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1984-第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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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立即将报告转到了总参谋长的手里。“怕什么来什么！我看8341方面也太自以为是了吧！这么大的事情怎么1个多小时之后才报告！”刚才还从容淡定的曹阳眉头也顿时紧锁起来。“报告说一大队方面也是半个小时前刚刚接到的消息，现在已经出动了六大队的人出去找了！”虽然只是惊鸿一瞥，但是有着一目十行和过目不忘特长的林太平还是第一时间掌握了事情的大致情况。
“这么大个北京城又是现在这样的局面，六大队的力量估计不够……太平你立即停下手头的其他工作，主抓这件事情。这样搞下去……是要出大事的啊！”总参谋长曹阳摇了摇头，随后从自己口袋里取出一支香烟，林太平第一次看到这位百战名将的手竟然在微微的颤抖。“是不是动用……”林太平试探性的问道。“都到了这个时候还考虑保存什么实力！把能派出去的都派出去！”总参谋长曹阳竟有些失控的吼道。
“是！”在林太平有力的回答声背后，北京西山的山峦之间，一排郁郁葱葱的树木突然整齐的向两侧分开，在地表之下，高速旋转的桨翼将一架架UH―60“黑鹰”型直升机的机身逐渐拉起……。
第四章：祸起萧墙（一）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诸多部队番号中，8341可以说是最为家喻户晓、却也是最富有神秘色彩的一个。虽然历史作为被叶剑英元帅形象的比喻为保卫首脑的“钢盔”部队―中央警卫团也曾使用过“总字001”、“3747”等番号，但是最为人所熟悉的也是津津乐道的还是那与伟大领袖生平两个重要数字暗合的“8341”。
不过对于身为总参谋长助理的林太平而言，那些在民间流传已久的所谓“求签说”、“五台山说”以及“枪号说”基本上都属于无稽之谈，因为定下“8341”这个番号的并非是伟大领袖本人，而是林太平所在的总参谋部。这个代号曾经是总参所属的一个军用仓库，1963年由于这个仓库撤消，相关番号才于1963年12月转给了中央警卫团。
最初组建之时，中央警卫团仅有1000多人，主要任务是保卫五大领袖，当时还属于公安部第九局领导。因此一段时间之内，部分岗哨还以民警身份执勤。直到1969年才正式调归中央警卫局建制。在70年代，中央警卫团进入全盛时期，下辖7个大队、36个中队，每一个中队都拥有相当于一个加强步兵连的作战能力，总兵力达到8000多人。警卫单位也从玉泉山、新六所、中南海、北戴河、天安门、人民大会堂、钓鱼台等。扩大到了昌平农场、北京植物园、花园村、东官房等地。
在这样的情况下，1977年8月中央警卫团被整编为中央警卫师，定位为副军级单位。虽然1982年5月，中央警卫师又整编为中央警卫团，但是仅仅是换了一个名称而已，实际的兵力规模和编制序列基本没有改变。毕竟中南海的红墙内外都有固定哨和游动哨，还有更多不为外人所察觉的便衣哨。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除门口有哨兵外，门里还有警卫区，每个警卫区都具体分为外围和内围，内围又分甲、乙、丙区。甲区的人可以自由出入乙、丙区，但乙、丙区的人不能随便出入甲区。这一切都许多大量的人力来完成。
不过虽然从部队序例上说，8341部队仍归总参谋部直属，虽然后勤供应、武器装备都由总参谋部负责，但是由于其所担负任务的特殊性，这支部队双重领导体制，政务方面的工作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直接负责。虽然表面上只是表示一切政治学习工作全部由中央办公厅来组织指导。但实际上这支部队的只要指挥权还是在中央办公厅的手中，大多数时候在中国军队之中无论是总参谋长还是国防部长都不管8341部队的具体事务。
所以今天林太平来到同样位于在北京西山之下的8341部队的后备指挥中枢之内，心情多少有些复杂。面对着脸上写满着焦急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相关负责同志，林太平只能先语气平和的开解几句然后再了解具体的情况。“昨天上午总书记突然说要去北京大学医学部去参加了老战友女儿的毕业典礼。当时办公厅觉得北医就在海淀，保卫工作并不难作，就由行动部拟订了一个相关计划，由一大队方面具体负责。”
“老战友的女儿？”林太平多少有些好奇，他的脑海迅速回想起了3年前所发生的一件颇有蹊跷的事件。于是继续追问到“是不是802演习中‘闯宫’的那个，叫吴莉亚？”听到林太平的话，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相关负责同志突然愣了一下，用很诧异的眼神看着林太平，许久才开口说道：“就是她，林助理和她认识？”
接受到了对方眼神中的讯息，林太平不禁有点哑然失笑的感觉，毕竟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神经估计已经绷到了极点，自己一向老练沉稳实在不应该如此直接的提出这样的问题，惹来对方的怀疑。“不认识，只是当年的那次‘闯宫’事件实在是令人印象太过于深刻了！”林太平一边回答着，一边回忆起华北大军演中所发生的那个小插曲。
1981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展了规模空前的“华北―802”军事演习，演习的课目是方面军防御战争演习。参加演习的部队有陆军的军、师、团、营，空军航空兵大队和空降团，连同保障部队共114000余人，动用坦克、装甲车1327辆，各种火炮1541门，各种飞机475架，各种汽车10606辆。是中国军队历史上投入兵力、兵器最多的一次。
整场演习从9月14日开始，18日结束。先后演练了4个课题：模拟“蓝军”坦克师进攻；空降与反空降；坚固阵地防御；战争反突击。作为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军队建设在根本方向上拨乱反正全局性重大成果的展现，在演习的第四阶段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几乎全部亲自莅临现场。
一时间山地急造军路上的车队蜿蜒进入视野。700多辆来宾保障车，通过各路口调整哨的时间精准到秒。到了参观台，再次分流入场。所谓参观台，那是一座不小的山。通过劈山削岭的巨大土方工程，可供这一天3。2万人的观看和近千台车辆的进出道路及停车位。
这次出行号称“中南海大搬家”。岂止北京，省、市、自治区，及至地级的党政军领导，应到的大体都到了。军队系统，只留一名副总长在京值班。说这是百年难见的高层集会，一点不夸张。而安全保卫工作更成为了各方面的众重之重。四个演习场的四座参观台，分别由四个野战军负责派部队施工。同时第一招待所也同时粉饰一新。
据说在修建在招待所的同时还发生一件小插曲，当时北京军区的司令员在现场考察之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安全隐患。就在第一招待所一号楼的几十米相对的墙外，有一家地方上的两层楼饭店挺拔而立，能够窥视招待所的院内大部和整座一号楼。在不扰民的原则之下，让饭店中止营业的事情自然是不能作的。但是中国军队自然有中国军队的办法
当年22层的北京饭店拔地而起，中南海一览无余，周恩来总理灵机一动，盖一座楼挡住。当然后盖的楼同样可以俯视，不过这座新楼由警卫中南海的8341部队居住，一举两得。当时北京军区也就依样画葫芦，同样在第一招待所的前面建了一座新楼。
而北京军区方面固然是认真至极，中央警卫团的工作则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当时警卫部队所提出的口号就是：“把中央首长的住地当作中南海，把参观台、阅兵场当作天安门。”对四个演习点，一个阅兵场，十七个接待住地，六条主要线路以及国防工程点、专机、专列停靠点、晚会场所等都采取了严密的保卫措施，主要的警卫地段、房间一个一个看，路线一段一段查，哨位一个一个摆。供水、供电、消防和防空设施都经过仔细检查，准备了应急方案。
但问题偏偏就出在了最为关键的最高领导人住地，作为张北地区的“小中南海”，这里的警卫工作异常的严格，所有人、车都必须持有特别通行证。自来水水质报关，食品检验，封堵地下暖气通道。甚至防止吊灯坠落，地面打滑，电源安全。工作细化到几乎是杞人忧天的地步。但是百密一疏的情况还是出现了。
野战军医院的一位女护士，因为对院领导的某些工作安排的不满，竟直闯“小中南海”。她的装束没什么特别，绿军装、无檐帽，红五星，红袖章，丝袜之下的黑色高跟鞋，衣兜里揣了件东西就直奔第一招待所。按照常例招待所门口岗哨林立，无论是北京来的保健人员还是首长的子女都要接受检查。但是这个女孩却宛如一个高傲的公主，挺胸抬头，目不旁视。从大门正中气宇轩昂的傲然直入，哨兵们待她走近，立正行执枪礼，她理都不理，在肃然起敬的目光下将值班军官和哨兵的第一道警戒线甩在身后。
接下来的故事几乎犹如神话，在这个女孩子盛气凌人，一脸要发作的表情之下，怯阵的反倒是8341部队的哨兵，招待所大院内的几道岗哨也被迎刃而解，这个女孩子直接来到了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居住的3号楼前，才从自己的衣兜里掏出一件东西，“这封信请交给主席。”
第四章：祸起萧墙（二）
事后从中央警卫团到野战军方面的检讨材料可以用堆积如山来形容。有人把这一意外事件归咎于疏忽大意，毕竟当时社会上进行了两次严打斗争，社会治安和交通秩序都已大为好转。第一接待所附近又没有闲散人员活动，在大军云集的演兵场上，中央警卫团虽然将核心区域视为了“小中南海”，但是毕竟思想上仍不免有松懈之处。
也有人将那个女孩可以穿越层层警戒线归结于“女兵效应”。在当时的中国，年轻的女孩子穿上一身橄榄绿便拥有着无上的特权。文革年代，有同一个宿舍的几个女兵开展过“百日蹭车无事故活动。”就是坐共交车不买票，还不被抓住，限期为一百天，她们倒不缺钱，只是寻求那种犯规的刺激。结果她们在无意间利用了那个特殊年代的社会心理缝隙：女兵最要面子，还能不买票？于是那一百天她们是唱着过来的。
无独有偶，80年代有个地方女青年，想到老山前线玩玩，弄了身女装就去了，虽然没有任何的证件，但是前线部队还是热情接待，因为军装就是证明。她逛遍了前线，然后流着泪告别了指战员们，军车直接送她返回了昆明，她没有造成任何的危害，但是却得到了造成危害所需要的一切条件。
的确在普通民众的眼中，那个时代的女兵属于一个特殊的阶层。但是林太平却觉得8341部队毕竟是直属中央领导，大部分的哨兵都早已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普通的小护士又怎么可能逃出他们阅人无数的双眼呢！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个后来被查出叫吴莉亚的女孩子自身一定拥有着一种独特的气质和修养，使得她在哨兵的面前真的便犹如一个不可侵犯的公主。
事后吴莉亚所在的野战医院领导坚持要给这个“无组织、无纪律”的小护士以最为严厉的处分。但是此时她的信救了她。这封写给党中央主席的信的大意是，女孩的父亲曾是老红军，在战争年代与党中央主席是战友，因此冒昧的想要请党中央主席帮个忙，使得她能够顺利的突破野战医院领导的阻挠，去已经考取的军医大学进修。
这份信虽然写的语气平和，但是潜台词里除了包含对自己父亲机遇的唏嘘，曾经的中央红军干部，今天却无权无势，她不能不求助于党中央主席之外，更包含了对医院领导处事不公的无声控诉。也正因为如此当这份信转回到她所在的野战军司令部之时，医院方面的处分意见也几乎同时上报给了军长。
从后来林太平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当时该野战医院的领导坚持不放吴莉亚去军医大学的原因并非是医院方面所说是因为这个女孩子是一线的业务骨干，野战医院方面爱惜她的才干云云，而是因为院领导的儿子看上了这个女孩，相关领导便以上军医大学的问题为筹码要挟吴莉亚与他的儿子结婚。
80年代对于中国的年轻男女来说是一个躁动的年代，随着国门的徐徐打开，长期被压抑的人类本能如井喷般的疯狂释放出来，而权力又是最好的春药。因此依靠着自己老子的一身伤疤而在社会上乱搞男女关系的高干子弟并在少数。要不是党和国家根据“乱世用重典”的古训全面开展严打运动，林太平真的不敢相信社会风气会糜烂的何等的程度，而如果没有流氓罪最高可判死刑的先例，估计吴莉亚所面对的也可能不仅仅只是要挟而已。
但是这位野战医院的领导却显示是个官场老手，他只紧紧抓住一点大演习不比平时，私闯警戒线是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