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年-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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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说靳清义到外国打仗去了，一时半时回不来，也无法写信给她老人家 。
我的演出小伙伴武威人李熙元，当我们于年前同去小宛，最后一次演出眉户剧《雌雄花》， 同坐一辆马车，在途中闲聊的时候，他曾流露出怅惘迷茫，问我：‘咱们今后怎么办，日子 还长着呢！‘我当时还背诵了普希金的一段诗：‘假若生活欺骗了你……‘自欺欺人地安慰开导他。来四工农场后，我们一直没见过面，当他的噩耗也传进了我的耳中时，在我眼前 仍不断浮动出现他那年轻胖胖的圆脸，他那怅惘迷茫的神情仿佛凝固了似的依然向着我，倏尔又幻化作愤怒的质问：‘我的日子已经到了尽头，快乐的日子在哪里？‘向我质问似乎又使他感到愧怍，毕竟我也是受害者啊，只见他惨然一笑，隐去了。向他背诵普希金的诗时，我心情尚好，我们都没有挨饿，演出结束后，还美美地吃了顿羊肉。谁能想到，一年后，他竟因饥饿而撒手人寰！
那个自认为‘人‘才是最伟大的，有了人，才有了这个世界的高天人老人，以70开外的高龄 ，在11月的大饥馑中，首当其冲地告别了人世。他也是‘最伟大的人‘当中伟大的一员，而 在那个年代，他所尊崇的人本主义思想恰恰被理所当然地践踏在地，不值一文。他哪会想到 历史又倒退了回去。他告别人世顺乎自然，更不被人提起。
沈潮，那个坚定地认为历史总有一天会对反右派斗争作出公正的裁决的原共产党员，没有等到历史作出公正裁决的那一天。他为人老实正派，没有任何外援。在酒泉开饭馆的 丈母娘，在沈潮政治上走红时，认为女婿年轻有为，很是得意，在女婿面前好听的话说个没 完。沈潮成为右派后，丈母娘就变了脸，一直撺掇女儿和沈潮离婚，自然不会在困难时刻帮助他。如她心地善良，对女婿抱有同情心，当最有能力帮女婿一把，开饭馆的她给女婿送些吃食来，完全有条件。而沈潮遇上的丈母娘恰恰是个势利小人，沈潮便死定了，在11月最初 的日子里，他便无言地辞世了。
一站还有两个在十工农场就摘了右派帽子的我的难友，也死于大饥馑中。一个叫韩万恒，一 个叫张大贵。韩万恒死得较早，站上为了表示区别，还钉了个薄木板棺材抬埋了，张大贵死 得迟了些，农场已大量死人，已无法为他准备薄木板棺材，也只是用他自己的铺盖裹了裹， 抬出去钻了沙包。没摘右派帽子及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在大饥馑的日子里都难免一死。在死 神面前，他们是平等的。
有的人在饿死之前，还挨过管教干部的耳光。在一站，有个原省法院的我的难友、大学生（ 可惜不知其姓名），在伙房前不知有什么事转悠，被管教干部高队长看见训斥，因回嘴，高 队长上去就是几个耳光。身体已极度衰弱的他，当即被打得蹲到了地上，两三天后死去。残 暴的凌辱加速了他的死亡。
此时，四工农场把死人就叫做‘钻沙包‘。这也算做是一种语言上的创新，它来自生活。面 临每天出现的大批死亡，死了的人只能用他自己的被子裹一裹，用架子车拉出，埋到较远的 沙包里。农场地处戈壁深处，荒野里沙丘连着沙丘，死人只能埋在沙包里。把死人叫作‘钻 沙包‘，它真实形象地概括出了在大饥馑的年代里四工农场抬埋死人的方式，生活的发展变 化使人们有了如此的创新。
就在农场已开始大量死人的一个晚上，我一个人待在宿舍里。忽然，杜博智推门进来，见屋 里别无他人，便对我说：‘我有事来场部，给你带了几斤蒸好的洋芋，你快收下吃了。‘从 他的背包里倒出的洋芋也就三四斤吧，我大喜过望。他还说：‘在这个困难的时刻要坚持 住，一定要坚持住。‘此时，杜博智当炊事员已半年多了。当炊事员，任何时候都是尽饱吃 ，所以，他根本不存在饥饿的问题。但是，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他想到了我。他知道，正如 农场别的难友一样，食物的短缺，在我肯定也已经是关乎到生死存亡的大事，因而在得知有 机会来场部时，便用自己家中寄来的粮票从灶上买了些洋芋送给我。我收了洋芋，心情自然 十分高兴，不知该说什么好。我将他送出门外，分别时说：‘过两天我去看你。‘然后立即 回屋，狼吞虎咽地迅速吃完了全部的洋芋。
那天晚上，杜博智和另一个炊事员受命于一站站长王志玉，各自背了多半麻袋洋芋和多半麻 袋糖萝卜，给农场的书记刘生贵送去。王志玉打发他们两人去送洋芋和糖萝卜，也有互相监 督的意思。在农场天天饿死人，吃食极为金贵的时候，王志玉担心一个人去送，麻袋里的洋 芋、糖萝卜会在半路上流失，不能全部送到刘生贵家中，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安排。洋芋、 糖萝卜是 一站的右派分子及‘职工‘生产的，非人民币所买来，刘生贵收到自然是白拿，一分钱不给 。前些天，我用三四元才买了一斤干萝卜缨，还是求人帮忙才买到的。刘生贵根本不用打招 呼，就会有人在夜晚把洋芋、糖萝卜各多半麻袋送到家中，供他全家人享用。这就是书记与 贱民的区别。一站送去了洋芋、糖萝卜，那么，别的站呢？全农场四个站其实都有自己的粮 食储备，这在农场是公开的，各站的干部清楚，刘生贵也清楚，所以，他们之间心照不宣。 其他站送到刘生贵家中的，也许会是白面，甚或是一只整羊各站都有自己的羊群。刘生 贵的下属们在这个困难时刻，不会忘记向他表示忠诚与关怀。
刘生贵是个慈眉善目的人，平日里说话和颜悦色，40岁左右。场部干部见了他都毕恭毕敬， 他如外出归来，干部们一个个都要趋前问候。他和干部们相处很好，听到‘职工‘和我等犯 了事也从不恶语相加，显得极有涵养。当然，他也从未和我闲聊过一次，从不向我问一句话 。我在财务科记账时，他常来财务科走一走，和贺科长、王会计等人闲聊一阵，谈工作，也 谈些生活琐事。他说话一点不拿架子，不打官腔，但我仍然感到他作为书记的威严，干部们 对他的话常常只是唯唯称是。
1949年我刚到报社不久，在一次采访中和省委书记张德生打过交道。张德生带一副黑边眼镜 ，沉稳严肃，是个学者风度的人，但17岁的我和他说话，一点也不觉得拘束。过了些天，省 上成立革命人民大学，对愿意参加革命工作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及留用人员组织短期的理 论政策教育，我作为记者参加了隆重的开学典礼。采访时坐在省委宣传部赵守攻部长的近旁 。赵部长常来报社指导工作，向全体编辑人员讲话，说话幽默风趣，很有水平，报社的人都 认识他。作为少数女同志中的我，他也是认识的。参加革命前，他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山西 人。当时，我拿着一枝铅笔匆忙记录着典礼上一位领导人的讲话我自己没有钢笔，报社 发的采访用笔就是铅笔，采访本是用印报时裁下来的小块纸装钉后发给我的。赵部长看到我 紧张记录的情形，大概是想看看我能不能把讲话记录下来。在讲话结束后，他笑着说：‘把 你的采访本给我看看！‘他是部长啊，我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服从地把本子递给了他。他 仔细地翻着看了一阵，才又笑眯眯地把采访本还给了我。我感到他对我的记录是满意的。以 后，他每见到我，总是亲切地喊我：‘小鬼！‘当时，我和省委书记、部长的接触亲切自然 ，我不觉得有威严的成分。后来，我经常下乡采访，同县委书记、区委书记、乡上的书记们 都常打交道，我觉得这些书记们认真工作，上下级关系一般都不错，就是和农民相处也都融 洽自如。
刘生贵的和善与威严，使我深深地感到经过反右派斗争之后，基层党的书记具有了绝对的权 威。得罪了书记，他要给你扣个反党的帽子置你于死地，易如反掌。场部的干部们赔着笑脸 ，小心翼翼地和刘生贵说这说那，看起来一团和气，其乐融融，他们内心的活动其实是很复 杂的，对刘生贵非常敬畏。
当时，农场每天死人的数字都要向刘生贵汇报。不管怎么着，上级把数百名专政对象 交给四工农场改造，是为了叫这些人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样大批的急速死亡，在他也是 未曾经见过的。那年，由于有200多名急于改造急于摘掉右派帽子重新回到人民行列中去的 右派分子的到来十工农场两年艰苦的劳动，已使他们熟稔于各种农活，他们在忍饥挨饿 中仍卖命劳动，对四工农场的丰收，起了重要作用。场部和各站的库房都是充实的。而且， 原劳改系统有个传统习惯，即，对劳改犯或释放后就业的‘职工‘的口粮每月都要节约几斤 ，并不按标准让吃光，我们这些右派分子来四工农场后，也是照此办理。如此节约下来的粮 食，忍饥挨饿的我们及‘职工‘们并不知其究竟怪不得我们才到四工农场时，听说每月 的粮食定量40多斤，比原来在十工农场时的标准还高，却是立即就尝到了饥饿的滋味。但场 里的干部们都知道这件事，账目上记着各站每月节约下来的粮食数量，这些粮食就存放在各 站仓库里，此时，每个站节约的粮食都已达三四千斤。
农场丰收了，粮仓殷实，面对的却是每天急剧增加的死人的现实，如此严峻，如此惨烈，也 曾使刘生贵几经踌躇，一筹莫展。但是，他最后做出的决定，仍然是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 绝不做违犯党的粮食政策的事。当时，如果由书记做主，把农场生产的粮食每月给全场人员 每人加几斤，就意味着对党的粮食政策的违犯。这样的事他绝对不做。因为，一方面是与日 俱增的死人，即将饿毙的人们的垂死挣扎；一方面是仓库里满满当当的粮食每人每月15 斤的粮食定量，再加不断死人，使粮食的消费量大为减少。而那些由饿死的及尚在死亡线上 挣扎不已的人们节约下来的1万多斤粮食，依然原封不动地存放在仓库里。从全农场几百名 专政对象的嘴里硬抠出来的这1万多斤粮食，其存放仓库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否可以动用 来抢救那些濒临饿死的人，制止死亡？对这，全农场从书记、场长刘生贵其实就兼任场 长，副场长，直到每一个普通干部，没有人去想它，更没有一个人说及它。从专政 对象的嘴里强制节约粮食的目的被刘生贵忘记了，更准确地说是不敢去想了。此时，遵守粮 食政策，严格地把住每人每月15斤粮食定量的关口，被省上和地区领导强调到了吓人的高度 ，已是政治立场的问题。当河西走廊所有农民的粮食定量都已三令五申减少到15斤时，许多 村庄事实上已断炊很久了，农民早就无粮可吃。在如此的情况下，这些专政对象的口粮怎么 能考虑增加呢？农场干部都同农民一个供应标准，也不敢随意更改。刘生贵认定了这个死理 ，农场作为生产粮食的单位，更应模范地执行党的粮食政策，即便是过去节约下来的库存粮 食，也不可随便动用。况且，他心里也清楚，如今能够制止死亡的书记又有几个？死亡已广 泛蔓延在河西走廊，以至在全省、全国也已出现，所有的书记都在面临着同样的难题。
那个命令杨振英将偷了面粉的冼维汉吊在办公室房梁上使冼维汉大哭大叫，后来又威风凛凛 地找岔子要打我踢我的副场长，此时又如何呢？他肯定不会饿着。多年后我再见到当 时在机磨坊劳动的我的女伴王桂芳时，王桂芳称他为‘魔鬼‘，说：‘魔鬼就在机磨坊公开 拿面粉。‘
以往，从春种到秋收，他喜欢巡视于田间地头，腰里别着手枪，或背着长枪，耍够了威风。 他决不允许他所管辖的农场里的‘职工‘及右派们劳动上有怠慢，对大小的‘长‘们发布的 各种大小命令有任何违抗。从他的粗鲁霸道、凶残成性、文化低、少教养的种种举动来看， 当年或许是个在饥寒交迫中辗转挣扎的穷苦人，正因为受不了那种痛苦生活才投奔了革命。 如今，他已理所当然地擢升为一个管着几百‘职工‘及右派分子们的农场副场长，农场大量 死人的情况，他当然也是清楚的。他曾经饱受饥饿之苦，而他也知道，全场几百名专政对象 作为自己的同类，他们没犯死罪。但是，面对这一切，他也沉默无语，在和善的刘生贵面前 ，多余的话他一句不说，凶暴的‘山大王‘又变成了胆小驯顺的绵羊。
其实，凶暴的‘山大王‘色厉内荏。他也有过一段惨痛的经历，使他在严峻的粮食形势面前 守口如瓶。
事情是这样的：1960年春节期间，多年没有回过老家的他，决定回四川老家看看，他的姐 姐和妹妹家分属两个公社。姐姐和妹妹见到多年没见面的他，都亲热得不得了。此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