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时空之大中华-第29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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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朗哥一贯是个强调要用铁腕来维持秩序的人，最看不得社会混乱局面。可是，军人起事本身就是叛乱行为，不成功就成仁。所以，大凡军事叛乱都会大开杀戒。而佛朗哥更一向认为，只要最终目的是“恢复秩序”，过程中的杀戮只是必要的手段。所以内战一开始就十分残酷。
内战前两派间暗杀，这是法律失效的信号。内战爆发初期，不论是在叛军地区，还是政府掌控地区，社会秩序都被群众组织所左右，形成“法不责众”的局面。
1936年的西班牙，作为社会公约的法律消失了。约束瞬间消失，人们得到长期未能获得的解放感觉，本来隐匿和压抑在内心的人性之卑劣残忍，一涌而出。人们发现，他们曾经嫉妒、讨厌、不喜欢的人，甚至捏着自己借条的人，都可在惩罚“敌人”的借口下任意加害。杀人不再受法律惩罚，竟然还是“正义之举”。双方都出现了一哄而起的滥杀无辜的高峰。著名诗人洛尔加，就不明不白死在右翼民众手中。而另一方的激进派也存在同样特质，左翼一方把与天主教有关的知识分子几乎斩尽杀绝。根据统计，在内战中被杀害的有名有姓的教士、修士和修女，有16，832名。内战中滥杀无辜的情况，左右翼执行的大致各占一半。
国际意识形态的对决战场
马德里没有象样军队，民众却热情高涨。这时需要一个精神上的整合，需要除了打佛朗哥，没有其他利害心思的力量。这个力量终于出现，那就是“国际纵队”。那是二次大战前夜，是国际上左翼思潮的盛期，也是德意的极右翼最猖狂时期。国际上左右翼极端，都到这里小试牛刀，抒发漏*点，虽然很可能抒发得文不对题。志愿军蜂拥而至，西班牙突然成了一个国际战场。
局势并非今天人们划分的法西斯和反法西斯民主阵营两大块。即便万分简化去划，至少也要划出三大块来。把苏联归到“民主阵营”，实在是个误会。这也是二战后，纳粹法西斯这一块消失，世界马上又划为两大阵营的原因。进入西班牙战场的国际势力，主要是苏联和德意，也就是极左和极右。类似美国的国家，正是极左极右之外的第三块，他们忙于应付经济萧条，对西班牙内战的哪一边都没有兴趣。国际左右两极在这里进行意识形态的战争对决，每一颗炸弹，却都是掉在西班牙的土地上。
战争一开始，马德里政府马上向苏联和第三国际要求支援。苏联的援助，是通过第三国贸易，向西班牙政府出售武器，要求全部支付黄金。内战**和政府的最大优势，是国家黄金储备在他们手里，并且西班牙是世界第六大黄金储备国。战争初期，西班牙一半以上黄金在1936年10月秘密运入苏联。一方面购武器，一方面有战乱委托保管的意思。存到法国的小部分黄金，法国人在战后还给了新政权佛朗哥。运到苏联的大部分西班牙黄金却从此消失。苏联高官奥罗夫回忆说，黄金到达时，斯大林说：“西班牙人再也休想看到他们的黄金，就像他们看不到自己的耳朵一样。”
“国际纵队”的志愿人士为挽救马德里，起了关键作用。在1936年12月的马德里保卫战中，国际志愿兵达四万左右。马德里保卫战是国际纵队第一次亮相，也把**推到了西班牙政治的聚光灯下。国际纵队由第三国际出面，在各国募兵，来自五十几个国家，包括美国人，其中也有中国人。苏联以志愿兵的名义派来了三千人，其中一千名飞行员。
战争是残酷的，毕加索用名作《格尔尼卡》记录了1937年4月26日德军对平民的轰炸。1938年1月28日，九架意大利飞机轰炸巴塞罗那，仅一分钟空袭，就有150名平民丧生。从战争角度看，佛朗哥一方是纯军事行动，而共和派一方，却是政治斗争在支配军事。自始至终，共和派一方没有停止内斗。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一书中记录了共和派的自相残杀。
格尔尼卡的大轰炸刚过去，巴塞罗那就同时大乱，左翼阵营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洛茨基派遭共产国际镇压。奥威尔从前线回来，惊讶发现，“政治上清醒的人们，已经意识到，这是一场**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两败俱伤的战争，而远非同佛朗哥的战争。”仅一次左翼内战就有四百人死亡，一千人受伤。这种左翼间的“武装冲突”，“全国处处可见”。左翼内斗巷战的俘虏，都被关入监狱，“监狱里人满为患”。国际纵队也有人因“政治经历可疑”被追捕。警察甚至把医院里自己一方的伤兵都抓走了。
后来共和派战斗失败，很难说和他们的内斗没有关系。西班牙的清洗只是苏联1937年大清洗的延伸，就连罪名都常常是一样的。乔治？奥威尔后来写出《1984》和《动物庄园》来揭露极权主义，触动他的正是西班牙内战的经历。1938年奥威尔写道，“报纸上说这场战争是‘为民主而战’，这明摆着是骗局”。
1937年中开始，攥着西班牙黄金的苏联减少甚至中断了对共和**的援助，相反，德意对佛朗哥的支援增加。国际纵队虽英勇，却敌不过对方的优势装备。193第5旅几乎全军覆没。共和派一边人心溃散，失败主义情绪开始蔓延。苏联开始打起了自己的算盘。
内战打到这个时候，国际形势处于很危险的状态，西方国家都不愿意插手西班牙内战，怕引发世界大战。同时，内战双方的极端面目，也使得各国都不太愿意坚决地帮助某一方。慕尼黑协定以后，英法以为绥靖政策有效，可以维持和平，更希望把西班牙冲突局限为国内战争。斯大林把德意和约放在自己利益的天平上，和纳粹德国协商一起瓜分波兰。西班牙内战双方的国际支持者，在背后悄悄拉手。
此刻，国际纵队宣布撤离西班牙。
共和派一方，有如此之多的矛盾冲突和自相残杀，而佛朗哥一方是一心一意在打仗。战争的走向渐渐清楚。
1938年12月31日，佛朗哥胜利在握。他宣称，共和派是“罪犯”，对他们不存在“赦免和解的可能”。1939年1月26日，巴塞罗那不战而降。几十万共和**和难民开始了向法国的大逃亡。
直到此时，以马德里为核心的西班牙中心地区仍然在共和派手里，他们还有将近30万的兵力。难以置信，共和国崩溃在即，却还有最后一次尤为残酷的内斗。共和派自己人激战四天，获胜一方枪毙了对手的军官。共和派终于崩溃，他们的头面人物都顺利离开西班牙。而他们的追随者和士兵们，大多来不及离开。等待着他们的，是佛朗哥的行刑队。
1939年3月27日上午11点，佛朗哥占领马德里。4月1日，佛朗哥宣布，西班牙内战结束了。
这里曾经是世界瞩目的中心，来了许多大国的志愿者、来了他们的军人，有他们援助的飞机大炮在这里轰鸣。突然，一切都消失了。大家扔下西班牙，留下满目疮痍，无数尸骨。没有人确切知道，在1936年7月到1939年4月的内战中，死了多少西班牙人。最流行的说法是，三年内战死了一百万人。比较严谨的历史学家检点证据，认为内战至少死亡64万人，不包括战后遭佛朗哥政权报复而镇压的几万到十几万人。
亲身经历过西班牙内战的纽约时报记者马修斯有一本回顾内战的著作，叫《半个西班牙死了》。书名来自著名评论家拉腊在第二共和前就为西班牙写下的墓志铭：
“这里埋葬着半个西班牙，她死在另外那半个西班牙手里”。
佛朗哥用尽手段让西班牙免于成为世界大战的战场，使西班牙退到过去，稳定下来后，再重新以非常缓慢而谨慎的步子往前走。而苏亚雷兹领导的政治改革，是要从佛朗哥留下的旧体制转变成现代民主制。
西班牙的战争结束了，但是其他地方的战争仍然方兴未艾，比如苏联。
似乎一切都始于基洛夫。他的遇刺，迄今难有令人信服的真相，但却是大清洗的直接导火索。
基洛夫，苏共政治局委员（苏共无政治局常委）、列宁格勒州委书记。他党内资格不老，却拥有极高声望，在1930年代，他是当时苏联政治局委员中，惟一还敢走进工人群中发表演讲的人。
1934年12月1日夜，一位名叫尼古拉耶夫的青年工人在斯莫尔尼宫内近距离枪杀了基洛夫。尼古拉耶夫被捕后供称，刺杀动机是基洛夫介入了他的感情纠葛。
基洛夫之死最广泛的一种说法，是斯大林直接指使，因为他迅速上升的声望威胁到了斯大林。其实，基洛夫是斯大林一手提拔的亲密政治盟友，担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也是斯大林在1926年战胜党内对手季诺维也夫后，在对手势力范围内掺沙子打石头的安排。
基洛夫并非手软的人，清洗季诺维也夫的势力、消灭富农，一点不含糊，他用25万劳改犯完成了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当时被称为白骨与鲜血运河。
斯大林亲自为办案的内务部负责人雅戈达指示方向：政治谋杀。雅戈达在极短时间内，将数千人流放、判处徒刑，枪决了一些人。斯大林的敌人，已经倒台的前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也成为被告，被判处有期徒刑。
但这不是斯大林想要的结果。于是，全新的人马重审基洛夫案。1年后，基洛夫案终于有了令斯大林满意的结果，1936年8月19 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案”在莫斯科开庭。
审判公开进行，全苏的宣传机器都被动员起来。人民群众经教育后得知，那些失势的前反对派们是如此险恶，他们谋杀了基洛夫，他们还想谋杀斯大林，甚至全体政治局委员。
人民群众不断被组织参加各种声势浩大的政治游行，或愤怒声讨犯罪分子，或热烈庆祝又一个反党集团被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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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二百七十一章 恐怖之国
第二百七十一章 恐怖之国
1937－1938年的大清洗，目前可信的保守数字是，有不少于157万人被判刑，约69万人被枪决，约70万人被关进劳改营，在监狱、劳改营中死亡的人数不详。
而古拉格（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简称）披露的档案资料表明，1940年，古拉格一共保留了800万人的资料，到1953年，则不少于1000万人。这意味着，整个斯大林时代，大约有1000万人被送进古拉格。
摧毁东正教曾是列宁遗愿，斯大林在1930年代初完成了对东正教的系统摧毁破坏，但仍有宗教势力暗中蠢动。大清洗期间，有165000名神父因传教被逮捕，其中的106000人被枪决。
作为一个阶级，富农虽然在几年前近乎内战的集体化运动中被彻底消灭，但第00447号针对“原富农”、“富农帮凶”和其它反苏联分子的命令，这意味着**上还活着的前富农及其家属必须肃整。
为应付将来战争中可能出现叛徒民族，必须提前对那些不可靠的民族进行重点清洗。最不可靠的是波兰人，其次是乌克兰人，在集体化中疯狂反抗的高加索诸民族和中亚各民族也许最危险。
为更高效率地“肃整阶级敌人”，政治局不止一次分配下达指标任务。譬如在1937年6月2日，政治局要求莫斯科镇压35000人，枪毙其中的5000人。
每个苏联人是生还是死，都取决于“仁慈的父亲”斯大林的一支笔。前苏联历史学家伏柯格诺夫发现，1938年12月12日斯大林在30份名单上的签字记录。他全部签署了“同意死刑”的意见，但名单上的5000人，此时还没有被正式审判。
70年后普京前往吊唁的“布托沃射击场”，是大清洗时莫斯科的一处刑场，此处原为步兵训练基地。
1937年8月至1938年10月间，莫斯科有4万余人被处决，至少2万人丧身此处，最多的一天，这里处决了562人。遇难者主要是农民、工人和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神职人员和部分沙俄贵族后裔，也有令“我们”意外的人，比如著名苏联英雄卓娅的父亲。一开始，行刑队用铁锹手工掩埋尸体，后来不得不动用挖掘机掩埋尸体。
为纪念那些在大清洗死去的冤魂，为纪念那些在苏联时代的政治受难者，索尔仁尼琴在其伟大著作《古拉格群岛》卷首，写下这样的献辞：
“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