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时空之大中华-第29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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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一个办法试试看嘛,失败了,我们就再换一个。总之,要搞点什么试试‘,罗斯福对身边的幕僚发出最直接质朴的要求,因为在他看来,自己能在大选中取得一面倒的优势,就是因为人民授权他进行变革,可以说怎么变都行,只要快变就是。
不变就没有希望,不变,就找不出更好的办法,不变就离信心越来越远。而惟有信心才是战胜恐惧的最佳良药。
罗斯福自上任以来,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他的工作效率及工作精力,可谓惊人。从1933年3月9日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制定出《紧急银行法》到6月16日通过《全国工业复兴法》,在这短短的三个月期间,罗斯福敦促国会通过的全部重要的变革计划,超过了美国自建立国会以来所通过的全部计划的总和。
罗斯福总统将他的改革计划称之为‘新政‘。为了配合新政的实行,兑现结束经济大萧条和让美国人回到工作岗位上去的竞选承诺,罗斯福放弃了胡佛政府一直恪守的政府绝不应插手干预经济的自由经济的政策,取而代之的是有限度有范围有针对的国家控制经济策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罗斯福在执政初期便成立了这样几个机构:国家复兴委员会,该委员会允许企业之间合作以提高产量;劳动促进委员会,该委员会为那些失业者提供就业岗位;民间资源保护队,该组织招募年轻人来保护国家自然资源;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该局修建堤坝、疏通河流、植树造林和在南方修建水电站,这一系列机构都是特别针对降低失业率,以国家政府的名义,展开各项公共事业的建设,从而在短期内为大量的失业者提供了工作岗位。
除此之外,国会还在1935年通过了两部法律,这两部法律在以后的许多年中改变了美国工人的生活。一部是《国家劳资关系法》,这部法律强化了工人的权利,并给予工会更多的权力;一部是《社会保障法》,该法创建了一个为退休工人提供生活费的联邦社会保障体系。也正是因为这两项法律,富兰克林?罗斯福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受人爱戴同时也是最受人憎恨的总统。爱他的人认为他在挽救美国,并保护了普通人特别是劳工阶层的利益;而憎恨他的人则指责他赋予联邦政府太多的权力,劳资关系将限制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从而摧毁私人企业,而社会保障及福利体系也将成为联邦政府日后的巨大负担。
爱也好,恨也好,在全国一片狼藉的时候,爱或恨的评论似乎都不如现实情况的变化来得更具说服力。在罗斯福上任的头四个月,联邦储备委员会经过调整的工业生产指数已由59上升到100,股票债券爬出了沟底,小麦、玉米和其他产品的价格也都开始回升,饱受大萧条折磨的农民又多了几百万元的收入。
‘罗斯福已经挽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巨大危局,赢得了个人的大胜利。‘《纽约时报》如是评价。
向左还是向右
在所有人都向左的时候,他选择向右,在所有人都主张向右的时候,他选择向左。向左还是向右,对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全球各国的政治而言,这都是个问题,而对于罗斯福,左还是右的选择同样避无可避,美国政治上的左右力量同样也在相互较力,并极力拉扯、游说这位新上任的总统站到自己的这边。
然而对于罗斯福这位‘哈德逊河谷的贵族‘,让他选择以全美工会和知识分子支持的‘苏联‘社会主义乃至**的左侧红色道路,显然有悖他的出身。对于罗斯福而言,他支持工人阶级,主张制定最低工作时间和薪资标准,加强工会的权利,目的是要消除你死我活的竞争和对女工童工的残酷待遇,在罗斯福看来,让老百姓过得好一点,生活有基本的保证,人人有活干,人人有饭吃,这是一个美国总统应该干的事。但为此走上红色道路似乎走得太远了。
然而让他选择右派们鼓吹的意大利或者德国的法西斯**模式,同样有悖于他的信仰。虽然,在上任初始,在他向议会要求广泛的行政权时,就有人惊呼:**统治快要出笼了。虽然,在他初任总统的百日之中,国会自觉自愿授予总统的权力,是何等庞大,何等空前,何等凌驾一切,那时的罗斯福如果想搞**,是何等地易如反掌,就是当时德国国会赋予希特勒的权力,也不过如此。然而罗斯福没有那样做,在面对巨大又充满无限诱惑力的权力时,他依旧选择禀信美国的先贤们曾经确立的宪法,在他心里,他更希望自己象他的那位本家远亲西奥多?罗斯福那样,做一个‘热心布道的总统。‘
想成大事,就得既有理想,又讲实际,不能走极端罗斯福曾再三地告诫美国人。
1933年2月27日,柏林发生‘国会纵火案‘,媒体的注意力全被吸引了过去。凯恩斯写给《泰晤士报》的关于‘通向繁荣的手段‘的系列文章被推迟发表了。
希特勒上台的梦魇终于变成了现实。尽管不是一个亲美派,而且像大多‘有教养‘的英国人一样对美国人赤luo裸的物质主义追求表示不屑,凯恩斯心里很清楚,保存世界文明的钥匙已然转到了美国人的手中。
文明的赛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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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3年初,凯恩斯就把《通向繁荣的手段》的一套文本送给了美国当选总统罗斯福。此时,罗斯福尚未正式接管全球最大市场经济体的权杖,但人们已经看到了变革的曙光。
坚持按照教条的货币主义原则,等待市场‘看不到的手‘发挥自我纠正作用的胡佛总统已经遭到了选民的唾弃。股市崩溃及随后的经济萧条已经有4年了,人们受够了。虽然在古典经济学派的推演中,下降的工资和利率最终会刺激生产部门的产出,最终达到新的均衡。但是,让这个远在天边的均衡见鬼去吧,人们需要的是就业,就业,还是就业。那一年,苏联贸易机构招聘6000名技术工人,在美国,有十万人应聘。在这个一向只接收移民的国度里,引发了种种心灵上的震撼。
‘如果在暴风雨的季节,经济学家们能告诉我们的只是当风暴过去很久以后,海面又会恢复平静,那么他们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太简单、太没用了。‘凯恩斯深知,在这个事关西方文明命运的赛局中,与时间赛跑的不仅仅是大众的耐心,还有西方精英们对自身制度的信心。
193第一个五年计划收工的年份,由于**,外人无从得知高涨的经济指标背后有着什么样冷酷和血腥的投入,更多的人醉心于苏联模式在促进经济‘有序‘增长和充分就业方面所发挥的魔力。喜剧家威尔?罗杰斯感叹道:‘苏联人颇有些绝妙的发展经济的主意……想象一下,在一个国家里每个人都有工作可做。‘英国作家约翰?斯特雷奇在其1933年的新书《力量的竞争》中也对苏联模式顶礼膜拜:‘从资本主义世界来到社会主义世界好比得到重生。‘
在西方知识界群起与苏维埃这一‘新宗教‘**的时候,凯恩斯却从骨子里认为苏联不可能成为西方文明的真正知识源泉。相反,他认为苏联在行政上管理无能,而其强迫集体化和强制工业化则‘要人们牺牲差不多所有使生命值得生存下去的东西‘。除了智识和气质所导致的他对苏维埃体制本能的抵触外,凯恩斯的夫人莉迪亚1932年底在苏联的探亲之旅中所见所闻更强化了他对苏联的反感之情。莉迪亚发现她的亲戚们大多生活在贫穷和恐怖的阴影中,访苏归来后,莉迪亚劝说凯恩斯收敛对苏联的言论他对苏联体制肆无忌惮的批判很可能会给莉迪亚的亲人们带来灭顶之灾。
同样令凯恩斯感到厌恶的是咄咄逼人的纳粹分子和他们野心勃勃的经济复兴计划。柏林方面曾邀请他去为一些经济学家和工业家们发表演讲,被他礼貌而冷淡地拒绝了。纳粹经济学家们所采取的通过国家开支的巨大增长来走出萧条的做法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与凯恩斯的主张有不谋而合之处。但希特勒不加掩饰的帝国主义诉求和为实现复苏不惜诉诸恐怖手段的嘴脸令凯恩斯感到深深不安。凯恩斯所钟情的是拯救自由社会而不是摧毁它,他所鼓吹的政府支出是为了创造反商业周期的需求,从而为市场机制重新发挥作用奠定基础。他不能忍受坐等市场机制慢慢恢复效用,但更无法忍受从根本上颠覆并取代市场机制。
1933年,最吸引凯恩斯目光的不是柏林,不是莫斯科,而是华盛顿,在那里,一场大规模的**即将上演。
正文 第二百六十五章 警报解除
第二百六十五章 警报解除
在送给罗斯福的《通向繁荣的手段》一书中,凯恩斯以摧枯拉朽之势清除了以政府支出为主要手段进行反商业周期干预的最后障碍。这些原本发表在《泰晤士报》上的文章是针对英国政府的新预算案讨论而写就的。针对政府内以平衡预算为要旨主张消减公共支出的一些财政部官员,凯恩斯展开了毫不留情地攻击,其主要武器是‘乘数效应‘和‘信心工具‘。
鼓吹平衡预算的人士的一个主要论点是,政府以财政赤字为代价进行的公共支出无非是把私人部门的投资‘抢‘到自己手里,与其如此,不如通过减税和降息来增加私人部门投资的动力。凯恩斯驳斥说,在一个萧条的经济前景低迷的年代,面对遥不可测的需求,很难想象私人部门会主动进行投资。而政府支出则可以创造这宝贵的需求,启动一系列的投资。此外,与减税不同,政府支出除了创造第一轮需求外,老百姓从政府支出中得到的收入可以创造第二轮需求,从而形成著名的‘乘数效应‘。而减税创造出来的‘财富‘,有相当一部份会被分流到储蓄中,而经济越低迷,人们的储蓄意欲越强,因而减税无法达到刺激经济复苏的作用。同样的‘失灵‘也适用于降息,廉价的货币无法温暖人们低到冰点的投资和消费愿望。一句话,货币主义玩不转了,该是财政出手的时候了。
凯恩斯的《通向繁荣的手段》铺就了美国的新政之路,因为它有效地解决了在反击萧条这场战争中钱从哪里来,怎么花,以及如何发挥最佳效用的问题,这为美国经济走出前任总统胡佛的货币主义泥淖提供了推手。
公平而言,胡佛并不像后人所说的那样患上了行动瘫痪症,被动地坐等复苏的到来。上任伊始,胡佛就开始干预商业循环以信贷扩张的方式。1929年的最后一周,美国政府追加了约3亿美元的信贷资金。胡佛对自己的做法充满信心:‘以前没有一位总统认为这是政府的责任,因此我们必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从那时起,胡佛一直试图给美国经济这个遭受重创的疲惫的发动机泵满现金汽油,然而成效甚微。胡佛力图避免直接动用政府开支,而将政府信贷的责任推给银行,结果使银行信贷金融过度膨胀,加剧了银行岌岌可危的地位。1931到1932年,美国共有5096家银行倒闭,倒闭的最高峰出现在胡佛总统任期的最后几周。到1933年初,美国的金融体制已陷入事实上的瘫痪状态。人们对罗斯福翘首以盼,其中不乏杰克?摩根这样曾经是胡佛的密友的金融界精英们。杰克?摩根对朋友说:‘当然,罗斯福的一些对策很可能是错的;但从总体上看,情况实在太糟糕,因此任何措施大概都不无好处。‘
凯恩斯主义的试验场
罗斯福上任后的‘百日维新‘规模之庞大,内容之庞杂,攻势之凌厉,甚至连凯恩斯都为之目眩。他在1933年6月与李普曼的一次跨洋对话中说:‘你们的总统已经说服国会给了他一些漂亮的空白写字纸和一些漂亮的削尖了的铅笔,但是我们这边的人根本不知道他真正想要依赖的是他的哪部分权力。‘
事实上,与其说罗斯福的新政是对凯恩斯信条的照本宣科,不如说它是秉承了凯恩斯主义的精髓:政府‘必须做些事情‘来鼓舞人们的信心,无论是通过直接救济,还是兴建大型工程。
美国人民的信心来得很快,甚至有些太快了。在3月12日的炉边谈话和银行重新营业之后,杰克?摩根在写给他的欧洲合伙人的一封信中充分表达了对罗斯福的颂扬之情:‘所有国民都十分钦佩罗斯福的作为,他在仅仅一周内所取得的成就实在不可思议,我们过去从来也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在罗斯福的百日计划尚未结束,其公共支出从经济学意义上讲不可能产生任何乘数效应的时候,美国就奇迹般迎来了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