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年-第8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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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来所不了解的 新情况，这对于我真是太重要了。我真想立即见到他。
此时，孙子小亮还住在我这里上学，我还得照顾他的衣食起居。到星期五下午小亮要回父母 家。我拨通了陈群的电话，告诉他，我将于19日下午去他家拜访。陈群说，他同景超有着生 死友谊，欢迎我去他家长谈。
19日下午约4时许，我找到他家。开门的就是他，他热情地说：‘我一直在恭候。‘
他的妻子周大姐就坐在客厅里，她面容憔悴，靠在沙发上，两腿放在面前的木茶几上，腿上盖着毛巾被，看样子是久患重病。她没有说话，也没有露出笑容表示对我欢迎，显得有些冷淡。
但陈群说：‘我老伴昨天听说你要来，就哭了。‘原来作为患难夫妻，她对我这位难友内心 还是很同情的，她感情丰富，也许，由于疾病，由于性格内向，她内心的感情未能显露出来 。
这次，我和陈群长谈了约5个小时。我在他家吃的晚饭，周大姐没和我们一起吃饭。她只静静地听我们说话，没插话。在听我们谈话中间，她有一次用手抹眼泪。陈群立即注意到了，说：‘你看，你看，她又哭了！‘到晚上8点过一点，小保姆扶着她去休息了，走出客厅前，她向我招手致意，仍没说话。
我后来要求和陈群再谈一次他与景超来往之间的事，因为各种耽搁，直到1999年8月18日上午，他才登门到我家。前几次通电话，他告诉我，周大姐的病情每况愈下。这次见面， 我焦急地问到周大姐的病况，他说，已瘫痪在床4个月，话都不能说了，头脑呆钝，只有他说话时还能懂得，用点头或摇头表示个意思，现在每天只能喝点牛奶，别的什么都不能吃，医生已表示回天无术。我感到很难过。陈群曾一再告诉我：‘没有大姐就没有我这个家，大姐能多活一天，我都高兴。‘现在，周大姐的日子不会很长了，这对患难夫妻永别的日子不会远了。陈群沉重地说：‘事情已是这样了，但这个情结我无法解开。‘任何劝慰的语言都 是苍白乏力的。我为他能在周大姐病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竟然登门应邀再一次向我述说他和景超之间的生死友谊，非常感激，非常感动！
这里，就把他几次对他和景超之间的生死友谊的讲述，作出追述：
我是1958年5月8日到洒泉夹边沟农场新添墩作业站的。1955年反胡风运动前，我正在兰州军 区空军司令部工作，地点在西安。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发表后，引起了猛烈的批判 。我和魏钢焰谈起这部作品，不顾舆论如何，仍表示了对这部作品的赞赏。牛汉和杜鹏程也 来找过我，谈过文学艺术方面的一些问题。到反胡风运动开始后，以上和魏钢焰、牛汉见面谈论过的问题就都成了问题，再加有人写黑信诬告我历史有问题，我就成为怀疑对象，被当作胡风分子审查了几个月。到后来审查结束，没把我定成胡风分子。复员后，我调到了省建工局工作。整风中动员鸣放的座谈会上，我没发言，也没写过一张大字报。但到运动后期，根据我在反胡风运动中的表现，给我重新下了结论，说是：‘老右派，思想反动，管制三年。 ‘我就带着这样的结论，到了酒泉夹边沟农场新添墩站。
我一到新添墩，难友们就都知道了我是个‘管制三年‘的右派分子，当时的政策规定对右派分子不剥夺公民权，而我是个‘管制三年‘的右派分子，就引起难友们的议论，不知是怎么回事。
一天晚饭时，我看见景超吃得很慢，别人都吃完走了，他还在吃，有点难以下咽的样子。他说：‘这些天，大家都传开了，说你这个右派分子是管制三年，你怎么就跟别人不一样？‘ 我当时对景超并不了解，所以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只是笑了笑。景超跟我说话，也只是投石问路。他很谨慎，也没指望我多说什么。
我当时觉得自己的问题最严重，别人没宣布管制，我是管制三年的右派分子，家庭是地主成分，劳教没有定期限，我自己如要解除劳教，一定是全站最后一个。
一到新添墩，我就尝到了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滋味，对艰苦的劳教生涯感到苦不堪言。我就动起脑筋来，心想在这艰苦的环境里要设法找出一条生路来。站上有羊群，我注意到放羊的人随羊群活动，行动的自由相应就大得多，我就想争取把羊放上。主意拿定，我给兰州家中写信，要老婆寄些养羊的专业书籍来。收到后仔细阅读，然后找站上的管教干部，说我过去放过羊，放羊有经验，要求派我去放羊。我从接羔、分群等各个方面说了一套又一套 。管教干部以为我真的放过羊，就同意我去放羊。从此，我住在饲养室里，随着羊群早出晚归，在广阔的草场上自由活动，比起在大田里劳动的人就轻松自在多了。到接羔时，有的母羊奶多，有的奶少，就要把奶多的母羊的奶挤出，配给奶少的羊羔吃，我也就乘机挤些羊奶自己喝。我把多挤出的羊奶烧开后，放在床下一个搪瓷盆子里，搪瓷盆子下面是沙子，我刨开个坑放上搪瓷盆，上面盖个木板，木板上再盖上草帘子。夜里，我睡在床上，想喝时就用茶缸舀一缸子喝。我羊奶喝多了，连饭都不想吃，身体非常强壮。后来，我还干上了 赶大车的活，行动就更自由了。
当时，有些劳教分子积极靠拢政府，常常向管教干部打小报告，汇报劳教分子的各种情况。 我从来不打小报告，因为我认为自己问题最严重，打别人的小报告不顶啥用，我一贯也没这个习惯。这还引起了管教干部的注意，有一次就问我：‘陈群，你为什么不向政府靠拢？‘ 我回答说：‘我自己问题严重，我认为主要管好自己就行了，所以没有向政府反映别人的问题。‘这样，我不汇报别人的名声就传出去了。管教干部认为我老实，以后我说些话，他们也愿意听。
景超在鸣放期间写的两篇杂文《略论‘行政手段‘》和《为‘三脱‘干部叫屈》，我都看了，文笔犀利，写出了别人心里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我很佩服。我的胡风分子的问题否定后，写了两篇文章，经过杨康的手刊登在《甘肃日报》上，我很感激，因为这两篇文章的先后见报，正是在政治上为我平了反。我见到杨康问及上面的两篇杂文，杨康说：‘作者王京是笔名，他的真实姓名是王景超。‘所以，我在新添墩见到景超时，对他已有些了解。
景超平时显得沉默寡言，落落寡欢。下工后，常看到他记日记。有一次晚饭后，我和他都靠在一个大土堆的两边，周围再没人，他仍在记日记。一会儿，他走到我身边，笑了笑。我问 ： ‘你在写什么呢？‘他说：‘没写什么。‘我说：‘我定为胡风分子就是根据一本日记和其他材料，你还记什么日记？‘可是，第二天，我看到他还在记日记，我就说：‘你在为自己准备绳索。‘他不说话，以后日记仍照记不误。终于有一天，在厕所里，他神色慌张地告 诉我：‘我出事了，记日记的事有人揭发了，怎么办？‘我问：‘日记还在不在？‘他说：‘ 还在。‘我就在地上写了‘丙丁‘二字，他领会了我的意思，就设法把日记烧了。后来，管 教干部训话时说：‘王景超思想反动，现在还在记日记，你记日记想要干什么，你老实交代 ！‘景超已把日记烧了，就坚决不承认记过日记。那时，右派分子互相揭发告密很厉害，景超坚决不承认记日记，又没有证据，管教干部没办法，还以为是诬告，就不了了之了。从此 ，我们之间就有了信任。
后来，我还当上了饲养组组长，羊圈需要干杂活的人，我就指名要景超来。羊圈的活轻，有随意性，常用胡萝卜当饲料喂羊，景超干活时就可以随便吃胡萝卜充饥。有一次，我还给了他半碗羊奶，佯称是家里寄来的奶粉冲的，但那时他身体已很虚弱，喝了半碗羊奶就拉肚 子，以后我就再没敢给他喝羊奶。我能大量喝羊奶，肚子不饿，就常常避开别人，把灶上我的全份或半份饭给他吃。
一次放羊时遇到风暴，暴风卷起的石头，把附近放羊的农民砸死了，我早有准备挖了防暴风 的洞，躲在洞里幸免于难。放羊的农民被砸死了，风暴过后，羊群乱跑一气，我就把有些羊收进了我的羊群，找了个地方，过几天‘杀‘一只。说‘杀‘，其实就是把羊脖子使劲一拧 ，羊断了气，再放血，然后剥了皮，开膛破肚，煮了吃。这样，我的食物来源越来越丰富。
后来，我赶上了大车，行动更自由了，有时车走得很远，我还帮景超买过红糖、水果糖等等 ，这些东西在夹边沟都买不到。
夏天，景超说他想吃西瓜。站上生产西瓜，但劳教分子吃不到。我赶大车会运西瓜到酒泉市 或其他地方，一路上可以随意吃西瓜，可不能把西瓜带回站上。有一次，我拉西瓜到酒泉市 去，就指名要景超同我一起去卸瓜、过秤，管教干部同意了。我和景超一路上就放开肚子吃 西瓜，吃了个心满意足。瓜从地里装车不过秤，出售时才过秤。所以无论我们吃了多少都没 关系，我们一路吃了多少西瓜真没个数。
夏收前，我就考虑到偷麦子的时机来了，我得有充分的粮食储备。就写信给家里，让老婆缝 很多小布口袋，装在一个大布袋子里，用一件棉袄，把大布袋子裹在中间，作为包裹邮寄来 。到割麦时，别人割完麦收工回去了，我赶着羊群到地边，就很快地揉搓麦穗除去麦衣，把 麦子装进带来的小布口袋，每袋装10斤左右，埋进附近的沙枣树下，作出只有我自己认得的 标记。夏收结束，我储存的小麦就很可观了。
有一天，景超告诉我，说他想跑。我当面把他批评了一顿，说：‘我们来改造，就要靠拢政 府，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你怎么想要跑呢？‘但我随后就向队上反映说：‘王景超野菜挖 得好，干脆叫他挖野菜去吧！‘第二天，队上就派他挖野菜去了。我心想，挖野菜可以到处 随意走动，有些地方离铁路很近，就可以扒上火车跑，就给他个逃命的机会吧。但他没反应 过来，他的悲剧也正在这里。到了晚上，我看见他背着野菜回来了，心里干着急没办法。他 就这样一连挖了7天野菜，把机会失掉了。后来，他也表示后悔失掉了机会。
景超因为一直挨饿，身体越来越差，面色憔悴，走路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我就让他装病， 找医生看病。这个医生也是劳教分子，我曾给过他一坨羊油。我就让这个医生给他开病假条 ，他装作这儿那儿疼，医生说他有肾炎，让他休息了好些日子。
我到新添墩后，就知道站上对劳教人员家中寄来的粮票一律没收，寄来的钱如数量大就存放站上，不许自己掌握随意花用。存到站上的钱，再要取出用就很不方便。来夹边沟农场新添 墩以前，我挣得的稿费已积存了28000多元，我全留在了家里。当时我母亲也住在我家里， 我已有了3个小孩，老婆在菜铺子工作，每月只有23元的收入，我把这笔稿费放在家里是为了养家糊口。在农场艰苦的生活条件下，我也需要花钱。花自己的钱，我就要摆脱站上的管制。我给老婆写信，让她找人把铁皮罐头设法取开，取掉所装的食品，把人民币放进罐头盒 ，里面再放些砂石之类，使罐头有一定的重量，再把罐头盖子重新焊好贴上标签，用邮包寄来。站上检查邮包时发现不了破绽，我手头就掌握了一笔钱可以随意花用。
1958年冬天，站上派出一批人去北大河工地挖沙子石料搞副业挣钱。当时传出一股风，说是 到1959年5月1日，要给一部分人解除劳教，这次搞副业我也去了。大家对部分人解除劳教都 抱着希冀。工地上给我们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是48斤，带队的管教干部只让我们吃42斤。工地上供应的是白面，只给我们吃黑面，白面拉回站上去了。北大河工地有个好处，能随便买到注射用葡萄糖针剂，每支5毛。为了干活有力气，大家都买葡萄糖针剂每天每人注射1支， 管教干部也鼓励大家注射。反正有随队的劳教分子大夫邓立之为我们注射。我随身带的有钱 ，买葡萄糖针剂很方便。有些没钱的就卖手表、卖皮袄。反正人人都打葡萄糖针剂，打了也真管用，干一天活就能坚持下来。到翻年3月该春播了，我们才全部回到了站上。到‘五一 ‘时，也没给哪个人解除劳教。景超听说我们在北大河工地每人都注射葡萄糖针剂，叹息说 ：‘付出的代价也太沉重了。‘
新添墩站有个劳教分子徐惠阳，是个工农干部出身，人很老实。他的身体也垮了，几次找我 ，说放羊的活轻一点，要求我给管教干部说一下，调他去放羊。我给管教干部说了以后，到 1959年夏天，就把他调到了饲养组。我那时每天晚上喝羊奶，肚子不饿，就常把我的那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