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年-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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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非常愿意作她们那样的家属，每天在家操持家务，全家人一起乐乐呵呵地过日子，该有 多幸福！如果是那样，我们哪会遭受如今的屈辱与痛苦？到切完了洋芋籽时，王股长来了 正是吃蒸笼布上的馍馍渣的王股长，他派定她们中的两个人明天去种洋芋，说是：‘这种活 不能叫‘职工‘干，‘职工‘干连吃带偷，地里就种不上了。‘他还让家属们找些草木灰来 ，把洋芋籽拌一下再种。有个家属笑着说：‘那些‘职工‘，你就是把屎尿拌上，他照样偷 了吃！‘快乐的家属们听了，笑成了一团。另一个家属好像自己亲眼见过似的，还绘声绘色 地说道：‘你们没见过那些个‘职工‘，你头前种，他随后就偷偷地刨，把刨出来的洋芋籽 ‘噗噗‘两吹，在袖子、衣服前襟上擦上几下，就放进嘴里，连土带泥地吃开了，把他还吃 得香的！‘家属们又一阵轰笑。我和小徐心里凄凉，什么话也没说。以后地里长出洋芋就不 怕‘职工‘们偷吃了吗？还有我那些饥饿的难友们。饥饿的根子扎得如此之深，他们挨饿已 很久了。农场出现目前的情况，引起大量死人，是必然的结果。
这些天，我苦苦压抑着对处境险恶的我的亲人的思念。此刻，这思念如决堤的大潮奔涌而来 ……我正细细地嚼着的煮熟了的萝卜缨，饥饿的他是吃不到的；我每天两顿饭都有石天爱、 王桂芳带来的面粉搅和在碱菜子面条里吃，没有谁会给他送面粉；他每天有的只是不到半斤 粮的饭食，如碱菜子之类的代食品怕也是没有的。他那挨了几年饿羸弱不堪的身体不会比 这里的‘职工‘更好，他还会活着吗……这些天来，我只顾保自己的命，对于在死亡线上孤 独地苦苦挣扎的可怜的他想得太少，我自知救援他已无能为力，竟冷酷地不去想他。每天苦 苦地想他，除了苦了自己，又能怎样……我们曾共同肩起了苦难，可如今在苦难升级，大难 临头，死神频频向他召唤的时候，我没有伸手给他，哪怕是精神上的支持与鼓励，也都中断 了，在11月初我写了封信之后，他再没来信，我也再未写信给他。我自己也已精殚力竭，写 信又说些什么呢？我是多么自私、多么残忍！我恐怖地想着，他还活着吗？他还会活着吗 ？心里其实已经出现了不祥的答案。纷乱痛苦的思绪在我苍白冰冷的心田上翻滚不已……
作为可怜的妻子，被深重酷烈的苦难喂养到如今的我，在深深的痛苦中不禁喃喃地叹息道： ‘唉，不知他还活着没？‘这原本不是说给别人听的话，谁知竟成为同屋人的忌讳，小徐急 急地阻止道：‘你再别说了，再别说了！‘那么，让血和泪在我重创的心上悄悄地流淌，让 我独个儿吞下这不能述说难以消受的巨大痛苦吧！
过了几天，有个司机师傅要领一桶汽油，我去油库发了汽油，在回来的路上，看见了一柄装 在塑料盒子里的塑料牙刷躺在厚厚的尘埃里。我呆在了那里，心，像似被刺了一刀。因为我 立 刻断定这是一位难友的遗物。他，人已去，曾被珍爱过的牙刷，便被不经意地失落在路上的 尘埃里，没有人会再捡起它。我们在离开兰州前，我也为景超选购过这样一柄牙刷。那时候 ，一般人使用的普通牙刷都是猪毛制就，两三毛一柄，很便宜的。带盒的塑料牙刷市场上刚 刚出现，作为新品种价钱很贵，要一块五一柄，景超十分喜欢，我便立即为他买了一柄。我 们将要动身了，心里都清楚景超劳动教养去的农场会是很艰苦的，所以为他准备行装，都比 我高一个等级：我们每人带一只箱子，我的是10元一个的柳条箱，为他新买了结实耐用的帆 布箱，他的皮大衣是从寄售店买的八成新的，我的是父亲穿过十多年的旧大衣改做的；两个 脸盆，他拿了新的，我拿旧的。无论他或我，都不想让他以一败涂地、满脸晦气的形象去奔 赴那个所在，所以，当我看到他仔细把玩，显出很喜欢的样子，就毫不犹豫地为他买下了那 柄带盒的塑料牙刷，尽管他已被开除，没有了工资。买下它，也还有为他壮行色的意味，而 那悲壮的意味，只是到了此刻才有了体会，他会是一去不复返了吗？
到十工农场后，在多次外出的演出活动中，我发现徐保安也有同样的一柄塑料牙刷，他也十 分珍爱。他曾高兴地说起这柄一般人都没有的牙刷是在北京买的，大概是在他担任射击比赛 的国际裁判春风得意之时购买的吧！现在，这柄失落在尘埃里的塑料牙刷，肯定已永远地失 去了它的主人，它的主人会是谁呢？我只能肯定不是徐保安，因为徐保安的妻子杨爱玲从河 南农村迢迢数千里地赶来农场，他有了作为自由人的妻子的照料，出现意外的可能性极小。 它 的主人也不会是农场的干部或‘职工‘，因为当时安西的商店里尚无此种塑料牙刷。这柄牙 刷的主人，看来只能是我的难友中经济充裕，有相当雅兴，舍得花钱的人，而这位难友已悲 惨地永远离开了他无限热爱无限眷恋的这个世界，他珍爱过的牙刷便只能躺在尘埃里了，没 有人会动它一动。我亲爱的人也有同样的一柄牙刷，它现在哪里？我的亲人还在用他珍爱的 牙刷刷牙吗？还是……想到这里，我已无法自持……
但是我还得打起精神，挣扎着回宿舍。午后的阳光照在身上暖融融的，但我流血流泪的心冰 透冷彻。我踽踽而行，神色一定异常，迎面而来的电工吴家禄问了我一句：‘怎么，病了吗 ？‘他用目光追随着我又看了一阵。
电工吴家禄一直同我和小徐保持友好，小徐因为有时还要下车间劳动，同他更熟。杨振英对 他很信任，有时，他会到办公室来坐坐，同我和小徐聊一会天。一次，他说，他犯事是因为 和一个原战友开了个玩笑。他原在部队给一个司令员当勤务员，司令员每月的工资收入由他 代为保管，各种花费开销，也都从他手里支出，司令员对他非常信任。后来，他觉得只是在 司令员身边干些杂事服侍司令员没啥出息，想转业到地方上学点技术。给司令员说了以后， 司令员就安排他转业，在工厂当了电工。转业后，同当年的战友仍常有来往。一个周末，一 个战友在他那儿住了一夜，走后，他发现战友忘了把手表拿走。在50年代，对于个人来说， 手表就是一笔重要财产，一般要积攒数月的工资才能买到手。战友把手表忘了没戴，他顺手 就放进抽屉，心想战友会返回来取的。一个星期过去了，战友并没有来取。他心想，这位战 友忘性也太大了，先放放再说。又过了几天，来找他的是派出所的，质问他为什么偷了某人 的手表，他说，我没偷呀，手表就放在抽屉里。派出所的说，没偷，为什么一个多星期不把 手表送还人家，也不吭声。原来，那位战友已把他告发到派出所。派出所的找到工厂见了他 ，人赃俱在，立即就把他逮捕法办了。此时，正是反右后期对刑事犯罪实行‘严打‘之时， 不是窃贼的吴家禄有口难辩，只得服帖地蹲了几年监牢，尔后又成为四工农场机修厂的‘职 工‘。杨振英平日里对他另眼看待，也许是由于对他自己口述的‘犯罪‘事实有所同情，当 然，杨振英也可以翻阅他的档案。这个不是窃贼的‘盗窃犯‘，在我的心目中也自有其特殊 的位置。
奇怪的是，这些天来大家都经历了的严酷饥饿，并没把他怎样，他的身躯厚墩墩的，还有些 发胖，黑红的脸膛亮光光的，显得十分健康。看来这些天对他和冼维汉几人的传闻不是没有 根据。小徐前几天在宿舍里悄悄对我们几人说，听说吴家禄和冼维汉几个伙在一起，每天半 夜里从机磨坊北墙上安装发动机的豁口钻进去偷面粉出来，掌管机磨坊门上大锁子的张振英 老婆每天来上工时门锁得好好的，机磨坊里的面粉其实天天被偷，偷走了不少。石天爱听来 的，则说机磨坊的‘职工‘王益清有把万能钥匙，开机磨坊的门锁非常容易，每天夜里开门 偷了面粉再锁上，神不知，鬼不觉。这两种说法都有其合理性，反正机磨坊的面粉每夜都被 偷，如今，从吴家禄坦然安详的神色，黑红光亮的脸膛，厚墩墩的身躯，使我绝对地相信了 对他们的传闻，不是窃贼的吴家禄今日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窃贼，而且干得十分大胆。用今天 的语言来说，他们是个团伙，他们为保卫自己宝贵的生命，采取果断行动，勇敢地偷回应由 他们自己享用的基本口粮。冼维汉被高高地吊在办公室的房梁上凄厉的叫喊声似乎还回响在 我的耳边，他如今的偷窃，从规模和数量上都已大大超过以往。‘饥寒起盗心‘。被饥饿逼 得走上盗窃之路的人们，除非有刀架在脖子上，他们决不会轻易住手。步步进逼，愈来愈甚 的饥饿，既然已把许多人逼进了另一个世界，‘窃贼们‘只能扩大队伍，重新组合，采取新 的更 有成效的行动。吴家禄原是杨振英在机修厂‘职工‘中最信任的一个，冼维汉10月被吊上房梁，我怀疑就是他汇报的结果。曾几何时，为了生存，他又成为冼维汉的同伙。
我的亲人如果早就具有他们这种保卫自己宝贵生命的强烈意识，一切就会好得多。唉，唉， 我真后悔，几个月前，我还像个传声筒似的，把虚伪的教育科长大讲特讲的所谓‘高度的自尊心‘当作真经在信上转告他，暗示他洁身自好，不要因饥饿而偷窃。真是‘饱汉不知饿汉 饥‘，我自己才真正是个虚伪可鄙的小人，这些天来，偷来的炒麦子、生面粉我不是都吃了 吗？我自己还去偷棉子，我为什么还要向已被饥饿折磨得羸弱不堪的亲人告诫，要他不要偷 窃，不要偷窃！
在这些日子里，有一天下午，张露玲带着3岁的小儿子小三去荒野里捡柴火。在一个大沙窝 旁，母子俩拣着拣着，小三突然喊道：‘妈妈，你看，那是什么？‘她抬头望去，才发现那 是一具被沙子半掩盖着的尸体，头脸都黑黑的，露出的一只手也是黑黑的。她回头向周围张 望了一下，又发现六七具未埋好的尸体，连本人的被子都没裹，就那样暴尸荒野。她怕吓着 小三，就说：‘咱今天不拣柴火了，回去吧！‘就急急领了小三赶快回家。随着父母到四工 农场的右派分子的孩子，早早地就见到了死亡，暴尸荒野的死亡！当妈妈的虽不愿意向孩子 说明事实的真相，幼小的他耳朵里早就听到了‘钻沙包‘死人的事。他不会对刚才眼前的现 象不动动脑子，还没走到家，他就明白了一切。
这里，我要插入已迁场后的十工农场一位难友面临死亡的情景。这位难友叫刘学琨，我在 第一章就曾述及，他是个被判了刑的极右分子。17岁那年，他就参加了甘南农民起义，为起 义领导人、他的六叔刘鸣背着《矛盾论》、《实践论》手抄本，英勇奋战。在他被判刑 迁入安西十工农场后，在大饥馑的日子里，面临死亡，他托人给幸存的难友马英送去了一个 新笔记本，在首页写道：‘马英同志，你如果能活着出去，请一定转告我的四叔刘余生、省委书记高健君，就说，我是被饿死的、冻死的、折磨死的，我是无罪的。这个笔记本，你留 作纪念。同志，永别了！学琨，1961年3月。‘此后不久，到4月27日，刘学琨死去，时年仅3 5岁。
一个矢志不渝的共产党员，在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之前，还对省委书记高健君及四叔刘余生 他的革命领路人表明心迹：‘我是无罪的‘。他对党忠诚到死。
18年后，张掖地区为刘学琨彻底平反昭雪，并为其子刘耀华安排工作，成为国家干部。
第二十章在最严峻的时刻（二）
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一位老人的远途到来与死亡，惊动了全场的干部们。场部的‘职工‘及我等闻知此事，都觉愤愤然。他不应死，他原本可以在陕西农村安度晚年。 但是，他死了。
死去的老人是财务科张振英的老父亲，已年近七旬。他是在接到儿子的求助信后，用自家的粮食换了一二百斤粮票，亲自给儿子送来，千里迢迢，既搭火车，又坐汽车，几次转车，一路打听，匆匆向四工农场赶来。在离四工农场几里之遥的地方，老人倒了下来，在暴风的寒 夜里结束了自己老迈的生命。
老人此次的使命，用一封保价信就可完成，而他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张振英是个自私怯懦 目光短浅之人，他既怕死，还要虚伪地冒充硬汉。跟家里要些粮票，以他的干部身份，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事，谁也不会干涉。但他还怕别人知道，不敢让老父亲用保价信寄来，因为保价信必须在信封上标明内寄何物。他害怕周围的人由此而得知他是掌握了一二百斤粮票的人 ，或许有人就会张口向他借粮票，他是借还是不借？他让年近七旬的老父亲远途跋涉，亲自送粮票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