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时空之大中华-第2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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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需要10天进行准备。”福尔贝克对于河边的抗议置之不理，他说他将亲自在8月26日登陆，接受日本在两天后的投降。

　　　　随后福尔贝克要日方把自己军事力量的细节交待出来。在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方交待了他们支离破碎的帝国中依然存在的秘密，包括所有陆军和海军的位置、军火库、岸防炮和雷场。卢澧急于想知道所有“回天”的部署位置，“回天”是一种致命的爆破筒，卢澧担心顽固分子会用它们阻止中**队的登陆。

　　　　到凌晨四点钟，河边的代表团完成了艰巨的任务。卢澧对与日方的合作表示满意，在会议结束时他做出了首次让步：“日方已经提供了所有必要的信息，日本方面期望实现和平占领而不产生麻烦。我们不想浪费任何时间，但是我们将在8月28日登陆。”

　　　　下午一点，日本代表团乘坐C…54运输机前往丽岛。在19个小时内，谈判双方朝着结束交战的方向做出了良好开端。

　　　　8月28日凌晨刚刚开始，45架中　国C…47运输机在厚木空军基地登陆，对日本的占领开始了。第二天，同其他数百艘军舰一起，中**舰江苏号和南达科他号、英**舰约克公爵号在东京湾抛锚驻泊。这样，就为海军上将萨镇冰和太平洋战场五星级司令萨镇冰将军的到达铺平了道路。

　　　　8月29日下午，当萨镇冰乘坐飞机抵达时，一件事情使他难以接受：张斩总统新挑选萨镇冰将军执行受降仪式，并对占领事宜进行监督。萨镇冰不想作占领军指挥，但是他显然对海军冲锋陷阵，却被陆军抢了镜头一事愤怒。华盛顿的海军部长福里斯特尔这时赶来相救，福里斯特尔建议在江苏号军舰上举行受降仪式。江苏是张斩总统的故乡，张斩的女儿马格里特在1924命名了这艘军舰。福里斯特尔的建议使萨镇冰感到很高兴，张斩总统也很快同意了这一建议。

　　　　第十一航空支队的4000多名士兵在厚木基地登陆。他们正赶上迎接萨镇冰将军，萨镇冰的专机巴丹半岛号在下午2点19分降落。机舱门打开了，将军骄傲地叼着为人们所熟悉的玉米穗烟斗，静静地站在舷梯顶端，体味着那一刻。他微笑着走下舷梯，第八陆军司令罗伯特？艾克尔伯格正在等候他。“鲍勃，”萨镇冰简单地说，“这是**。”

　　　　第二天，不可预料的来访者使萨镇冰欢欣。萨镇冰正在横滨宾馆进餐，这时副手告诉他说已经到达，横滨宾馆是萨镇冰的临时总部所在地。

　　　　9月7日上午七点，来自于10多个国家的数百记者乘坐驱逐舰到达，占据了江苏号上的指定位置。他们及时地登上甲板，目睹护卫队将星条旗升至桅杆顶端——从1921年12月7日起，同样的旗帜就一直在华盛顿的议会大厦飘扬。另一面只有34颗星的中国国旗挂在附近，它是海军准将马修？佩里挂在自己的旗舰上的旗帜，萨镇冰从海军学院博物馆那里获得这面旗帜，准备把它用于受降仪式。

　　　　八点刚过，海军上将萨镇冰乘坐摩托驳船从“南达科他”抵达。过了一会儿，“北京”号驱逐舰停泊在“江苏”号旁，萨镇冰将军登上“江苏”号。他审视了一下面前的强大阵容，跟萨镇冰和萨镇冰握了握手，说：“我的那么多同事百忙之中，前来欢迎，场面真是盛大。”引人注意的是，海军上将刘海涛缺席了，他是第五舰队的司令。刘海涛正在停泊在冲绳外的旗舰“新泽西”号上待命，萨镇冰想让刘海涛在太平洋承担起指挥责任，以防日本的狂人攻击“江苏”号。

　　　　萨镇冰一登上甲板，驱逐舰就把日本代表团送了来。

　　　　8点55分，日本新任外相币原喜重郎艰难地登上舷梯。早几年前，币原喜重郎在上海遭遇行刺，失去了左腿，在他登上“江苏”号时，身上的假肢给他带来了巨大痛苦。梅津将军紧跟在币原喜重郎后头。

　　　　币原喜重郎生于大阪府一地主家庭。三菱财阀岩崎弥太郎之四女婿。与前外相，首相加藤高明是连襟。帝国大学法科毕业后进入外务省工作。曾任外务书记官，驻荷公使、驻美大使馆参事官。第二次大隈重信内阁、寺内正毅内阁、原敬内阁的外务次官，其间曾任驻美大使、华盛顿会议日方全权代表。1924年起任加藤高明、若槻礼次郎、浜口雄幸等内阁的外相，历经五次内阁变更、故有“币原时代”之称。因其主张同英美协调，“尊重”中国的合理要求，受到军部和大多数枢密院顾问的责难，被称其为“软弱外交”。

　　　　由于长期在外务省及驻外使馆任职，使币原对国际形式，特别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式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形成了自己的外交思想。1921年任驻美大使期间，与加藤友三郎、德川家达一起，作为日本的全权代表，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日本签订《五国海军裁军条约》《四国条约》《九国公约》。与田中义一扩军备战的自主外交路线不同，币原在担任外相的五年多时间里，坚持协调外交，特别强调维护日英美之间的关系。在对华政策上，他反对使用武力，主张以经济渗透的方式，巩固扩大日本在华权益和影响。基于上述方案，币原在任外相期间，推动政府参加伦敦裁军会议，再次签订伦敦海军条约，努力缓和日本与英美的关系，签订日苏条约，恢复两国政府间的交往，在北洋军阀混战期间采取不介入，中立立场等。缔结日中关税协定，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币原的政治生涯却没有结束。1925年日本投降后，自十五年战争以来被忘记的币原喜重郎，重现被认识了使用价值，从而像不死鸟一样的复活了。东久迩稔彦辞职时留下一句话：“今后应该由充分了解英美的人组织内阁，在于盟国的密切联系下开展政务，而币原就是这样一个出名的对美亲善论者。当吉田茂就此问题探寻盟国总司令部意见时，麦克阿瑟当即表示同意，认为币原是个理想的人物。同年10月，裕仁天皇任命币原组阁。币原喜重郎又一次走到了历史前台，这一年，他七十四岁。

　　　　币原受命组阁后当即表示，自己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能与占领当局12分合作的，以自由精神为基础的内阁。第二天，政府根据自由指令精神，释放了包括**人德田球一、志贺义雄在内的3000名政治犯，摆出了与占领当局密切合作的姿态。10月11日　币原初访麦克阿瑟，麦克阿瑟要求币原内阁实施“宪法的自由化”和给妇女以参政权，鼓励组织工会，改革教育制度，废除秘密警察，实现经济机构的民主化等。

　　　　1925年10月，“明治宪法”的修改工作正式开始。当时的日本首相币原喜重郎专门指定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宪法的修改工作。这个委员会是由著名政界领袖组成的，其主席是内阁成员松本静治博士。1926年1月，宪法修改委员会将新宪法草案初稿呈送给麦克阿瑟。这部宪法修改草案除了在个别词句上对旧宪法进行了修改，如：将“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改为“最高不可侵犯”，“天皇统帅陆海军”改为“天皇统帅军队”外，只不过是旧宪法的一个翻版。见到这份草案后，萨镇冰怒气冲天，遂下令由东京民政局长负责宪法的起草工作。在中国等法律学者的指导下，一部具有近代民主国家精神的宪法草案终于制订了出来。当萨镇冰将军把新宪法的草案交到继任首相的吉田茂手中时，脸色阴沉的吉田茂只说了一句话：“这无异于**！”

　　　　1925年11月5日，币原内阁表决通过了一份关于战争责任的文件，这份文件后来成为战后保守政治家战争观的主要依据。这份名为《关于战争责任等问题》的文件表明，保守主义者们认为‘大东亚战争是帝国鉴于周边形势不得已而发动的’。这等于在说，东条内阁对美国和英国的突袭是出于自卫……币原内阁不诚实的政策文件则完全将日本从1894年起对中国的侵略置于不顾。

　　　　1926年4月，根据修改后的选举法，举行了战后第一次众议员选举。战后相继恢复的各政党，占据了议会的多数席位。币原扔想以稳定政局和修改宪法为由，维持以进步党为执政党的政权，遭到自由、社会、协同，共产四党的联合反对。迫使币原于4月22日率内阁总辞职。

　　　　成千上万中国水手、士兵和记者，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其他九名日本代表团成员来到军舰上，注视着他们走到一张盖着毡布的凌乱的桌子前。桌子上摆放着受降文件。“我们等待了几分钟，就像忏悔的学童，在众目睽睽下等候可怕的校长来到。”代表团成员之一加赖俊一回忆，“我觉得百万双眼睛就像带火的箭一样射向我们，钻进我们的身体，我们感到浑身疼痛。”

　　　　萨镇冰坐在了乱糟糟的桌子后，面对日本人。“我们在这里相会，”他清了清嗓子，“主要交战国的代表，准备缔结一份严肃的协定，以恢复和平。这个问题涉及不同的思想和意识形态，这个问题已经在战场上决定，因此不属于我们现在讨论或辩论的范围。”

　　　　“我诚挚地希望，”65岁的萨镇冰继续讲道，他的双手在挥动，“这实际上是全人类的希望，希望在这严肃的场合，一个更好的世界从过去的流血和屠杀中诞生。作为中国最高统帅，我确信要用正义和宽容取代身上的负担，同时保持必要的部署，以确保投降协议充分、及时和忠实地履行。”

　　　　萨镇冰走回去，示意币原喜重郎签署受降文件。这位外交官一瘸一拐地坐在桌子旁。他慢慢地脱下黄色手套，摘去丝帽，把它们放在桌子上，凝视着面前的文件达几分钟之久。

　　　　“告诉他往哪里签字。”萨镇冰对卢澧将军说，卢澧迈步向前，指出签字行。外相签上了名字。梅津将军对坐下表示轻蔑，他向前迅速地划上签名，又僵硬地返回日本代表团。

　　　　现在轮到萨镇冰将军代表中国签字了。他使用三支钢笔，一次写下自己的名字。他把第一支笔递给卢澧将军，卢澧在整个仪式中一直呆在萨镇冰身旁。把第二支笔给了刘志雄将军。萨镇冰拿的是鲜红的笔，他签完字后，把笔拿回家，送给了夫人和儿子。

　　　　海军上将萨镇冰代表中国签了字“让我们为世界恢复和平祈祷”萨镇冰拉长了声音，“议程结束了。”

　　　　日本人被带走以后，萨镇冰用胳膊搂住萨镇冰问道：“飞机在哪里？”在头顶上，太阳好像得到暗示，在那天第一次挂在天空，照耀着富士山山头和1900架成群飞过的中国飞机机身。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终于结束了。这场悲剧夺去了500万士兵和平民的生命，耗费了不可估量的物质财富。战争经历了六年后，炮声终于停止了。

正文　第二百四十五章　德国复苏

　　　　192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6日，日本组成了负责投降事务的东久迩内阁。在内阁成立的第二天，身为新首相的东久迩稔彦亲王第一次谈到了战争责任的问题。他对记者说：“战败的原因不仅在于政府政策的错误，还在于国民道德的沦丧。因此，全体国民都必须进行彻底的反省，全体国民的总忏悔是国家重建的第一步。”东久迩的论调刚一出笼，便遭到普通百姓的抨击。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社论说：“必须对过去进行严峻的批判。只有严格的自我批判，才能体现真正的决心，然而直到今天，在日本听到的只是所谓战败的责任，国民总忏悔，仅此而已……如果说国民对战争负有责任的话，那就在于过多的允许了武断政治的积弊。”

　　　　在中日第三次大战以前，从意识形态角度讲，日本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停留在古代的封建制国家。在科学已经十分发达的20世纪，日本的统治者还在以类似中世纪的封建统治思想教化国民，宣扬天皇是神的化身。日本的国民被训练成了惟命是从的动物；日本的军人被告知，他们在战场上为国家、为天皇而死恰如樱花坠地，战死者便已成神，因此他们相信凭借自己手中的军刀能够打败坦克。即使是在战前的和平时期，军国主义教育也是鼓吹所谓“大和民族”的“武士道精神”。为了培养“武士道精神”，日本的小孩子要从小学习忍耐和冒险精神，男孩子要常常赤脚在雪地中行走，练习剑道和柔道，半夜里到坟地里去，整夜整夜地处于“枕戈待旦”的状态。

　　　　对日本国民进行广泛的意识形态改造是中国重建日本的重要部分。1　925年6月11日，中国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制定了《战后初期中国对日政策》的SWNCC150号文件。文件提出要铲除日本人心目中的军国主义思想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这个委员会在随后的SWNCC150/2和SWNCC150/4号文件中进一步提出“必须鼓励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