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时空之大中华-第3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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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的日子里出现的困难和误解。戴高乐于6月18日从伦敦广播，呼吁法国人不要放弃斗争，他显然受到英国政府的利用，从而使波尔多方面大为不满。6月23日，丘吉尔发表声明，谴责停战协定的条款，并允诺在英国战胜以后恢复法国的崇高和自由。几天以前，首相在下院曾宣布，英国的援助至少已履行了在战争开始前与法国达成的协定。这使伦敦方面和波尔多方面展开了一系列长距离的攻击。在这个过程中，贝当、博杜安和情报部长普鲁沃斯特对丘吉尔进行了回击。早在停战以前，反对同英国结盟的情绪——罗纳德？坎贝尔爵士在6月15日向夏尔…鲁称之为“反英的浪潮”——就已滋长起来。赖伐尔从1936年的事件发生以后，对英国人一直耿耿于怀，这时充当了反英情绪的代言人，极力主张与之完全决裂；但是新上台的法国政府还没有准备这样做。

　　　　英、法之间的主要争执在于法国舰队的前途。英国大使递交两封电报以后又将其收回一事所造成的混乱，上文已经谈到过。难以设想，任何有理智的人会期待法国人把自己的舰队交给英国人手中。英国在此后几天内施加压力要求这支舰队开往英国港口一事，并不一定含有这个意思。困难在于，如果不是这个意思，那就意味着，法国必须继续战斗下去，至少用它的舰队继续战斗下去。雷诺在6月16日已拒绝了要法国舰队开往英国港口的建议，理由是这将使突尼斯受到意大利的攻击，显然他始终考虑着从北非继续进行抵抗时这支舰队将起的作用。6月19日，两个英国密使——海军大臣A？V？亚历山大和第一海务大臣、海军上将达德利？庞德爵士——去波尔多讨论法国舰队的前途问题，达尔朗向他们保证，无论怎样不会让它落到德国人手中：舰队若不留在法国人手中，就是毁掉。的确，这一决定权是掌握在达尔朗手中。这位精明强干、雄心勃勃的军官，很有理由因为建立了法国从十八世纪以来最强大的海军而自豪，他决意不把它交付给任何人。自然，他和法国海军军官们一样，也具有传统的仇英心理，有时并在谈话中无意地流露出来。他也和法国的海军界一样，对于1935年的英…德海军协定怀有强烈的、可以理解的不满情绪。法国政府的全体成员都意识到，显而易见如果放弃掉舰队，就是放弃掉法国在讨价还价时的最好的筹码。在英国的压力之下——由于美国也提出了强烈的抗议，更加强了这股压力——内阁在6月18日作出决定，不把舰队交给德国人，不问这样拒绝后会有什么后果。同一天，尚未造好的“让？巴尔”号和“黎塞留”号冒险从圣纳泽尔和布雷斯特逃到北非。

　　　　另一方面，根据停战协定第八条，命令法国海军集中在舰只平时停泊的地点，也就是说三分之二的舰只应集中在布雷斯特、瑟堡、洛里昂，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控制下，听候遣散和解除武装，这一点似乎证实了英国最最害怕的事。美国也对这些条件感到惊恐。萨姆纳？韦尔斯告诉法国驻华盛顿大使说，停战协定的条款显然把整个法国舰队都交给了德国。事实上，达尔朗正在采取的预防措施，不仅瞒着英国和美国政府，甚至也瞒着法国政府的大多数成员。魏刚写道：“一切有关海军的事都由海军上将达尔朗全部保守秘密，他在处理这些事务时，只同国家元首直接联系。”6月29日和7月1日，英国海军部接连收到了达尔朗的信件，保证“舰队若不是留在法国手中，就是毁掉”。达尔朗是否可靠，仍然不得而知，但是贝当政府已经表现出仇英的心理。因此英国政府对于法国的保证感到不放心。丘吉尔认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法国舰队落入德国人手中，他采取了他称之为“可恶的决定”，使用武力以达到这个目的，英国人这时感到法国那个缔结停战协定的政府已完全不能信任，我们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这个决定。

　　　　停泊在英国各港口的法国舰艇于7月3日被夺走。海军上将詹姆斯？萨默维尔爵士指挥一支令人生畏的海军，在米尔斯克比尔沿海摆开了阵势。米尔斯克比尔的海军基地上，在海军上将让苏指挥下，集中了数量最多的法国舰只，其中包括两艘主力舰、两艘新造的巡洋战舰和一艘运载水上飞机的航空母舰，在奥兰，也有几艘巡洋舰、驱逐舰和潜水艇。萨默维尔根据英国政府的指示，向让苏发出最后通碟，提供四点让他选择，或是参加英国舰队继续战斗，或是连同业已减少的官兵开到英国的一个港口，或是连同业已减少的官兵开到法属西印度群岛或美国的一个港口，最后，或是把船弄沉。这两位海军上将从7月3日上午9时30分开始会谈，继续了一整天。让苏在没有接到法国命令的情况下拒绝采取行动。他表示愿意就地解除武装，但不幸的是，英国舰队并没有足够的力量能看守住这个军港，正如“斯特拉斯堡”号后来逃到土伦一事所表明的那样。下午快到6时，萨默维尔向泊在米尔斯克比尔的舰艇开了火，法国的舰只除了“斯特拉斯堡”号以外，都被打得失去了战斗力，并死伤了许多人。在亚历山大，谈判进行了好几天。法国停泊在这个港口的船只很少有逃走的可能。尽管达尔朗一再下令给那里的法国海军上将戈德弗鲁瓦，要他杀出一条生路，但是后者仍在7月7日同英国的海军上将安德鲁？坎宁安爵士达成了协议，规定法国舰艇就地解除武装，但仍归法国人控制。最后说一下，已经开到达喀尔的“黎塞留”号，遭到攻击而失去了战斗力，另外，英、美两国的军舰又对罗贝尔海军上将指挥下驻扎在马提尼克的法国舰艇进行了监视。

　　　　在法国，这些事情自然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停战协定签订以前举行的关于舰队问题的谈判，公众是不知道的，而达尔朗在6月26日的议事记录中，曾宣告停战协定并不丢脸，说对方已同意给予法国海军和空军较优的待遇。此外，英国提出的四个条件中最不令人厌恶的那个条件，即要舰艇开往法属西印度群岛或美国这一点，在7月15日以前，法国似乎也不知道。但是，即使所有这些事实都已经被人们知道了，法国的舆论对于不久以前的盟友竟对自己进行这样的攻击，也难以善罢甘休。这件事意味着，赞成投向德国的人们得到了胜利。法国海军军官中传统的反英情绪自然加强了，海军将领们在适当的时候将成为保卫维希政权的主要堡垒之一。法国的舆论也许是饱经患难，麻木过度，对于这次新的打击已无法作出强烈的反应。在政府圈子里，仇英派的势力已经达到了顶点而无可再发展了。赖伐尔和达尔朗虽然极力主张进行军事报复，但是博杜安和一些比较稳健的人却表现出自我克制的精神，最后法国的行动仅限于把法国大使夏尔？科尔班从伦敦召回。于是英、法两国在战争中进行合作的前途，就将取决于戴高乐将军，他在6月17日获悉法国即将要求停战以后，已飞到英国，举起法国继续抵抗的旗帜。

　　　　谁来接替达拉第当政府首脑，这一点是没有多少疑问的。保罗？雷诺在报界的朋友们一直在领导这场运动，要求以更大的“劲头”来领导战争，这批才子们好久以来一直戏称他为“太子”。雷诺同出身于外省的达拉第迥然不同，“没有什么能深深地打动他，正象没有什么能打动那些生在巴黎的人一样”。他的头脑生来就灵活，又在“工艺学校”受过严格的理性主义训练，他坚信只要具有足够的知识和精力，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或者，更确切地说，凡是能够按照逻辑解决的事，就也能够在物质和社会的领域内得到解决。他这种本质上的乐观精神，以及他爱好当众发挥其出色的雄辩口才的习惯，使他的同伴们目眩神迷，也吸引住了其他的“工艺学校的人”，但是在一些不是那么聪明机智的人看来，雷诺却只不过是镁光照明弹发出的一道寒光罢了；而且，毫无疑问的是，人们通常对他是羡慕而不是喜欢，甚至也不是尊敬，连那些最最拥护他的人，往往也是从他同自己事业的关系来考虑怎样对待他，而不是把他当作一位受人爱戴的领袖或者决定法国命运的人。对于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雷诺早就在其中察觉出逻辑上的缺点，并且立刻臆测到其可悲的后果。

　　　　雷诺原先是代表他在下阿尔卑斯的故乡的议员，这时是巴黎布尔斯选区的代表。他在1935年12月底由于反对霍尔…赖伐尔计划和拥护集体安全的政策而脱离了弗朗丹的左翼共和党以后，到这时已有好些时候保持着自由身分，去潜心研究财政金融问题和在国民议会中充当戴高乐军事理论的代言人。由于这些原因，他既受到左翼，尤其是保罗？富尔领导下的和平主义派别的怀疑，又（同芒代尔一起）由于反对慕尼黑协定的立场，而受到路易？马兰的右翼共和联盟的怀疑，这种立场自然而然也引起了激进社会党及其主席达拉第的不快。在这样不利的条件下，他很可能在挑选部长人选时，单单根据他们的能力，根据他们是否已经受过考验忠于他，或者估计会忠于他，来决定取舍。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宁可沿用党派政治的惯常做法（他在这方面丝毫不内行），并且企图象达拉第在1934年那样，把内阁组成得象是议会的一个缩影。他能够组成内阁，要大大感谢莱翁？勃鲁姆的宽宏大量，后者本人虽然不愿担任职务以免激怒右翼，可是却让六个追随者参加内阁（有三人担任部长），并且答应在国民议会中给予全力支持。至于路易？马兰的共和联盟，雷诺只给了它一个海军部副部长的职位。

　　　　批评达拉第的人们先前曾要求成立一个小型的、紧密团结的战时内阁，这个内阁通过经常举行会议，至少应能象一个工作过度的总理——他兼任两个部长，有脱离内阁和国民议会的倾向——同样迅速地作出决定。为了满足这个要求，雷诺在提出他的新班子时（他急欲尽可能讨好很多方面，把人数从十八名扩充到三十五名），宣布其中有八人将作为战时核心内阁每周开会三次，此外，各部之间的经济委员会每周开会一次。为了响应进一步的要求，应有更大的洞察力来处理外交事务，新总理决定把这个部长职位留给他自己兼任；与此同时，又说服德？蒙齐留任市政工程部长。最后，达拉第本人也未经多少劝说就留任国防部长。

　　　　人们看到，雷诺在3月22日向国民议会提出这份内阁名单时，神态紧张而不自然，一反常态，在过去，他在那里经常是骄横自负，盛气凌人的。他这时六十二岁，第一次以政府首脑的身分出现。他的简洁练达的内阁声明，能言善辩，人们注意到，这一点得力于高乃依，而不是得力于国民议会所喜欢的那种更热情、更有个人特色、更流畅奔放的文体。雷诺说，法国进行的是总体战。敌人“从苏联的背叛中得到了帮助”，正在把斗争推向一切能够料想得到的方面，在打击的同时，还伴之以可憎的恶魔般的破坏。因此，法国也要全力以赴孤注一掷：战胜就挽救了一切，而屈服就失去了一切。在结束演说时，他说，他的政府的目的，是“激励、集中、指导法国的全部精力于战争并获得胜利；镇压一切可能来自任何方面的叛国行为”。他说，法国人将由于知道有“本国和帝国的巨大资源”而获得勇气；他们将坚定地密切注意他们的“令人钦佩的盟国”；他们的思想将“念念于法国的永恒的天才”。议会很不耐烦地听取了这个声明。尽管雷诺提到“苏联的背叛”，但是他吸收社会党党员入阁一事仍然受到了右翼的指责，说他又在走回人民阵线的老路：为了报复，右翼就联合大多数激进社会党党员，指控雷诺串通勃鲁姆推翻了达拉第（顺便提一下，达拉第同意参加新内阁的事，他自己一派的人事先并不知情）。对于这种“预先制造好的危机”的说法，勃鲁姆以雄辩的言词愤怒地予以驳斥，可是他的话虽然驳倒了对方的论点，却丝毫未能使那些持有这种论点的人平息怒气。事实是，随着抗议的信件从各个选区纷至沓来——在这些信中（尤其在农村选区的来信中），激进党领袖的个人威望仍然很高——国民议会正在开始后悔它迁怒于达拉第的做法不对：事实上，对于芬兰的瓦解，法国国内当时的反应根本不象巴黎报界的夸大宣传和一些打着如意算盘的小集团曾经设想的那样混乱。事情变得很清楚，雷诺内阁只有达拉第支持，才能维持下去，但也不会维持得更久。至少，右翼人士的悔恨，流露了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愤怒心情之几乎轻浮的冲动：他们先前的批评，实质上是反对法国未能做到向苏俄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