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时空之大中华-第3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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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尽管莫斯科取得了预期的结果，但是问题的解决却拖延了很久。在另一个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问题上，即苏联与汉科之间的陆上交通问题，在苏联人看来，芬兰人依然是顽固不化的谈判者。而要在两国之间建立一般的和平友好关系，借助于这种关系，使一些悬而未决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和谐地解决，这个任务甚至更难完成。事实上，苏联的外交在这方面明显地碰了壁。芬兰人对俄国意图原有的怀疑，他们反对苏联对政府的概念，以及他们由于俄国入侵和随后芬兰的败北而感到的悲痛，这些都是无法消除的。而要消除他们对苏联政府是否愿意遵守和约的疑虑，也同样办不到。莫斯科非但不对芬兰怀有这种情绪的重要人物进行安抚，反而采取一项更为简单、但从长远来看是难以收效的政策。苏联政府通过报纸和外交行动支持“芬苏和平友好协会”这样一类的“同路人”。
这一政策招致芬兰舆论更大的对抗。从苏联的观点来说，更危险的是这种情况为芬兰和德国重修旧好铺平了道路，因为芬兰人感到，自法国瓦解之后，不再有希望从英国得到支援了。这就在莫斯科的对外政策中最敏感的一点即苏德关系上产生了反响。
甚至在缔结和约时，芬兰公众对德国普遍感到十分痛心的时刻，一些有权势的芬兰人士仍然认为德国能够使芬兰与莫斯科保持均势，并继续希望德国愿意这样做。继坦内尔之后任外交部长的维廷教授也抱有这种看法，他力图和德国能够取得更深一步的谅解。他的努力很快就得到舆论的支持，这种舆论随着德国在西线的节节胜利，“以排山倒海之势”转向亲德。
德国外交部对待这一提议非常谨慎。德国驻赫尔辛基公使布吕歇尔告诉维廷，秘密的（“暗中的”）合作将受到欢迎，但在表面上德国的态度只能依然是冷淡的。可是，在柏林的其他部门，却活动得更为起劲。戈林的密使费尔特延斯中校瞒着驻赫尔辛基的德国公使馆，伪装成贸易代表，于8月18日到达赫尔辛基，去问曼纳海姆，芬兰是否准备让休假的德**事人员过境，是否准备让德国的军需供应过境，往返挪威北部。而芬兰方面以后则可从德国获得武器。曼纳海姆元帅在与政府磋商之后，于8月19日作了肯定的答复。德芬之间的谈判，起初纯粹是在部队代表之间进行的，后来达成一项为德军过境提供方便的协议，于第一批军队已经运到瓦萨。
这些谈判顶先没有通知莫斯科。在柏林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谈起这个协议以后，莫洛托夫就援引苏德协定第三条和第四条，于9月27日向驻莫斯科的德国代办蒂佩尔斯基希提出抗议。克里姆林宫知道，这时芬兰已为德国的渗透敞开了大门。
到秋天，芬德关系已成为德国和苏联之间的一个主要问题。它是1940年11月希特勒和莫洛托夫会谈时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那时，用魏茨泽克的话来说，希特勒“已把保护伞牢牢地罩住了芬兰”。
10月5日，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刚刚六个星期，莫洛托夫就通过芬兰驻莫斯科公使于尔耶…科斯基宁男爵，要求芬兰外交部长埃尔科或芬兰政府派出的一个特命全权代表立即去莫斯科，根据国际形势中产生的变化就某些政治问题交换意见。
在莫斯科看来，这些变化的确是有深远影响的。德国在波兰的战役已经结束，这场战役森然可怖地显示了德国的力量。看不出西方对此有任何认真的对策。红军开进了波兰，苏德边界和友好条约缔结了。关于蒙古边界的纠纷，已和日本作了停战的安排。苏联政府预料有一场旷日持久、日益扩大的战争，正在加紧推行原定的各项计划——用丘吉尔的话来说——“以堵塞自西方进入苏联的条条道路”。在克里姆林宫内，正在和土耳其外交部长讨论土耳其中立问题。针对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外交攻势正在顺利展开。接下来，就轮到芬兰了。苏联在芬兰的目标，系出于防务考虑，首先在于把芬兰湾和拉多加湖之间的卡累利阿地峡上的边界向西北推进大约三十到四十英里，并拆除“曼纳海姆防线”的工事。采取这样的措施，就能使列宁格勒处于苏芬边境芬兰方面远射程大炮的火力之外，而当时的边界离列宁格勒毗邻边境的郊区仅约二十英里。其次，苏联政府打算在芬兰湾入口的北侧（芬兰一侧）建立一个海军基地，并要芬兰割让通向列宁格勒水道上的某些岛屿。这样——加上苏联政府由于同爱沙尼亚订立互助条约而取得的芬兰湾南侧的海军基地——将使苏联完全控制芬兰湾，从而大大加强列宁格勒的防务。再则，苏联政府希望能将北冰洋上的雷巴契半岛割让给它。最后，它想要芬兰加紧负起既有的对苏联承担的条约义务，以防止芬兰卷入任何敌对的联盟。
当然，苏联领导人害怕的倒不是芬兰的进攻。他们已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亲眼看到波罗的海对于保卫俄国抵抗德国的重要性。战后，在1918年，德**队曾在汉科登陆，去帮助曼纳海姆的军队对付芬兰和俄国的赤卫队；在1919年，英国指挥的联军也曾占领过俄国北方唯一的不冻港摩尔曼斯克以及从该地通往列宁格勒的铁路线。《泰晤士报》当时（1919年4月17日）写道：“芬兰是开启彼得格勒的钥匙，而彼得格勒又是开启莫斯科的钥匙。”这些后已经深深地印入了苏联人的脑际。往后，在1925年，缔结“波罗的海洛迦诺公约”的计划以及缔结波兰与波罗的海国家军事同盟的计划曾使莫斯科惶惶不安。再近一些，当希特勒德国与苏联之间的对抗达到**时，传说芬德之间已就德国可能进攻俄国一事达成谅解的谣言，再次引起俄国的猜疑，后来只是由于芬兰外交部长霍耳斯提访问莫斯科，才使这种猜疑减少了一些。尽管芬兰已拒绝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但它也坚决拒绝了苏联要它保证在自己的领土上反击敌人进攻的建议——也许再加上英国对芬兰拒绝此建议而作出的某些反应——在1939年夏天使苏联更加忧心忡忡。过去产生的恐惧，助长了现在的忧虑。10月7日，芬兰内阁决定委派尤霍？库斯蒂？巴锡基维为首席谈判代表，他以前担任过保守党政府的首相，精通俄语，并十分了解俄国人。赫尔辛基政府实际上知道，苏联的要求必定会影响芬兰国家安全的基本形势，在接受邀请时表现出令人惊叹的坚定不移、毫不让步的气概。另一方面，莫斯科明显地表现得盛气凌人，急于求成，对芬兰外交部长没有亲自去克里姆林宫也表示不满。芬兰政府好象为了强调自己的决心，加紧进行动员和加强其他防务措施，包括在主要城市赫尔辛基、维堡、图尔库、泰姆佩雷以及边境地区实行疏散。
芬兰领导人能够估计出苏联所提要求的大概范围。因为，不久前芬兰政府和苏联的一些密使之间曾多次举行秘密谈判：首先是和苏联驻赫尔辛基公使馆秘书鲍里斯？亚尔采夫，然后又和当时苏联驻罗马的大使鲍里斯？斯泰恩，此外，还在莫斯科和李维诺夫（当时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及对外贸易人民委员米高扬举行了会谈。在这些商谈过程中，苏联政府直截了当地提到德国侵略的危险，要求分担芬兰防务的权利，特别是在阿兰群岛、霍格兰以及芬兰湾内其他岛屿。这些要求遭到了拒绝。
跟以往一样，此刻芬兰内阁下定决心，在考虑苏联的安全时，既不能丝毫有损芬兰的国防，也不能危害芬兰绝对中立的政策。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就意味着——正如德国公使向柏林报告所说——如果苏联再不限制它对芬兰湾内岛屿的要求，芬兰将进行武力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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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究竟是哪一些考虑影响了芬兰领导人对芬兰国际形势的估计呢？从1932年起，他们就和苏联订有互不侵犯条约；以后，又延长了这个条约的期限；不久以前，他们还同克里姆林宫举行了谈判；他们了解苏联的要求大体上是怎么一回事。苏德条约的签订，德国和西方各国之间的战争，同俄国西部边界接壤的诸国的崩溃，这一切，使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德国驻赫尔辛基公使在9月27日的报告中谈到：“芬兰人显然感到紧张不安。一反他们沉着镇静的常态。”“这种紧张不安甚至扩展到军事指挥部，陆军元帅曼纳海姆就是其代表人物。”不过，当红军还在向波兰进军的路上时，芬兰人就得到明白的保证：莫斯科将尊重他们的中立。所以，有些芬兰人认为，假如芬兰能得到一些支持，似乎还有和解的机会。
他们能否指望柏林的支持呢？早在苏德协定签订时，德国驻赫尔辛基公使就奉命向熟识的芬兰人士保证，德苏两国间的谅解并没有以牺牲芬兰作为代价。然而，事实上德苏协定附属秘密议定书已明确规定，一旦原属波罗的海国家的地区在领土和政治上重新调整时，芬兰应划入苏联势力范围。这一点，芬兰人自然是不知道的，许多人甚至还觉得这个条约是稳定芬苏关系的一个因素。在里宾特洛甫第二次访问莫斯科并于9月28日在那里签署了边界和友好条约之后，柏林告诉芬兰人，说他们的国家处于德国利益范围的界线以东。此刻从德国得到援助的希望几乎全部落空了，虽然从长远的观点看，德国是否能容忍苏联侵入波罗的海地区，排斥西方国家，称王称霸，还成问题。
战前，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与西方国家，特别与英国有紧密的联系。在芬兰的经济生活中，英国占主要地位。此外，芬兰由于迅速清偿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债务，在美国享有很高的信誉。在英国和美国，芬兰都被看作斯堪的纳维亚共同体的一员，该共同体由于其民主的传统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高尚行为而赢得了尊敬和援助。甚至在战时，丹麦、挪威、瑞典依然是西方盟国重要的贸易伙伴。1939年9月17日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北欧外长会议重申了各国在战时保持中立和愿意相互支持。苏联政府如果侵犯这个共同体的一个成员国的独立和完整，那就进一步恶化了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它究竟准备把这种关系恶化到何种程度呢？
过去几周内发生的事情虽然来势迅猛，令人不知所措，但是它们还没有暴露出苏德合作的全部内容和莫斯科要达到其目的的断然决心，也没有暴露出西方势力在波罗的海地区衰落的真正程度。因而看来芬兰领导人在考虑这些问题时，在探索他们所提出的问题的答案时，在权衡被卷进冲突的危险时，依然遵循着这样一个世界上的国家生活和国际生活赖以存在的概念，这个世界却在1939年9月1日就已烟消云散了。
正文 第三百一十二章 不屈
第三百一十二章 不屈
10月11日巴锡基维到达莫斯科。接着，芬兰财政部长韦纳？坦内尔前去和他会合。坦内尔以社会民主党领袖的身分，代表议会中的第一大党。两位代表中巴锡基维较为温和。苏联方面由斯大林进行谈判，莫洛托夫和波将金（副外交人民委员）做他的助手。
尽管莫洛托夫表示出种种希望，但是芬兰代表团的权力仍然受到了严格限制，在谈判期间，代表们不得不两度返回赫尔辛基重新请示。每一次，他们都受权作出一些新的、不是十分重大的让步。看来，芬兰人似乎牢记着以赛亚的话：“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例上加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从巴锡基维到达莫斯科那天起，到11月13日谈判破裂止，只举行了八次会谈。可是，真正的危机，是在10月31日莫洛托夫发言后才发展起来的。
政治问题从来没有放在显著地位。固然，在开始时，苏联代表确曾征询芬兰政府是否乐意签订一项类似前两周内苏联与波罗的海国家缔结的那种互助条约，但在巴锡基维说明这样一项条约将与芬兰绝对中立的政策有抵触之后，苏联领导人就不再坚持了。俄国另外只提了一项政治建议，就是要在1932年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内增加一个新条款——芬兰人认为这是多余的——规定缔约双方不得参加任何直接或间接敌视对方的集团或同盟。芬兰政府愿意就此事进一步作出保证，而且，还准备接受经过重新改写的该条约的第二款，以明确保证芬兰遵守中立国的一般权利，拒绝向任何进犯苏联的侵略者提供支持。这一建议为苏联接受了。至于其他方面，苏联政府始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