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之翼-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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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苏联的主要民族——俄罗斯人的双头鹰性格（双头鹰是俄罗斯的国鸟，意为窥伺着东方与西方，也反应其即不相信任何一方的双面性格）让中苏合作并不完全顺利。对于中国的全面/全套工业化帮助并不是真正的“全面”。例如在中苏军事合作中，中国仿制苏式武器方面，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斯大林，都只是允许中国仿制其即将停产甚至已经停产的武器装备，而其正在研制或生产的新武器装备，则拒绝向中国提供。而对中国军工企业研究、设计、试验工作的援助，也局限在规定的几种仿制型号上。聂元帅在党内内参上公开发表体会：总之，苏联〃想长期使我国处于仿制阶段，处于依附地位，永远落后他两三步〃。在具体做法上，一般生产技术资料可以供应，关键性的生产技术资料、研究设计和理论计算资料以及原材料生产技术资料，则拒绝供应；通用设备可以供应，专用和非标准
设备、精密测试仪器，则拖延或拒绝供应；一般原材料可以给一点，越是特种原材料，卡得越紧。至于苏联专家来华，搞仿制的工艺专家还可以来一些，设计专家就难请了，科学研究专家则干脆拒绝派遣。
所以，很多东西还是需要中国人自己去学习领会先进技术和先进工艺。好在东平的智囊团中，吃过洋面包的一派归国专家在决策初期“如何更好获得苏联支持”的手段上，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3节 人才立本
更新时间2011…6…26 22：51：46 字数：2526
在人才培养方面，中国在1950年以来，每天在全国精选500人规模的中学毕业生和优秀青年人才赴苏各类工业院校进行学习，特别是重工业体系相关学科的留学
非常重视。虽然派遣这些留学生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但是主管财政的陈部长还是采取了“一切教育先行”的原则。例如裁减军队，暂停某些兵种特别是陆军军费开支和武器换代，成为“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为此陆军的元老们虽颇有微词，但在严明重工业及相关人才的重要性之后，这些元老开始总结朝鲜战场的经验，研究老装备新战法上多下功夫。
另外来华的苏联专家队伍，为了充分发挥其热量，中国方面几乎将他们的行程排的非常满。一些当年在华的专家于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很多都将赴任中国的岁月称为“在中国当教授的魔鬼岁月”。他们除了日常在各个工地、工厂和院所指导建设之外，最多的时间就是被一个又一个的中短期学习班给占据了。广大的具备一定知识文化的工人、学生、军人甚至农民在下班后、周末都会拿着手抄土教材等着苏联专家讲课。
在华专家的回忆录往往这样描述那个时期的中国学生：“他们的文化水平和穿着打扮都可以看的出来是非常地道的无产者，有些人甚至刚刚学会机床操作，但是从他们的眼神里我可以看到那种人类对于知识的无限渴望。……还有那种饱满的向上精神是我在（苏联）国内从未见过的。在这里，我感觉到了工人阶级得学习的热潮，我也深深被这种全民进步精神所感染着……”
当然如此密集的培训让苏联方面是有不满的，并且有些并非真心帮助中国的专家也有拒绝邀请的。但是，在中国方面灵活的统战工作下，这些不满很快没有了声音。
精神方面，中国学生们总是用各种活动、歌舞、勋章甚至小朋友的感谢信来突显苏联专家精神满足。而物资方面的特别食供，让苏联专家在回国时普遍胖了近20斤，南北大菜及俄罗斯风味的主副食均有。值得一提的，最有趣的是中国出名的白酒成了这些苏联专家的大爱，成本不过几毛的贵州茅台以及北京二锅头成了苏联专家团最喜欢的物资奖励。当然，陈年茅台也随着这些专家成为苏联上层社会的高档奢侈品，一些苏联专家在临别时期为多带几瓶茅台或二锅头相处了各种怪招。比如一个名叫基里连科夫的化学分子材料专家就让中国学生用他的配方及提炼方法制造了一种极细并且足够拉升性质塑料软管，装满茅台缠绕在身上躲避海关检查。虽然这位哥们在回国后不幸死于事故，但是他的方法却使中国飞机内的管线质量达到了美国先进水平。
当然，中国政府也不会忘记这些老朋友，每月特供的茅台原浆会作为“特别奖励”送至够级别或特别突出贡献的苏联专家手里。这些原浆酒，在莫斯科经过勾兑能卖出价格不菲的天价。足够硬气的物资奖励自然让那些不满没有了声音。中共在抗战时期于延安的统战工作那一套工作方法很容易的在苏联专家身上发挥作用。
当然，情报方面在苏联专家身上下的力气也不少，例如70年代末KGB所挖出的职位高至苏维埃军事工业委员会成员的中国间谍瓦西里，就曾经是援华专家，也是在这个时候被中国策反的。情报战所使用的手段也是五花八门，有挖掘”托派”残余力量的（苏联国内反派）、有政治信仰感化的、有美人攻心的、也有金钱诱惑的。不过有碍于中苏同盟关系，所以情报部门在此期间到底发展了多少条情报线，至今仍是未解之迷。
除了苏联专家，东平所成立的航空航天情报局（Aerospaceintelligenceagency，简称AIA）在1951年成立之后，也开始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与西欧洲活动，收集情报和挖掘人才。例如在东德的前纳粹航空设计专家——斯坦因
马科斯，虽然他在1943年毕业时，只是在亨克尔飞机公司担任该公司首席设计师亨克尔的设计助手。但是整个公司在喷气战斗机上各种思想及设计理念还是被这位助手系数接收，特别是在二战末期各种“末日计划”，几乎都是这群年轻人打下手完成的试验。战后，他的老师和同事们都被美国和苏联瓜分，但他由于资历尚浅，也没担任过任何型号的负责人，所有之只能成为萧条的战后欧洲市场中寻找工作大军中的一员。AIA的西欧支部非常巧妙的利用各种民间手段；例如报纸广告、专业猎头，以香港航空科技公司的名头搜寻和探访这些技术人员。穷困潦倒的他在看到报纸上的广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面试，优厚的待遇及去远东淘金的机会吸引着他到达香港。最终在共党的统战工作下也进入了中国航空工业的体系当中。
像斯坦因马科斯这样的来自于欧洲的航空工业人才并不少，萧条的战后经济和德、法、捷等国忙于战后重建，忽略了航空建设让AIA收集人才提供了环境基础。而东欧尚处于苏联的控制下，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对于同处一个阵营的中国笼络人才并未多加干涉。西欧方面则多以香港公司的名义“招聘”，到香港公司后在进行统战和争取。所以，纳粹的航空人才遗产并未全部被美苏英法给瓜分，剩下的大批年轻技术人才却被中国“检了个漏”。
根据60年后资料解密，1951至1960年间，AIA共在欧洲争取和输送了至少300名涵盖航空设计、特种材料、发动机及电子仪表等方面的人才，入住“外国专家局”及各大院所。通过支援中国的航空工业建设。
不过，这些中国学员似乎比那些苏联专家更为辛苦。他们白天要进行8－10小时的工作，傍晚的学习班要跟苏联专家请教和讨教具体的问题。而每天中午及每周末的基础知识培训班几乎让这些学员无任何的娱乐时间。这些基础学习班所抽调的教育力量来自于原来民国时期的各大院校理工科老师和文化教员、留美旅欧的知识分子，甚至在劳改的国民党军队辎重后勤教员。整个国家机器所动员的全国所有教育力量，都投身在这人类历史上最巨大，在后世来说为对中华名族最伟大的工业化进程当中去了。全国爆发的学习热潮不论是在沈阳、太原、西安等老牌重工业城市爆发，科教文卫及文化战线上的“学新进步”运动也正在各类培训讲习班中上演。中国学员的这种“当家作主，学习科学文化，建设强大祖国”的精神，培养了一批中坚的敢钻研，勤学习，多创新的劳动模范。包括后来航空工业中从钳工到发动机设计专家的徐志坤和从农民到型号总师的杨伟。
10年间，苏联的援助、留学归国学者及苏联专家的各类培训班为中国共培养了超过80万的工科科研、生产型知识人才。这让这个即将进入工业化时代的国家有了最基础的产业工程师队伍。也让中国航空工业的腾飞起步有了巨大的软件支持。
第4节 情报优先
更新时间2011…7…3 20：25：36 字数：2650
为了更好的获得和掌握世界最新的世界空军情报。在东平的推动下，中国航天情报局（Aerospaceintelligence
agency，简称AIA）成立。为了便于伪装，其对外的正式名称是国际航天信息协会（AerospaceInformationAssociation），对外的身份是香港华人富商资助的国际非营利性民间组织，当然，缩写仍然也是简称AIA，于1951年4月于北京成立，办工总部设于香港。
AIA在筹建之初就被定义为推动中国航空工业发展，搜集相关军事情报，职责包括三部分功能：一是向外国派遣以各种身份为掩护的搜集军事情报的情报员，并建立情报网；二是从外国的公开半公开出版物上收集整理和分析军事情报；三是在收集和吸纳国际人才。
为了满足航空情报收集需求而从事搜集活动的军事情报人员，属于AIA的特务处，特务处又叫“会员组织部”，最高峰时期大约能有四百多员工，按地理位置和所在地区对情报搜集活动的重要性，又被细分为几个小组。其中最重要也是在前期最活跃的一个小组是以巴黎为基地的名为“劲松”的小组。另外一些小组则设在航空发达地区，诸如西雅图等。这些特务搜集有关外国航空技术、航空工业、空战学说、名用航空经济和政策等方面的情报。虽然一部分这种信息大多都能从公开渠道得到，但敏感技术一般来说还必须采取秘密方式才能获得。在中国国内的一些外交学院，在50年代成立之初就成为AIA及国内其他情报机构提供谍报技巧和外语能力的学校。
小组的成员在通过各种手段所收集情报传送给国内或者香港的分析处，这些分析处负责对特定地域的目标进行深层次的情报分析。当然，为能更好的支持情报员完成任务，AIA还成立有科技处，职责是研究、设计和开发谍报机械和技术，在50年代中国屈指可数的几台大型计算机就有一台分配于该处。而该处与各类大学、大型国有企业也存在的密切的联系，例如北京电子厂、交通大学一些特定研究所等等。从AIA成立数十年的发展历程来看，军事技术搜集单位和科研中心的密切关系，强有力地证明了技术情报援助在武器计划进展过程中所起的明显的作用。
驻各地小组情报人员的身份基本上有三种：站长、组员、勤务——第一种是AIA的专职情报人员，是属于国内编制内的，基本上是受过专业培训的职业情报人员，根据与所处国的外交情况的好坏，决定是否挂靠到当地中国使馆的文化处。职责是负责整个小组运营和在该国各类公开民间活动运作；第二种是半在编的组员，可以是外国人，名字是上了AIA及中国情报部的电脑数据库的，但是却并没有进入军情系统的行政编制。而他们又可以大致分两类：一类是比较接近于专职情报人员的，是既上了军情系统的数据库名单，也正式发了军装的。并且，在名义上还有一份工资。如果这个人确实是因为搞情报工作牺牲了，那么这笔钱会交给这个人的家属。可能平时这份工资并没领，但是国家会替这个人存着。简单来说就是脱离干系的外围人员，需要启用时可以直接任用，平时有自己的身份。多是一些政治合格的支持爱国的统一战线成员，或者国内的烈士之后。例如香港在90年代所拍摄《国产007》里面得男主角就属于这类组员；另一类人其实并不以做情报为主，而是日常经济商业为主。在需要的时候配合小组完成各种任务，多半以当地华人商会等民间机构或公司为掩护。当然，在日常，这些人还是以做买卖赚为主，在执行任务或者活动中提供包括资金、身份掩护等全方位的支持。在和平年代，他们主要是以搜集商业情报为主，军事情报为辅；第三种人被称为“外勤”，即以当地国人身份从事直接军事情报或者商业情报活动的个人，不在编，与组织无直接关系。多为当地国人，甚至在东欧小组成立时，还吸纳了不少前德国和仆从国的间谍成员。这些具备专业素质的间谍，完成任务积极有效，也更为熟悉当地的黑市及情报圈，在执行任务时可起到一定的关键作用，所有在初期这些人给予AIA的活动很大的帮助。当然，支持这些人从事谍报工作的显然不是理想，更多的是金钱和一份“职业”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