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6小时-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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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煌在《直面人生》一书中专章写到了这位艺术高超，终生磨难的工艺美术大师。
高庄，上海宝山人，生于1905年，原名沈士庄。1925年“五卅”运动起，直到1947
年“五二○”的多次反帝爱国运动，他都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
早年，他在《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的译者陈望道创办的上海中华艺术大学读
研究生时，即深受陈望道与进步教师丰子恺等人的影响。从中华艺大毕业回宝山乡村师
范任教，见学校图书管理员、地下共青团员王愈（女）在撒传单时，被国民党上海市特
别党拘捕。他组织全校师生前往营救，并连夜护送王愈逃往外地。数年后，他与王愈结
为夫妇。
抗战伊始，正在江西的高庄夫妇决定参加新四军。尽管新四军驻景德镇办事处人员
见他们已有小孩而予以劝阻；尽管在事后的流离中这个孩子夭折，生下第二个孩子的王
愈又惨死去，但高庄到欧阳予倩领导、徐悲鸿支持的桂林艺术师资训练班执教后，依旧
积极参加我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包括苏联文化展览在内的一切进步文化艺术活动，并创
作了许多抗战美术作品和《列宁》《高尔基》《鲁迅》等人物肖像。
1944年到了重庆、成都后，他与著名科学家关肇直及华西联大的一些师生，共同把
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译成英文，并自己出钱印发，被认为是向国外发行这本名著的
第一个外文版。
毛主席去重庆谈判，他又及时塑成《毛泽东》浮雕像，被陈列于《新华日报》橱窗。
听说《新华日报》歌乐山发行站缺乏交通工具，他毫不犹豫地无偿献出自己非常喜爱的
泊来品“三枪牌”自行车。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的一些活动，他更积极参加。
抗战胜利，他应徐悲鸿之邀，到国立北平艺专任教。1947年“五二○”运动，他再
度扛着大旗走进艺专师生队伍的前列，由此而被国民党特务两次秘密搜查了住所。我地
下党为避免其受到伤害，特派艺专的党员学者朱程把他和他8岁的儿子送往冀察热辽解放
区。在那里，高庄任联大鲁艺美术系主任，为我党培育了大批美术人才。
我军攻克锦州，高庄随军向锦州开拔，准备进关。作为一位高级知识分子，他坚持
自己背行李，拒绝一切优待。
1950年7月1日，已在清华大学营建系执教一年多的高庄，受粱思成委托制作国徽浮
雕模型。
此后的一个多月，他在探索、试作、比较，反复修改……高庄首先对平面的国徽图
案进行仔细研究，发现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原图中的稻麦秆向外弯曲，是重头的，
杂乱的；红绶的飘带，缺乏来龙去脉，且有城墙不正的感觉。高庄认为，作为新中国及
其政权的象征，这样的图案未免显得凌乱、软弱、涣散，缺乏庄严气魄和凝聚力，且天
安门还有某种不稳定感。他决定进行修改，力求图案的艺术性和政治性达到完美的统一。
高庄从琉璃厂文物商店自费买来秦汉铜镜和北魏石刻等物，进一步研究借鉴我国古
代艺术的造型规律。几乎接连四十多天在强光下夜以继日地用泥巴、石膏等反复塑造，
连自己孩子的吃饭和学业都置之不顾，特别是他的右目还被灼伤，并一度失明。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反复构思，精心比较。高庄把稻麦改成分行并列向上，并赋
予刚柔相济的不同性格，象征我们国家各民族的团结共存，象征中华民族的蒸蒸日上，
红绶改成有规律的穿插，与天安门城墙相呼应，给人以坚强、安定的印象。其他的地方
也作了一些修改，如天安门的大孝华表的位置、国旗上五角星的距离，等等。
修改后的国徽图案，整体与局部变化统一，庄严大气又自然美观，充分体现了中华
民族的气魄和时代精神。
然而，高庄万万没料到，当他把这模型送进了中南海，有人竟说他这是“违法”的，
因为原图案是经全国政协和中央人民政府通过，毛主席举了手的。
这时离国庆一周年虽然还只剩下一个来月，但他必须按原图案重做，并在一周年前
夕如期挂上天安门。
遭到无情打击，高庄得了轻度脑血栓，面部瘫痪，双目一大一校虽然至此，他在不
得不按照那个有严重缺陷的原图案重新塑造浮雕的同时，仍直接上书毛主席并在全国政
协会议上作了书面发言，阐述自己的修改意见。
周恩来总理得悉此情，一边设法使政协有关会议通过高庄的修改图案，一边委托彭
真与康克清去清华园向高庄当面亲切慰勉，肯定其精心构思和对党对国家的一片真诚。
这样，才使全国人民和全世界的朋友们在天安门、新华门和全国各级政权机关的大门上，
看到了今天这样的端庄、美丽、严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政务院召集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开会讨论国徽图案时，高庄在会上说：“在塑造国徽
模型时，我有一种愿望，就是要使我们的国徽更庄严、更明朗、更健康、更坚强、更程
式化、更统一，并赋予更崇高的民族之魂和时代精神，希冀把我们国徽的艺术性提高到
国际水平，永放光芒。”
至今，高庄仍珍藏着当年制作的石膏国徽模型。
高庄在工艺美术方面造诣很深，木刻和素描很有功力，深得美术大师徐悲鸿先生的
赞赏。
在完成国徽造型浮雕后，在郭沫若的提议和徐悲鸿的特邀下，高庄深入著名窑厂设
计并烧制出60余件“建国瓷”。其中17件最佳作品被赠给了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馆，其余
的也被携赴东欧各国巡回展出并被收藏。正当这些国家的人民盛赞中国的古老陶瓷工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推陈出新的成就，同时也惊叹高庄教授有双“金手”的时候，
因为一次“不鼓掌”，这位有双“金手”的人就被诬陷为“四反分子”，他光明磊落的
一生就被全盘否定，他对国徽的定型和塑造所做的贡献也被全部抹煞甚至由别人冒名代
替。
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
1954年冬，高庄作为中央美院访苏代表团的成员，带着自己创制的被称作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国瓷”的新陶瓷工艺品赴苏展览。11月30日晚，苏联文化部为中国众多的访
问团举行招待演出。其中一个名叫《梦与木偶》的所谓中国舞剧，男人拖着裤子，女人
缠着小脚，形态丑陋，舞姿淫荡。同场观看的我军总政文化部的陈沂、陈其通、马楠等
人都觉得这很不好。高庄经过激烈思想斗争，决心不鼓掌。
归途中，苏方翻译征询高庄观感，高庄说：“现在还演孙中山革命早就革掉了的落
后东西，是不好的。”为此苏联文化部特派人向高解释说：新中国的舞蹈尚未传到苏联，
只好用旧的舞剧来应应景，请高教授原谅。
可是，有些人却把高庄此举故意歪曲汇报，使馆文化参赞刘晓和大使张闻天对高庄
作了批评。
不久，高庄被通知提前回国。
高庄回国后，立即接受了审查，“肃反”运动开始后，又被一些人给他戴上了“反
苏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四反分子”帽子。
从此，高庄厄运不断。
1957年“反右”，高庄被强加的“反苏反共”等罪名又被人旧事重提，但当年被指
定为中央美院“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的专家张仃后来证明说，那时并没有给高庄戴“右
派”的帽子。
1960年冬，高庄到山东淄博陶瓷厂下放劳动。他沿途目睹极为严重的灾情，非常同
情苦难的人民，并在会议上有所表示，被人说成是“恶毒攻击三面红旗”。
1961年1月，高庄被调到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工艺美术局。第二年，合作总社党委和
工艺美术局党支部要给他摘“右派”帽子，高庄说“我根本无帽可摘”，这又被认为
“拒不改造”。
终于，1964年3月初，合作总社党委以“态度极为恶劣”等为由，决定对高庄“开除
公职，劳动教养”，让民警给高庄戴上手铐推上囚车，押往监狱。
在劳教与就业过程中，高庄仍然痴心难改。在政治学习会上，他批判林彪的“一句
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等等谬论，认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
歪曲。结果被新账老账一齐算，直到林彪叛逃摔死为止。
但是，林彪摔死后，高庄只是被摘去“右派”帽子，1954年的问题至死没有彻底解
决。
高庄教授在80岁的时候，曾作诗言志：
老牛老来甘埋头，
步步耕耘不求酬。
青草吃饱已足乐，
白骨愿入艺人手。
这首诗反映了这位为人民做过卓越贡献的艺术家的宽阔胸怀。
1984年4月，高庄走完了人生之路，临终前，他叮嘱全家老少届时应为国家节省每一
分钱：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也不搞遗体告别，并把遗体贡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
这些，其全家老少事后都照办了。一位美术史家在著作中形容说：“没有哀乐，没
有花圈，也没有眼泪。一方白布裹起了这位被遗忘的艺术家，送上了北京医科大学的解
剖台。”
高庄去世时，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唁函这样说：高庄教授从事艺术与教育工作历60年，
在陶瓷、浮雕等方面多有建树。他参加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作为中国人民解放的
象征将永留人间……他一生为人正直，作风正派。他多年蒙受磨难，仍对党对社会主义
的信念始终如一。
一位美术史家则悲愤写道：
国徽，共和国形象的造型，举世瞩目。她是亿万人民最崇敬、最熟悉的审美对象。
可是，国徽浮雕的定型设计者高庄，对共和国的人民来说，却是如此陌生。他把美献给
了共和国，却把苦难留给了自己……国徽的设计和完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凝结着许
许多多设计者的心血，饱含着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爱戴，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对新中国
的一往情深。每一个参加国徽设计的人，在人民心中都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国徽图案一经确定，设计成员都得到一份稿酬——800斤小米。
在今天，800斤小米无足轻重。
在当时，800斤小米是一笔大财富。
艺术家们无一人领取，都如数捐给了国家。
十一、大典背后的秘闻
开国大典是圆满的，精彩的，也是盛况空前、中外瞩目的。开国大
典的过程壮观宏伟，开国大典背后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亮丽花絮……
开国大典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大盛事。
开国大典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的一大壮举。
围绕开国大典发生了许多动人的故事，有许多值得大书特书的秘闻。
我们不可能把开国大典过程中发生的一切述诸笔端，但我们可以采撷开国大典过程
中一些精美绚丽的花朵，一些特色鲜明的花朵，一些回味无穷的花朵。
让我们走进如花的历史。
让我们打开开国大典的另一个侧面。
1．刘少奇就开国秘访斯大林
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颇有几分怪异。
斯大林虽然支持中国共产党，却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一直保持着外交关系。
原因何在呢？
原来斯大林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能取得天下，认为“美国人将会全力以赴地扑灭中
国的起义”。所以，斯大林曾经劝说毛泽东与蒋介石和解，与蒋介石建立某种联合政府。
出于这样的考虑，斯大林一直与蒋介石保持着正常的政治和经济往来。
然而，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迅速改变了斯大林的想法。斯大林乐见其成，立即采取
了很现实的立场，于1949年5月30日，召回驻国民党广州政府的大使罗申，完全放弃对国
民党残余政权的支持和利用。
这的确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
这的确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
解放军攻占南京之际，苏联大使是惟一随国民党政府迁到广州的外国使节，而以美
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各国的使节都留在了南京。新中国建立之后，又是苏联首先承认中共
新政权，并立即建立外交关系，而美国，直至70年代末才承认新中国。
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争取苏联及东欧各国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支持，具有非常
意义。特别是苏联，在东欧各国中鹤立鸡群，号召力很强。同时，苏联也是当时世界上
惟一敢与美国叫板的大国。还有苏联与中国接壤的疆域甚为绵长，保持与苏联的友好关
系，争取苏联的帮助极为重要。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派秘密代表团访苏拜会斯大林，就
建立新中国等有关问题向他请教，听一听苏联同志的意见。
斯大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