关照我，80％的战伤是被弹片击中头部，要想多活就 别怕沉。
两天前，我站在阳台上首次拍到了迎击“飞毛腿”的爱国者导弹腾空而起的英姿，由于 用的1。”4秒，弹道轨迹极短，在10寸传真片上不足两寸，但这也引起了村田和乔的大力 称赞，乔为了表彰我的勇敢，还送了我一个名牌摄影包，村田在一旁羡慕地说这种多姆克专 业包在东京卖200美元。
这里的摄影记者55％用尼康，30％用佳能，15％用其他相机，如莱卡。主要型号有尼 康F—4S、尼康F—3P、佳能新F—1、佳能T—90和莱卡M—6。他们都随身挂有外接高压电 瓶，清一色地被村田说的那种在东京卖200美元的美国多姆克牌摄影包。这种包可装两台加 MD—4尼康F—3，四个中等体积的（如尼康80—200F4）镜头，两只闪光灯，此外还有两个 大口袋可供装其他物品，开关简单，具有防水夹层。在国内我只见《中国青年报》贺延光背 过这个牌子的包。
每天早上，当我背着美联图片传真机到一楼新闻中心传照片时，都引来一大堆外国同行 围观，这使我很难堪，根本不敢把那些臭照片装上机器，生怕给中国人丢脸。澳大利亚 News Limited摄影记者Ray Strange笑称我用的是上个世纪的机器，他问我为什么不用 美联底片传真机APLeafaX呢？
这里的美联、路透、法新、共同、时事、读卖新闻一色地用美联底片传真机AP— Leafax。我在巴格达就曾向共同社摄影记者大河源利男借用过这种机器。其体积只有一台电 动打字机大小，在东京卖1．5万美元。可用英文打说明，传一张黑白底片（亦可用彩色底 片）只需六分半钟，而我用的图片传真机传一张照片则需10分钟，据东京新闻摄影记者吉 冈逸夫讲，尼康公司正在试造一种比美联AP—Leafax更小巧的机器，估计打完仗时会投放 市场。
美联社摄影记者多米尼克说过：“让一个摄影师拍两种以上胶卷简直不可思议。”英国 自由摄影师尼尔·钱德勒说：“只拍彩色负片再好不过。第一，可以专心致志。第二，既可 传真，又可给画报提供。第三，快，省事。一小时快冲店四处可见，而D—76显影液在一些 地方早已绝迹。可以这么说，凡是有电话机的地方全有快冲店。”
日本摄影记者村田说：“红色中国也应该给你装备这种机器。”不想，这话惹恼了站在 一旁的希尔顿饭店保安人员Yossy：“什么红色中国，只有一个中国。中国一个，懂吗？”
言归正传，一连几夜，乔、村田和我都站在阳台上迎着地中海的寒风，仰望夜空，静候 “飞毛腿”的光临。由于白天跑新闻，晚上眼睛都睁不开，可在强烈的竞争心理驱使下，谁 都不肯认输。村田说最好的办法是我和乔支好相机打开B门，他用烟头给我们画一个“爱国 者”撞击“飞毛腿”，我们三个一块领普利策奖。乔则气得大骂萨达姆不配合。
等到2月8日午夜，村田和乔终于熬不住丁，回到各自的房间去睡觉。可我坚信今夜 “飞毛腿”必定光临，因为今天碰巧是穆斯林主麻日的结束、犹太教安息日的开始。（作者 注，希伯来文shabbath，意为第七。犹太教每周一次的圣日。根据《圣经·创世纪》，上 帝在六日内创造天地万物，第七日完工休息，故尊第七日为圣日，名安息日。犹太教规定在 该日停止工作，礼拜上帝，名曰守安息，基督教承袭这一说法称礼拜日），正好与巴格达的 “六三革命”节联在了一起，为此，我还与村田打了赌，可连响两回警报，却一无所有。
大约凌晨2点30分，我第三次被凄厉的警报声吵醒。我将头钻到枕头底下，认为这次 还是“狼来了”，电话铃又响起来，听筒中一个男人用英语命令我闭灯、关水，迅速隐蔽。 我摸黑爬上阳台，可特拉维夫全城仍是灯光灿烂。我返回房内拉上落地式大窗帘，这样可以 避免炸碎的玻璃横飞。我抄起莱卡、戴上钢盔重新返回阳台上，俯瞰沉睡的城市。
城市中的灯光一片一片地熄灭，我感到肾上腺素直往上涌，心脏狂跳不止，我正面临我 职业记者生涯中最富于挑战的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