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之翼-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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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与情报化看起来对立的航空科研开放化原则，却是另外的一层含义。——开放不是告诉对方我们多落后，而是要知道对方为什么比我们强。而且是有原则性的开放，有针对性的开放。即在东方阵营获得足够的资源支持，再加以整合，对于起步中航空工业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东德、捷克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经过5年的战后恢复，其相关基础学科的资料和航空工业的经验正是我们现在所最需要的！
加强合作，搞以个东方战斗机也不是不可能嘛。总知，加强合作才是整合资源的另一法宝。用四川话说，就是“暗地情报要搞，明地合作也要搞哈子嘛~”
7、【航空热情是全民化】
在图书馆，东平几乎是废寝忘食的啃食着各类航空书籍。在全部看完之后整个人有种说不出的轻松，但正当他打算告别这里，回去整理报告的时候，他好像发现图书馆一旁的杂志阅览室他居然没去过！！
真是该死，差点读成书呆子罗！他咒骂着自己。
随即，这位不高的年轻人又迅速的埋进书堆里，去感受世界航空文化的潮流。
有趣的是，在专业书籍给他搭建好的基础之后，航空杂志给他却是如秘籍图一样，把各个部分知识整合到一个整体。使他对航空工业及各类思想流派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特别是西方的航空文化，让他觉得航空工业出了硬件基础上要达到东西方列强水平之外，驾驶飞机的人，他们的思维和相关文化也是决定战争效率的另外一个软性关键！
“对，我们要培养好的飞行员，文化和风气也一定要搞上去！”东平暗自对自己说。
要说到革命思想到是驾轻就熟，但是和老百姓完全不沾边的航空文化如何弄呢？
参考纳粹德国空军的人才培养方式，东平似乎有了一点灵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国已经为自己的空军“东山再起”打下伏笔，在德国各部门安插了一批军事航空部门的指挥官。另外，成立了许多滑翔机俱乐部，培训大批飞行人员。1926年后，更抓住巴黎协定撤消对民用航空的限止这一机会，扩充民航事业，培养出大批空地勤人员。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德国和苏联1922年签订的《拉帕落协定》所附秘密军事条款精神，由德国提供航空工业的科技情报，苏联提供场地，生产飞机和培训飞行人员。容克公司由德国政府出资8000万马克在莫斯科附近建立一个飞机制造厂；从1926年到1933年，德国在苏联利别斯克训练中心和设在高加索的一些机场，培训了大批飞行员。那些后来在二战时担任德国空军重要指挥官
的军官，许多都是在苏联培训出来的。这就为德国空军的重建准备了大批人才。
就此，东平提出建立一个全国行的航空运动组织非常必要。要将航空模型、航空运动和航空行业联系成一个紧密的产业链。在未来10、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良性的运作中逐步培养航空人才和社会对于航空向往。具体的协会名字，东平都已经想好，因为在东方，又想推动全国航空热潮，那就叫《东方航空热潮协会》，简称“东热”，和全国少年先锋队一样以培养青少年人群为主的航空人才。
是夜，东平终于写完了有关于《中国空军和航空工业建设战略意见稿》的报告。北京冬日的微风冷冷，坐便茶缸已经没有了热气。
在伏案下面是苏联空军的米格－15的海报，环望12平米的小屋简单而又干净。
东平看了看窗外皎洁的明月，给茶缸填满热水。
米格－15在热气的衬托下变得更为清晰。
而整个屋子，似乎顿时也跟着热乎起来。
………………
１９５０年１２月下旬，周总理连续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建立航空工业问题。参加会议的有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沈鸿和刚从东北调到北京的段子俊等。
东平在会议上发言讲到：“将来打起仗来，没有空军是不行的，没有制空权是不行的。今后作战，陆海空军，首先要有强大的空军。要取得制空权。否则，什么仗都打不下来。”………这对于已经在朝鲜开战1个月，看到现代战争模式的将军们无疑是一次思想的洗礼。
………
周总理在会议总结讲话中指出：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要从实际出发。中国是先有空军，而且正在朝鲜打仗，大批作战飞机急需修理。中国是拥有９６０万平方公里国土和五六亿人口的国家，靠买人家的飞机，搞搞修理是不行的。因此，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道路，是先修理后制造，再发展到自行设计。原则是由小到大，在设计修理厂时，就要考虑到日后转变为制造厂的安排和部署。同时，要和苏联谈判，争取他们帮助我国建设航空工业。周总理的讲话，正确指明了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方针、原则和步骤。
在这里，红色之翼就此展开。
【注1】：苏联空军对制空权战略、战役和战术的划分规则
1941年2月，苏联根据西班牙内战和苏日远东局部战争的经验，在红军空军军事学院举行了一次学术研讨会，提出：必须在战略、战役、战术范围内争夺制空权。并为三个层次的制空权给出了具体的定义。所谓战略制空权，是指保证粉碎敌人空中力量，消灭恢复空中力量的来源（仓库、航空工业）；战役制空权是指在实施地面、空中或海上战役期间，暂时夺取的制空权；战术制空权是指航空兵在地面军队活动的有限范围内（即战场上空）的制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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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谈判桌上的收获
更新时间2011…5…9 11：22：28 字数：3404
（中国航空工业，在苏联的帮助下直接进入了喷气时代，图为在朝鲜战争烽火下快速建立起的歼－5大修工厂）
1950年１２月２１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开始赴朝作战。来自与世界最强空军的较量给全党全军好好的上了一课。巨大的牺牲和震撼，以及抗美援朝战争和建设空军的切实需要，使中央下决心创立属于自己的航空工业。
1951年1月1日，北京南苑机场上停着一架苏制伊尔－12型客机，由周总理授命前往莫斯科的5人代表团将乘此架飞机去完成一项关系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重大使命。就争取苏联帮助我国建设航空工业问题谈判。这三人是：团长东平、副团长何主任；团员3人。
临行前，周总理谆谆嘱咐，要谦虚谨慎，要向苏联同志说明我国没有航空工业基础，要从头建设的道理。并且转达主席的嘱咐——让东平在谈判中要尽快和尽可能多的获得航空工业发展所需的一切资源！如果谈判中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报或电话向国内请示。这让东平觉得此行所拥有的砝码大多了。因为中国目前在朝鲜和美国的战争，几乎是为了避免美苏直接冲突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唯一的选择。苏联人自然对于中国的军火和军事工业的支援责无旁贷。有了总理的这番保证，相信主席和斯大林同志都会从上层多多照顾。中方带表团在行行前都充满着乐观的情绪，随行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陈主任还对东平风趣地说：“你上了飞机，我就上马”（指为建设航空工业准备条件）。
飞机经过几次转场来到莫斯科，苏方对这次谈判很重视，组成了以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为首的７人委员会。成员来自外贸部、国防部、航空工业部、航空工业总设计院等，主持日常谈判的是苏联外贸部副部长柯瓦利，苏联航空工业部副部长，总设计院院长波依估夫也参加了谈判。应中方的特别要求，苏联方面还请了米高扬、图波列夫、苏霍伊、安东诺夫、别里耶夫、伊柳辛、雅科夫列夫与中方代表团商讨航空未来航空发展趋势。柯瓦利副部长在会议前被问及最多的就是干嘛把那么多苏联飞机设计师叫来？难道中国人打算“搬走”苏联航空工业吗？柯瓦利作为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但对刚成立的中国小同志还不怎么重视，他重视笑着反问那些提问的同志：“难道一群老鼠就能把皇宫搬回家吗？”，接着就是俄罗斯人特有的嘲笑。
会议正式开始之后，谈判的重心主要是围绕三个方面展开：第一就是中国建设航空工业的道路和原则。中方提出了由修理到制造的方针，苏方提出，这次只谈修理，制造是以后的事，可先不考虑。东平反复强调，要有长远观点，强调从一开始就要从布局、土建、设备安装等方面考虑向独立制造和研发过渡。
东平在强调这一需求的理由时，用非常严肃的口吻告诫与会的全场同志：“众所周知伟大的苏维埃打败纳粹和日本人，取得了无与伦比的辉煌胜利！但是，伟大的苏联人民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特别是青壮年的男性兵员！这个你们比我们更为清楚！。如果西方资本主义快速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特别是核大战，社会主义联盟怎么办？伟大的苏联怎么办？”东平顿了顿“好在，在南方，以个4亿的人口大国站在了正义的一方！难道，在未来很可能发生的战争中，您们指望拿着烧火棍的同志加战友保护你们的侧翼吗？！”一针见效且铿锵有力的演讲让全场人很快进入更为务实的谈判状态，特别是朝鲜战争正在爆发的背景下，天知道美苏这把较量会不会真的直接上演。苏联方面也没有过多纠缠帮助中国建立完善的航空工业，第一个问题比较顺利的获得双方认可。
第二就是修理的规模，为了尽快就近支援朝鲜战争，双方很快就此达成了现代空军支援体系：确定1951年修理飞机500架，发动机2000台，主要机种是米格－9、米格－15歼击机、图－2轰炸机，以及雅克－11、雅克－18、拉－9等。并确定先改扩建6个厂。能基本满足目前战争烈度的空军支援体系。
第三个方面即未来苏联援建的工厂的设计在哪里进行。苏方的一口坚持飞机只能在莫斯科设计，之后将图纸送到中国进行生产和组装。或许是苏联人自己都觉得中国人一定会反对，所有在提出这一要求后甚至许诺苏联可以根据中方需求，让苏联最好的设计局米格公司专门为中方设计飞机！中方当然无法接受老大哥的“小家子气”。东平代表中方代表团反复强调这种模式难以符合中国的国情。因为工厂的基建非常复杂，涉及到选址、水文、地质勘探等众多因素，其次配套产业链也不可能完全和苏联一样。
谈判就在这个最关键的议题上被争论了两周，以至于东平不得不动用了“锦囊秘籍”。直接电报主席和总理，要求上峰直接施加外交压力。时值正为中国抗美援朝志愿军发动第三次战役的关键时期，战况对中朝联军有利，所有谈判桌上获得苏联更多的援助也正值时机。所以，总理连夜向主席汇报，主席在即日召见苏联大使，要求苏方向斯大林提出中国方面的需求。电文中特别强调“朝鲜战争所急切需求的空中力量，不应该也不可以因为这些不影响社会主义国家兄弟情意的小问题而被耽误”。最后，苏联方面在斯大林的亲自点头下，放弃了他们的意见，决定派遣苏联最优秀的飞机设计局副总师和200名航空设计和制造业专家到中国进行相关工厂设计。
只到1月30日，双方的谈判基本达成协议。经双方最高当局审议，于2月19日草签了协议书。3月10日，苏联政府原则批准了该协议书。苏联在协议草签之后，由于朝鲜战争吃紧，未等正式签署协议，就即迅速付诸行动。派出修理列车于1951年4月28日达到中国满洲里，5月23日抵达沈阳。6月10日，20名苏联工程建设专家到达北京开展工作。此后，苏联又派出各专业的修理专家、技术顾问、分驻各大修理厂开展工作。
1951年10月30日，经中国政府总理周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批准，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与苏联外贸部副部长柯瓦利代表双方政府终于正式签署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组织修理飞机、发动机
和组织飞机修理厂方面技术援助的协定》。这项协定包括苏联援建我国6个修理厂及其所需技术资料、设备、工具、材料和配件等，以及派遣专家、顾问。
值得一提的是，中方额外要求的在华开办飞机设计培训班的事宜也被苏方最终认可。原则上采取一对一帮扶的方式帮助中国建设各种类型的飞机设计局。协议中明确写到米格、伊柳辛、雅科夫列夫等著名设计局副总设计师级别代表团在1955年以前至少来华开办一届为期12个月的飞机设计培训班。
而在国内，周总理的亲自组织领导下，经过紧张的筹划，１９５１年４月１７日，中央政府革委会和政务院颁发了《关于航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