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6小时-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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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抵此。我们商定，今晨由聂先去找张谈，获得傅的态度，请示中央决策后，林再出面
作出具体答复。
　　　　聂荣臻于当天上午乘车来到八里庄，先后与傅方代表燕京大学教授、民盟北平负责
人张东苏，华北“剿总”少将处长周北峰面谈。张东苏说，傅要他谈情以下几点：（1）
平、津、塘和绥远一起解决；（2）平津以后能有其他党派的报刊存在；（3）政府中要
进步人士参加；（4）军队不要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枪的方式解决，可调到城外整编的方式
解决。
　　　　如同意这些条件，由双方拟定具体办法。聂荣臻听完这些意见后，要他们先休息一
下，并约定次日再谈。
　　　　当天下午，林彪、聂荣臻将谈判情况上报中央军委。中央军委于1月9日凌晨复电，
除了第一条平津问题先解决，再解决塘沽、绥远问题以外，其余各条原则同意。
　　　　1月9日，遵照军委指示，林彪、聂荣臻等一起从孟家楼来到八里庄，同周北峰、张
东苏会谈。
　　　　周北峰除先转达了傅作义的上述四点外还提出：“新保安、张家口作战中被俘人员
要一律释放，宽大处理，不作战俘看待。对军队的行政文职人员和工勤人员给予生活出
路。对傅部所属军政人员过去的罪行，不予追究，由傅负责。”
　　　　林彪的回答干练明确：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按照这一
总的原则，首先解决平津两市的问题：由傅作义将军下令把军队调出平津两城，开赴指
定地点，采用整编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对傅作义不作战犯对待，保全他的私有财
产，并在政治上给他一定的地位；新保安、张家口的被俘人员一律释放；对傅作义的部
属参加起义人员一律不咎既往，凡愿参加工作的，都可留下安排适当的工作；愿还乡的，
发足路费，填发证明，资遣返乡，并通知地方政府不予歧视。
　　　　聂荣臻着重讲了当前的形势与傅作义的出路问题。他说：傅作义将军除了按此办法
解决平津的国民党军队还有可能为人民做件好事外，别无出路，希望傅作义将军早下决
心。
　　　　这样双方的意见渐趋一致，谈判暂时休息，以后又谈了一次，形成一个《谈判记录》。
　　　　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在谈判中还特别说明1月13日以前，天津守军必须出城接受改编，
并把这一天作为傅方答复的最后时限。
　　　　在《谈判记录》上专门写了这一条，《谈判记录》由周北峰带回北平城。
　　　　1月13日，傅作义的全权代表邓宝珊以及周北峰来到五里桥。第二天，聂荣臻与邓宝
珊、周北峰进行会谈，他开门见山地说：“上次谈判中规定13日为答复的最后期限，因
傅方一再拖延时间，玩弄花招，今天我军已开始进攻天津，这次再谈就不包括天津了。
对天津因战争所遭受的损害，应由傅方完全负责。对北平应照原改编方案，迅速提出具
体实施步骤。”
　　　　这次谈判，对方的态度有了新的变化，邓宝珊提出所谓过渡时期，军队的改编用人
民和平军名义，解放军让出南苑机场和成立联合政府，傅作义拟将华北全部担子交邓宝
珊负责等等条件，都被聂荣臻一一拒绝。
　　　　聂荣臻强调：“部队开出城外在指定地点改编，以免北平再遭炮火的毁坏，是再好
不过的办法了。”
　　　　邓宝珊问：“你们要打天津了？”
　　　　聂荣臻说：“我们已经下达命令了。”
　　　　邓宝珊对固守天津非常自信，认为解放军不可能在短期内攻克天津。据说傅作义对
固守天津也非常自信，并对警备司令陈长捷曾有过指示：“你们打好仗，就好办，要能
打才能和。”
　　　　邓宝珊说：“天津恐怕30天你们也打不下来。”
　　　　聂荣臻说：“对天津傅作义只有下令停止抵抗，放下武器，否则我们非打下来不可。”
　　　　这次谈判，没有结果而散。
　　　　这次谈判一结束，聂荣臻在向军委的报告中，再次明确提出：“如能够攻下天津，
要迫使傅就范，争取北平不战解决的可能。”
　　　　天津战役开始了。聂荣臻在驻地收听天津广播电台广播，只听里面在不停地大喊：
“林彪将军注意，炮火很激烈，老百姓伤亡很多，请停止战斗，重新谈判。”
　　　　15日，不到两天，东北野战军攻克天津，共歼敌13万人。
　　　　对于天津这个砝码，傅作义是十分看重的。他1927年在直奉战争中守涿州一举成名，
解放战争初期从解放军手里夺取过归绥、张家口等重要城镇，现在努力抓住天津这个砝
码，一直到最后一瞬。打下天津后，梁必业与陈长捷有这样一段对话：我们都把你们包
围了，你们怎么不往海上撤？
　　　　大哥不让撤。
　　　　我们都打进来了，你们为什么不突围？
　　　　大哥让再看一看。
　　　　“大哥”——傅作义也。
　　　　守过涿州的傅作义万万没有料到防御体系完备，工事构筑坚固的天津只守了29个小
时。这对他实实在在是个很大的震动。
　　　　打下天津的第二天，即1月16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从宋庄来到五里桥，与邓宝
珊等人再次会谈。林彪首先指出：“现在整个形势都对我们有利，死守北平是不可能的。
但为保障北平城居民及城市不受损害，我们仍希望和平解决，但不可再拖时间。”
　　　　傅作义当然还有放手一搏的筹码。但结果他也是十分清楚的。傅作义毕竟是爱国的，
不忍心毁灭北平。于是，他作出了明智的选择。
　　　　1949年1月21日，《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正式签署。
　　　　1月22日起至31日，傅作义部的2个兵团部、8个军部、25个师共25万人全部开出北平
城，接受改编，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完整的北平回到了人民手中。
　　　　毛泽东见到傅作义时曾说：你是北京的功臣，应当奖你一枚天坛那样大的奖章。

　　　　3．毛泽东赞赏王稼祥的意见

　　　　定都问题，毛泽东与王稼祥在西柏坡有过一次谈话。
　　　　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谈话。
　　　　这是一次定都的基调谈话。
　　　　1949年元旦刚过，冬天的太阳照耀着西柏坡，整个村庄呈现出暖融融的气氛。从各
个根据地来的人不断地到此看望毛泽东，毛泽东也十分乐意接待这些客人，他认为这是
了解情况，推动全国工作的大好机会。
　　　　于是，毛泽东那座土墙围成的小院里客人络绎不绝。
　　　　刚送走了徐向前，小院里又走来了文质彬彬的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
　　　　王稼祥当时是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他与毛泽东的个人交情很深。漫漫长征路上，
王稼祥与毛泽东共论革命发展前景，共同研究红军脱困的策略方针，并与其他中央领导
同志一起，拥护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他本人也成为遵义会议后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一
员，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
　　　　王稼祥夫妇一进屋，毛泽东立刻起身相迎，十分热情地说：“稼祥，来来来，快坐
下，今日我有件大事要向你讨教。”
　　　　说完递上一支烟，解释道：“这是正宗美国货，骆驼牌，陈毅同志送来的，是战利
品。陈毅同志说，美国人不远万里，飘洋过海送到中国，又承蒋介石转送给我们，盛情
难却，不抽对不起人喽。”
　　　　二人同时开怀大笑。
　　　　王稼祥给毛泽东点上烟，接着点燃自己的烟。
　　　　王稼祥是位知识分子型的革命家，一双聪慧的大眼睛在镜片后一闪一闪，漾出一丝
笑意，他专注地望着毛泽东。
　　　　“稼祥呀，我现在总在考虑，今后我军作战，夺取敌人的大城市已成为重要的目的，
我主张能和平解放的，尽量和平解放，这可是一个大问题呀。”
　　　　王稼祥当即说：“主席考虑得很对，和平解放大城市，意义很重大，不仅能迅速瓦
解国民党政权，而且能保护大量工商业，为我们建国后经济建设做准备。”
　　　　毛泽东点点头说：“还有一层意义，就是避免中国人流更多的血，中国人民为自己
的解放事业流的血实在太多了。”
　　　　毛泽东接着说：“我刚才同徐向前同志谈山西作战问题，看看能不能找到和平解放
太原的办法，徐向前同志说，阎锡山很顽固，我们曾采取多种方式争取和平解放太原，
还动员阎锡山的老师进太原做说服工作，结果阎锡山竟不顾师生情谊，把这位八十多岁
的老秀才杀了。”
　　　　说到此，毛泽东的脸色沉了下来。
　　　　“阎锡山这么顽固，看来太原不打不行了。”
　　　　王稼祥的声调也有些沉重。
　　　　在中国大势已定的情况下，和平、兵不血刃地保留大城市确实至关重要，中国需要
建设、需要发展，大城市打烂了，建设发展就没了依托。因此，毛泽东此时十分关注和
平问题。
　　　　毛泽东说：“我想如果全国有一半，或者一半以上的城市和地区能够和平解放，那
就会大大减少牺牲，就会为建国后的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就会……好了，今天我们
先不谈这个问题。刚才我说了，正有一件大事要向你讨教呢。”
　　　　说完，毛泽东又点燃一支烟。
　　　　毛泽东的谦虚，使王稼祥有些不自然，他笑着连说“不敢当”。
　　　　毛泽东弹一下烟灰，很郑重地说：“我们很快要取得全国的胜利了，我想听听你的
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何处？”
　　　　不等王稼祥回答，毛泽东又说：“历史上，历朝把京城不是定在西安，就是开封，
要不就是南京、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合适呢？中央虽有个考虑，但还没有最后定
案。”
　　　　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王稼祥的神情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
　　　　王稼祥曾经认真地考虑过这个问题，但他还是试探地说：“是不是定在北平？”
　　　　毛泽东大感兴趣说：“噢，谈谈你的理由。”
　　　　王稼祥颇似学者，侃侃而谈：“依我看，现在国民党的首都南京，虽然自古称虎踞
龙盘，地理险要，但是只要翻开历史就会知道，凡建都金陵的王朝，包括国民党都是短
命的。这样讲，带有历史宿命论的色彩，我们是共产党人，当然不相信这一套。但是，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南京离东南沿海太近，从当前的国际形势看，这是它的很大缺陷，
我们定都，当然不能选在南京。”
　　　　毛泽东默默地点头。
　　　　王稼祥又接着说：“再看西安，它的缺陷是太偏西。现在中国的疆域不是秦汉隋唐
时代了，那时长城就是边境线，现在长城横卧于中国的腹地，地理位置上已不再具有中
心的特点。特别从经济的角度看，东部沿海和江南具有明显的优势，是经济中心，这样
一来，选西安为都也不适合。”
　　　　毛泽东表示赞许。
　　　　王稼祥由于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谈起来条理清楚，层次分明。他接着说：“黄河
沿岸的开封、洛阳等古都，因中原经济落后，而且这种局面不是短期内能够改观的，加
之交通以及黄河的水患等问题，也失去了作为京都的地位。”
　　　　毛泽东一笑相应。
　　　　那么，哪里可以定都呢？
　　　　王稼祥沉稳地说：“我认为首都最理想的地点是北平。北平位于沿海地区，属于经
济发达圈内，而且扼守连结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谓今日中国
的命脉之所在。同时，它靠近苏蒙，无战争之忧，虽然离海近，但渤海是中国内海，有
辽宁、山东两个半岛拱卫，战略上十分安全，一旦国际上有事，不至立即使京师震动。
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五百年帝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意接受。考虑到这些有
利条件，我的意见，我们政府的首都，应选在北平。”
　　　　毛泽东听完，甚感欣慰，笑着说：“稼祥，你的分析，正合我意。看来，我们的首
都，就定在北平了。蒋介石的政权基础是官僚资本，因此定都南京。我们的政权基础是
人民群众，因此，我们定都北平。”
　　　　不过，在毛泽东与王稼祥谈话之时，北平尚在傅作义手中，没有和平解放。但他们
十分清楚，北平的解放只是个时间问题。
　　　　王稼祥兴奋地说：“我们的胜利，比预想的要快，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进北平的。”
　　　　是的，很快，毛泽东就率领中共中央机关进驻了北平。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进京出发这一天，仍坚持工作到凌晨3时多才睡下。为此，
周恩来嘱咐警卫战士让毛泽东多睡一会儿。
　　　　快10时了，卫士才轻轻唤醒毛泽东。
　　　　临上车前，周恩来笑着问毛泽东：“主席，没有休息好吧？”
　　　　毛泽东笑着回答：“休息好了，睡四五个小时，精神就很好了。”
　　　　毛泽东看一下周围的战友和警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