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时空之大中华-第3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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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月初，害怕德国立刻进攻的心情又产生了。齐亚诺委托皮德蒙特公主转交一封信，告诫她的弟兄利奥波德说，危险比11月间更严重，而且这一次意大利的抗议将被置之不理。齐亚诺向比利时驻罗马大使也发出了类似的警告。1月10日，一个意外而富有戏剧性的机会，证实了比利时人最最害怕的事。一架德国飞机在林堡省默兹河畔的默舍朗附近迫降。机上一个名叫莱因伯格的德国空军少校参谋，两次企图烧毁随身携带的机密文件。第二次当他正在受审时，他设法把文件扔进了熊熊的炉火中，这一次几乎达到目的。但是，文件只有部分被烧毁，残留的部分仍足以看出这是发给德国空军的详细指示，要夺取那慕尔以南默兹河上的几个渡口，作为在西方发动总攻的第一步。
这些文件的内容立刻被告知了英、法两国驻布鲁塞尔的武官（虽然没有让他们看文件的原本，也没有告诉他们文件从何而来），并要求他们向法、英两国的参谋长报告。1月13日午夜，斯巴克召见了英、法大使，说比利时政府认为比利时可能在下一个星期天即15日遭到进攻，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将要求盟国履行1937年的诺言，立即给予援助。
利奥波德在向盟国发出呼吁前，却急欲得到英、法两国的保证：扞卫比利时的战后地位；他在13日要求凯斯将军从英国政府得到如下保证：不单独媾和；保持或恢复比利时和比属刚果的完整；给予比利时必要的财政援助，以恢复其地位。英国的答复于1月15日由凯斯递交国王，利奥波德认为这个答复是完全无法接受的。英国人说，他们不能作出明确的保证，这些保证也许是他们在战争结束时无法履行的。不过，他们保证竭力使比利时保持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条件是英**队应立刻获准进入比利时。与此同时，英国大使在同斯巴克会晤时，也要求对方立即作出决定。这使国王大为恼火，他在整个这段时期表明，他喜欢把谈判权掌握在他自己及其私人顾问手中。他阻挡大臣们采取行动，只是勉强而迟缓地把情况告诉他们（例如有关缴获文件和有关国王在伦敦和巴黎采取的措施）。究竟是利奥波德在回想起大臣们在11月危机中的态度时，害怕他们会被吓得一时冲动而立刻把盟国召进来呢，还是仅仅认为自己能把事情处理得更好，这一点不得而知。这段插曲说明了国王与他的大臣们缺少密切的合作，在遭到入侵后，当利奥波德主动指挥军事行动时，这种情况变得非常严重。
法国人则说，他们愿意无保留地同意比利时人的要求，如果比利时的边界能立刻向法**队开放。他们已经作好必要的军事部署，以对比利时进行支援。达拉第说，如果比利时拒绝他们立刻进入，法国就不得不撤退驻在毗连比利时边境上的毫无掩护的军队。他警告比利时政府说，如果再发生紧急情况，就不能指望法国作类似的进军了。他要求立即给予答复。国王及其大臣们都主张拒绝盟国预防性进驻比利时的要求。因而1月13日夜间曾由参谋长范？登？贝尔根将军发布的撤除南部边界路障以让盟**队进入的指示，到15日又由范？奥韦尔施特雷滕经国王批准下令撤销。政府拒绝法国要求的照会也于同日发出。除了别的考虑以外，政府希望，德国会放弃侵略计划，如果它知道这些计划已经被人发觉的话。
在柏林，达维尼翁于1月15日和17日同魏茨泽克会见了两次。他的使命是要求对方解释德国一些显然是侵略性的行动，同时通知魏茨泽克，除非比利时遭到进攻，否则决不向英国或法国求援。当魏茨泽克反唇相讥，埋怨比利时的防御措施的反德性质时，达维尼翁指出，从迫降的飞机信使手中缴获的德国文件具有重大意义，证明比利时采取这些防御措施是有道理的。魏茨泽克认为这件事不值一提，他只是偶然听报界谈起过。事实上，他已从德国驻布鲁塞尔大使馆接到一份有关此事的详细报告，报告中提到莱因伯格少校承认未能把文件统统烧毁。德国人虽然在正式场合对这件事轻描淡写，实际上却很为难，因为他们无从确定，自己的进攻计划到底泄露了多少。据说希特勒对于这一挫折大发雷霆；不过，进攻终究推迟了，同时，又在制订新的进攻方案。
1940年4月9日丹麦和挪威遭到入侵以后，比利时政府又接到盟国的要求，催促立刻同意让它们的军队开进比利时，其根据是它们有理由认为，德国即将进攻荷兰和比利时。盟国迫切希望，在斯堪的纳维亚已经发生的情况不要在低地国家重演，它们认为，要使它们的支援发挥效用，就必须在德国发动进攻以前让它们的军队进入指定的阵地。甘末林也认为，这样做有好处，将缩短盟国的战线。在4月9日的盟国最高作战会议上，法、英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迫切要求让他们的军队预防性进驻比利时。
可是，尽管没有任何可能，比利时人却仍然抱着希望，认为他们的国家能免于战祸。同时，他们也没有失去希望，认为如果发生必须求援的情况，也许能说服盟国把军队一直推进到艾伯特运河。此外，有许多人认为，在德国入侵以前就同意盟国进驻，将使国家的统一受到危害。另一些人认为，比利时在道义上负有责任，在对待各交战国的关系上保持从战争一爆发时就已采取的中立立场。4月10日，内阁发布声明，重申了比利时的政策，反复说明政府一致决心坚持中立政策。斯巴克4月16日在参议院的发言和皮埃洛19日的发言，再度重申了这种决心。皮埃洛在发言中还谈到了政府已采取措施，维持国内治安。3月，两院通过了保卫国家制度的议案，其中包含对付外国宣传和其他颠覆活动的措施。皮埃洛说，管理外国人的条例，其中包括这样一些措施，如防止其秘密潜入，和把国内的外侨分成几类，有的给予完全自由，有的将被拘留或驱逐。他说，已有几千人被拘留。新的拘留营正在建造。侦探的力量已经加强，主要的交通中心正在派人守卫。
从欧洲的战争爆发至荷兰和比利时遭到入侵的这几个月中，这两国的政府之间保持了频繁的接触，但是没有缔结采取一致军事行动的协定，也没有彼此作出任何保证，一旦遭到进攻时相互支援。斯巴克在1939年12月19日的发言中表明了比利时的立场，他说，比利时希望保持自由行动的权利，要它发表声明，表明倘若荷兰遭到进攻，比利时将采取什么态度，那是不可能的。不过比利时人深信，荷兰如遭进攻，比利时势必卷入战争，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发生这样的进攻，盟国为了援助荷兰，在军事上有必要立刻进入比利时。雷诺在谈到4月9日最高作战会议上就这一点达成的协定时，说比利时人已通知法国人，只有在德国侵入荷兰这一未必可能出现的前提下，他们才会邀请盟国进入比利时。
1939年9月3日的时候，荷兰的情况同其他国家相比，是非常简单的：不论在欧洲还是在东印度群岛或西印度群岛，它都没有任何政治纠葛。实际上，过去一百年的和平历史，加上依靠它的“不言而喻的中立”，使荷兰不仅不谋求与别的国家结盟和得到它们的保证，而且还加以拒绝。固然，荷兰是摇摇欲坠的国际联盟的成员；但在1936年，它已同比利时、卢森堡、芬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一起，声明它不再受国联决议的约束，如果这是一个强制维护集体安全的问题的话。荷兰的政策是，坚定地中立和“保持适当规模的国家武装，从而不给任何人以任何可以避免的yin*来向其侵犯”。
当英、法对德宣战，而荷兰发现自己“进退两难，成为两大劲敌竞相奉承的目标”时，它不仅由于曾经出过力企图防止战争而赢得了威望，而且得到了德国政府和英国政府的保证——英国直截了当，德国则含糊其词——说它的中立将得到尊重；荷兰自己也在9月1日发表了中立声明。地面部队已在8月28日开始动员，海军处于警戒状态，到8月底，国内广大地区已为引入的洪水淹没。9月1日，宣布了战争状态。中立的政策即将受到考验：采用不过于讨好某一方的办法，例如当荷兰的权利受到侵犯时提出措词足够严厉的抗议，是否能使另一方失去进行报复（这种报复甚至可能发展到入侵）的任何借口。这犹待分晓。同样，荷兰拒绝同它潜在的盟国就荷兰本身或这些盟国万一受到进攻时应当采取的措施举行军事参谋会谈。在荷兰，人们普遍认为，万一果然遭到进攻，这种进攻将是来自德国方面。但是荷兰采取谨慎态度，决不公开流露出害怕德国进攻的心情，同时，对待交战双方的确也应当不分轩轾，一视同仁；另一方面，人们也在希望，荷兰在交了一百年的好运以后，“奇迹还会再度出现”。
荷兰人民，总的说来，也是坚决支持中立政策的，鉴于他们以享有发表见解的自由而自豪，这是对十六世纪的褊狭不容异说的反作用，同时他们认为，由于党派的众多和由于这些党派在政治上和宗教上的争论加剧了彼此不和的程度，而有必要在国会选举时采用比例代表制，因此他们在中立政策问题上实际的意见一致，就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荷兰**是由1909年脱离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些反对派所成立，它于第三国际。**在国内从未有过多大势力，它在第二院的一百个席位中占得席位最多的时候是在1933年，共四席；1937年时，它只有三席。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在8月21日公布后，使荷兰的**员和整个欧洲的**员一样，大吃一惊，在战争开始时，他们由于党的路线的这种改变而不知所措，无从发言。直到遭受侵略以后，他们才抬起头来，参加了抵抗运动，正象**人在其他许多国家所做的那样。
由于荷兰人的容易分裂的性格，在荷兰产生过好几个国家社会主义团体。其中最强大而结果也是最成功的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NSB），于1931年由安通？米塞创立，希望能对经济萧条所造成的人心不满加以利用。这个团体反对党派制的政府以及社会党人和天主教徒的国际主义，而赞成极权主义的领导。它在荷兰没有扎下深根，因为它被人看作是外来的，是德国式的，尽管它避而不提偏激的反犹学说，并对女王和奥伦治王室装出一副“虚假的爱国姿态”，但是未能因此而克服上述的不利因素。它于1935年在荷兰的欧洲领土上达到了全盛的时期；随后又在荷属东印度达到了顶峰。在占领初期，德国人并没有要米塞来管理国家——尽管他拥有一个现成的组织——因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通常是不能胜任工作和一直是不得人心的”。虽然荷兰并没有实现俾斯麦的预言：“荷兰正在把自己归并给德国”，但在1940年时，荷兰不足九百万的人口中，德侨却有五万名之多，其中有许多人住在鹿特丹。然而，并没有听说他们对德国侵略者提供过帮助。
正文 第三百零四章 前有恶魔，后有大海
第三百零四章 前有恶魔，后有大海
荷兰的遭劫是无可避免的。荷兰人自己在1936年3月7日以后所做的事，对他们毫无帮助；而他们力所能及的极少的几件事，却又放着不去做。他们不愿同其他任何国家，甚至同比利时，举行未雨绸缪的军事参谋会谈；当战争开始时，他们戴上了一副遮眼罩，既不向东方也不向西方去看看有什么威胁或安慰，而是靠着那根已经折损的中立芦杆，结果在1940年5月10日把自己的手戳破。希特勒早已决定，如果他同法国和英国交战的话，就将入侵荷兰。只有一种情况可能会阻止这样做，那就是，德国陆军总司令部的成员普遍希望，在西方采取守势来进行战争，推迟德国在那里的进攻，以争取时间来举行可能导致和平的“外交上的政治会谈”，以更新德国的装备，肃清纳粹体系，或使对抗部队积聚力量。但是，不论德国陆军总司令部的方针如何，事情总是要希特勒说了才算数的。
第四节 从战争爆发至1939年11月12日的惊恐
荷兰同英、法、德的关系，有一个时期同海上战争行动引起的事件有关，它是同荷兰密切相关的。
三个交战国都公布了禁运货单（法国和英国的单子相同）；荷兰政府对此正式提出了抗议。它还抗议英国的“黑名单”（它坚持说，这份名单把中立国归入敌人一类，并以“宣布……对中立国强制执行联合抵制的办法，来惩罚这些中立国同交战国的合法贸易”）；抗议荷兰船只受到英国检查机关的长时间留难；抗议荷兰船上的人被带走；抗议邮件被耽误。英国的这些措施是使荷兰经常感到不满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