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雄师:四野档案-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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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地处北平西北，是平津地区通往绥远的咽喉，为傅作义西窜绥远的唯一通道。毛泽东的目的是截断傅作义部西逃退路，转移平津国民党军注意力，掩护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隔断平津守敌东逃之路。
东北国民党军覆灭之后，蒋介石考虑放弃平津，将华北“剿总”的60万人马调往东南。11月上旬召开的南京最高紧急军事会议上，蒋介石以封傅作义为东南军政长官为诱饵，建议傅率部南下。傅作义心怀戒心，不肯就范。
几经协商，南京方面同意了傅作义“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方针。从11月中旬开始，傅作义将全部兵力60万收缩于北平、天津、张家口、唐山、塘沽等地，在长达1200余里的交通线上摆成了个一字长蛇阵。
傅作义做了最坏的打算。他以北平为分界点，将嫡系部队部署在北平以西的平绥线上；将蒋系部队部署在北平以东的北宁线上。守则合，败则分。一旦时局不测，蒋的军队可东出塘沽，海运南下；自己则可经张家口退回绥远，偏安一隅。
张家口被围，傅作义急令最精锐嫡系三十五军驰援。临行前，傅作义对军长郭景云说：
“三十五军是我30年积储的精英，里边的一兵一卒，一枪一弹都凝聚有我的心血，甚至印有我的手迹。它是我的机动部队，我费了好大的劲才从美国盟邦那里弄来400多辆大道奇，全装备了你，你的武器也是最新式的。这支部队在我这里的地位，你是明白的。此次驰援张家口，速去速回，勿因小事滞留。祝你成功！”12月9日，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被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包围于新保安。傅急调第十六军和一○四军大部前往救授，结果，这两个军也被东北野战军歼灭于康庄、怀来地区。
直到此时，傅作义方大梦初醒：东北野战军入关了？！12月17日，第二、五和十一纵队包围北平：第六、十、一和华北第七纵队隔断了北平与天津间的联系；12月20日，八、九、七、十二纵和特种兵纵队主力，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
傅作义集团的一字长蛇阵被人民解放军腰斩成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五段，已经陷入了首尾不能相顾，欲收收不拢，欲逃逃无路的困境。
四面被围，傅作义考虑谈判，于12月中旬派《平明日报》社社长崔载之，前往平津前线司令部。
这是一次纯属试探性的“谈判”，傅作义的代表提出组织“华北联合政府”、“保留傅作义部军队”的价码。
平津前线司令部的代表刘亚楼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对于和平解决平津的基本原则以放下武器、解除武装为前提，绝不允许保存任何反动武装，更不允许建立什么华北联合政府。希望转告傅作义先生，拿出诚意来，及早作出起义决定。”12月22日，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攻克新保安，全歼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兵败自杀。
12月23日，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拿下张家口，全歼傅作义嫡系五个步兵师、二个骑兵旅，共5。6万人。在西线得手的同时，平津前线司令部将下一个攻击目标选在了天津。12月下旬，中央军委致电东北野战军领导，同意打天津方案。刘亚楼请缨，亲率五个纵队、22个师及两个炮兵师34万余人，转兵包围天津。
天津位于海河岸边，是华北第一大商埠，此时已经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大碉堡。国民党在此驻有两个整军十余个师共13万人，由傅作义亲信陈长捷任天津警备司令，总揽天津防务。陈长捷曾当面向傅作义夸下海口，天津的城防不比长春差，起码能守半年。
1949年1月10日，刘亚楼赶往北平附近的通县宋庄，向总前委汇报作战部署和攻城准备情况。此时，平律前线司令部已由孟家楼移此，并根据中央的指示，组成了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为成员的平津战役总前委，林彪任书记，统一领导平津作战及战后一个时期的工作。
当天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听了汇报后十分满意，决定于1月14日上午10时向天津守敌发起总攻。
“好！就按这个方案上报军委。”林彪说。
罗荣桓关切地询问道：“军委可是限令我们三天拿下天津，你说说看，需要用几天？”
刘亚楼狡黠地眨了一下眼，略带微笑地回答：“我不好讲，请在坐的三位首长定夺。”
“给他48个小时怎么样？”林彪说着以目光征询罗荣桓、聂荣臻的意见。两人表示同意。
然而，刘亚楼却满有把握地伸出三个手指说：“要我说，30个小时的时间就够了！”
刘亚楼此语，令在座的三位方面大员都吃了一惊，聂荣臻说：“军中无戏言喽！”
刘亚楼这时才露出了他手中的底牌：“我与他陈长捷相比，兵力是三比一。另外，我手里还有他的最详细的布防图，可以说手到擒来！”
“那好噢，我们就按30个小时上报军委。”在一旁的林彪不紧不慢他说道。
一听此言，刘亚楼急了：“别、别、别，还是按3天报上去，我满打满算，按30个小时使用就是了。这叫留有余地。牛皮要等拿下天津再吹！”
第二天，返回天津西南杨柳青指挥部后，刘亚楼精心设计了一个“骗局”。刘亚楼回来的当天下午，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派出四名代表打着白旗来到杨柳青，要求谈判。其实，陈谈判是假，刺探军情、拖延时间是真。刘亚楼让联络参谋通知对方：“刘总指挥正在路上，大约半个小时才能赶到。”
刘亚楼却在处理完军务后从后门乘吉普车往天津以北发电厂方向绕了一圈，又在“谈判代表”的视线范围内，“风尘仆仆”地赶来。一下车，刘亚楼连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紧赶慢赶，还是未按时赶到，让诸位久等了。”
谈判桌上，刘亚楼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的条件是：所有地区一律解放区化，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并不得迟于1月13日12时前放下武器，这是前提。否则，我军将干1月14日开始攻城！”
送走陈长捷的“谈判代表”后，刘亚楼又将数十门重炮调到天津北面，对城北防御工事实施破坏性射击。
天津城内陈长捷决心死战到底。他召集部下宣布：“近几天来，根据我谈判代表实地侦察和共军炮击征候，刘亚楼的指挥部设在天津以北的杨村或宜兴埠，共军的主攻方向在城北。”六十二军军长林伟恃提醒陈长捷：“许多迹象表明，刘亚楼的指挥部在杨柳青，共军的主攻方向可能在西南面。”
陈长捷满有把握地说：“侦察有误，侦察有误！我们可不能中了共军声东击西的诡计。”
就这样，陈长捷将手中“王牌”一五一师，从金汤桥核心地区调往城北，加强北部防御。他万万没有料到，这正中刘亚楼下怀。北平方面也派出少将民事处长周北峰和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苏，第二次与解放军谈判。
双方数度交锋，于1月上旬形成一个谈判纪要。纪要规定：傅作义所管辖的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管辖的地区一律解放区化。在此前提下，起义人员一律不咎既往，所有被俘军官一律释放，傅作义及其总部和高级将领一律予以适当安排。
上述条件同意与否，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规定：1月14日24时前为答复的最后期限。
1949年1月14日上午，东北野战军发动了对天津的攻击，迫使傅作义及早迈出和平的一步。
上午10时，对天津的总攻开始。上千门火炮同时开火，陈长捷这才领教了“共军”炮火的威力。
上午11时，东北野战军5个纵队、22个师，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在40多辆坦克的引导下，从11个突破口杀入城内。
一纵。是东北野战军一支劲旅。辽沈战役中担任预备队。此次争得由西向东突击的任务，战士们奋不顾身，直插市中心。
由东向西实施突击的是八纵，总攻一小时后，便突破了天津守敌号称“永久性工事”的民权门。
1月15日2时，即发起总攻14个小时后，担任主攻、实施东西对进的部队，胜利会师于金汤桥，“堡垒化”的天津被拦腰斩断。
攻克天津之战，历时29个小时，歼敌13万，俘虏陈长捷以下国民党高级将领26名。
天津解放！捷报传至西柏坡，毛泽东对这次战役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创造了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的一种斗争方式——“天津方式”。
毛泽东说：“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
“天津方式”，对促成北平的和平解放起了直接、关键的作用。就在发起天津战役的前一天，傅作义派出副总司令邓宝珊和周北峰第三次与中共谈判。在通县宋庄平津前线司令部里，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会见了傅作义的代表。
会谈一开始，邓宝珊就问：“你们要打天津了？”
林彪面无表情，不紧不慢地说：“我们已经下达了命令！”罗荣桓接着说：“鉴于部队已开始行动，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喽。”
邓宝珊又问：“打天津，你们准备用多长时间？”
林彪不屑一顾地从嘴里哼出两个字：“三天！”
邓宝珊一怔，十分不服气地表示：“你们恐怕30天也打不下来。”
聂荣臻则说：“30天打不下来就打半年，半年打不下来就打一年，非打下来不可！”
15日下午，天津战役胜利结束。傅作义、邓宝珊目瞪口呆，谁能想，不到30个小时陈长捷就完了。
次日，遵照毛泽东的意思，刘亚楼将被俘的陈长捷送到北平城郊，与邓宝珊相见。
在凛冽的北风中，陈长捷凄楚地说道：“副总司令，回去告诉傅总司令，不要守了，天津的味道不好受啊！”
1月21日，傅作义终于痛下决心，接受共产党方面提出的一切条件，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营垒，接受人民解放军和平整编。
l月31日，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开进北平，接受城防任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就此落下帷幕。
平津战役的胜利，使蒋介石集团丧失了在华北的最后一个战略集团，其覆灭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1949年1月31日，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在司令员吴克华、政治委员莫文骅的率领下，作为人民解放军卫戍部队进入北平。时至正午，四纵哨兵登上景山制高点，接管了傅作义部队的最后一个哨位。这座千年文化古城终于避免了战火。
2月3日，在市民倾城夹道的欢呼声中，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野战军高级领导人健步走上前门箭楼，检阅入城部队。入城式结束后，按照总部的命令，东北野战军转入整训。林彪、罗荣桓合计着：为了庆祝平津解放，开阔干部的眼界，决定组织营以上干部轮流进城参观。内容是：游一次故宫、颐和园，看一场著名演员演出的京剧和一场电影，会一次餐。
游皇家园林、看名角演戏，大家非常开心。会餐那天，气氛尤为热烈。开饭前，有人提议：是否可以喝点酒助兴？请示罗荣桓。罗荣桓回答：“今天可以喝一点。不过，有言在先，可不许喝醉。我还要给大家讲个故事。”
酒过三巡之后，罗荣桓向部下讲了明末李自成进京的故事。他告诫部下，李自成失败的教训，值得我们借鉴。罗荣桓在北平讲李自成，毛泽东在西柏坡讲李自成。
3月25日，刘亚楼前往涿县迎接来自西柏坡的中央领导机关和毛泽东一行。
一见面，毛泽东便握着刘亚楼的手，说：“呵，10年未见的刘亚楼来接我们进京赶考喽！”
刘亚楼一时未明白毛泽东“进京赶考”的意思，在一旁的周恩来副主席向刘亚楼解释道：“主席在离开西柏坡时说，我们进北平，是去接受考试的，共产党将要领导全国政权，这是一种新的考验，我们不能学李自成。”
毛泽东的战略眼光，在淮海和平津战役结束之前就已在扫视江南。淮海战役一结束，2月11日，中央军委便作出决定：由指挥淮海战役的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的总前委，在渡江作战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
3月上旬，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毛泽东向到会的中央委员们宣布：我们将要向长江以南进军，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
为了适应协调作战和统一指挥的需要，按照中央军委1949年1月25日关于各野战军番号改由序数排列的决定，3月28日，东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第四野战军下辖第十二、十二、十四、十五兵团。第十二兵团下辖由原第三纵队改称的第四十军、第八纵队改称的第四十五军和第九纵队改称的第四十六军；第十三兵团下辖由原第一纵队改称的第三十八军、第十纵队改称的第四十七军和第十二纵队改称的第四十九军；第十四兵团下辖由原第二纵队改称的第三十九军、第四纵队改称的第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