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年-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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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晚饥肠辘辘地到财务科在煤油灯下记账，我明显地感到视力迅速下降。我14岁上高中一年 级时就戴上了近视眼镜，1949年到甘肃日报社从事编辑工作，因用视力较多，到来农场前近 视程度已增至600度，用医学的观点来说，已是高度近视了。记得在十工农场，一次在演出 过程中不慎打碎了眼镜，安西县城没有眼镜商店，我急忙给兰州的家中写信让配一副新的， 而配一副新眼镜得好些天，配好后寄来又得好几天。我们的领队邹士杰知道后，将他的一副 300多度的近视眼镜借给我先用。聊胜于无。我戴着他的眼镜好些天，直到新眼镜从兰州寄 来。
在财务科记账，我心里想的也还是要表现自己，争取早一日摘帽子，回到人民的怀抱。不论 视力迅速下降到何种程度，我只是低下头来，把眼睛尽力贴近桌子上的账本和凭单，每晚每 晚都一丝不苟地认真记下去，我记在账本上的阿拉伯数字，很快就飘逸娟秀得如同王会计手 写的一样，我自己认为已到了乱真的水平。王会计肯定对我的记账工作是满意的，但他言语 谨慎，从不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满意。后来小徐告诉我，王会计是富农出身，会计业务过硬， 但至今尚未入党。在四工农场这样的专政机构里，没有入党就比别人矮了一头，在言语行动 上只能是慎之又慎了。他主要是凭过硬的财会业务在农场显示他存在的价值，从书记、场长 、直到贺科长对他都客客气气的，因为在全农场无一人能在财会业务上替代他。
十工农场的财务科，在我们离开前几乎全让我那些业务娴熟作风过硬的难友把持着。原来的 财务科长姓张，河北人，长着满腮帮的圈脸胡子，我们平时就开玩笑叫他张大胡子。我们到 四工农场后，为财务上的事，他还来过一次四工农场。我见到他时，当着这里场部的干部， 不敢再叫他张大胡子，他仍一如既往，笑嘻嘻地问了我几句话，我像是见到了亲人，满心的 欢喜自然也是流露到了脸上。但也只能是仅此而已。
后来，我们的难友汴国梁也为财务上的事，出差到四工农场，在财务科先见到了我。汴国梁 是上海人，中等个儿，人长得白白净净，端端正正的圆脸庞。他原在河西地区某县银行工作 ，业务过硬。此次来到四工农场，他俨然一副干部派头，场部干部对他客客气气，公事公办 。他瞅空子问了我们的宿舍在哪儿，傍黑时还到我们的宿舍看了看。我们也不敢向他说什么 ，因为都知道说了也无济于事，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好处。他和小徐都是江浙人，过去就比较 亲密，他还把自己上海家里的地址告诉了小徐，大概有一种渺茫的后会有期的意味。我们心 里都有些凄楚，真是，同是右派分子，由于不在一个农场，我们同他的境遇，就有了天渊之 别。
临走，他还送给小徐一盒百雀灵的搽脸油，也是对小徐的抚慰吧。
第十三章改造又升了级
现在回想起来，景超接到我从四工农场发出的信后，知道了我所在农场的性质… …属劳改系统，他只能把心头的沉重深深地埋在心底。他写给我的每一个字都要经过检查才 能寄出，从他的来信我无法知道他的担心和忧虑。我写信给他对日常劳动工作和生活的描述 更 不能流露些许不满，信写得平平淡淡。从这平淡的字里行间，他一定是敏感地捉摸出这里的 一切有了很大改变。当然，尚可安慰的，他知道我不下地了，现在的全部工作都比较轻省， 是受到了照顾。沉重的政治压力，我是一个字也不敢说的，即使我不说，他肯定也是想了 许多，可他无能为力……3年前，他得知我也被定为右派分子挨批斗的时候，他还可以在我 们的斗室里发出无力无奈的叹息：“他们为什么要斗我的小娇娇呵！”那时，我伏在他的胸 膛前真想在他的臂弯里嘤嘤哭泣，却一滴泪也流不出，我默默地听着他的叹息，对我们的孤 苦无告求助无门，绝望到了极点。就在这时，我听到了他有节奏的心跳，一下一下。仿佛是 回应，我也听到了自己心跳的声音。现在，我若是还能伏在他的胸前，在他的臂弯里听他心 跳的声音，该是一种怎样的幸福！然而，这幸福已远离我们而去。我们已天各一方，永远也 无法在受难中互诉衷肠，互表心曲。在过去一年多的日子里，我已逐渐习惯了在我俩分离的 日子里守着孤独。可那时，我的身边已渐次又有了一个温暖的港湾：十工农场领导上的“右 ”，在当时的大环境里以极特殊极个别的一整套做法保护了我们数百名含冤受屈的受难者。 在过去一年多的日子里，我写给景超的信虽被限制在每月两封，在每封信里我总是情不自禁 地把许多令人高兴的事告诉他，所以也引起他的感叹：“真羡慕你！”可来到四工农场后 ，我向女伴们诉说了的苦恼会立即反映到领导上，我在信上又无法告诉他。我能在信上告诉 他，二站的王智礼说是要判我10年徒刑，×
副场长说要把我用绳子捆到场部，场部的干部们 只向我布置工作，没有一个人跟我说一句话……我能这样写吗？如果写了，夹边沟的管教干 部在检查信件 时，毫无疑问会认为我这是不服改造，把自己的位置没摆正确。当然，如果他们不嫌麻烦的 话，还会把信转回来，通知四工农场，都是一个劳改系统，互相沟通一下所管右派分子的情 况顺理成章。这样，我写给景超的信便也越来越简略干巴。从我简略干巴的信，他一定想了 很多很多。
当然，每季度寄10元给他，我仍及时寄出。这有限的10元，对他无疑是巨大的精神支柱，是 支撑他在艰难困苦中迈出脚步颠踬前进的动力。四工农场场部有个一人看守的小邮局，可以 寄信寄钱物，倒是比在十工农场时方便多了，不必为给他寄钱再求人。
有一天，接到他的信，问我能不能设法买些干辣椒寄给他，我当然要满足他的这个要求。可 到哪里去买干辣椒呢？就是在县城也未必能买到干辣椒啊！着急中，我突然想到三站经常来场 部赶马车拉柴油的两个人或许能设法弄到。四工农场共有四个站，三站、四站全都是劳改后 就业的，离场部有一二十里路，这两个站用的柴油、吃的面粉，都从场部用马车拉回。赶大 车的把式自然也都是就业人员，他们技术娴熟，赶大车的时间长了，逐渐得到了领导的信任 ，赶车的活具有相当的自由，这些车把式也就具有了他们特殊的地位，优越于站上别的就业 人员。我想到的这两个车把式，一个仍是陕西人，一口地道的陕西口音，显得非常健壮，圆 圆的脸，脸上的肉非常瓷实，白里透红；另一个车把式是甘肃河西口音，瘦削的脸显得有些 阴沉。奇怪的是他的一只脚有毛病，走路瘸得利害，真不知道站上的领导怎么竟挑中他这么 个瘸子当车把式。我想到这两个车把式是因为给他们发过柴油，看出他们那特殊的地位 或许能帮上这个忙。他俩又来领柴油了每次都领三四大桶柴油。我问：“你们站上有没 有干辣椒？能不能卖给我两三斤？”没想到我问个正着，他们一口答应，下次来场部就带来。 过了几天，他们再次来场部时果真带来了干辣椒，每斤七八毛，价钱也合适。我喜出望外 ，第二天就从场部的小邮局寄给了景超。他们办事这么痛快，我很感激。
我们的宿舍又搬了一次，由马棚搬到了机修厂内的一个房间，这个房间有正规的木制门窗， 比马棚略略宽敞一点。我和小徐的床面对面，头顶靠窗，王桂芳和石天爱的床也是面对面， 进门便是。王桂芳的床在小徐的脚下，我的脚下正是石天爱的床。我们的四张床在室内放置 的格局便是如此。现在想来，让我们搬进这个宿舍，完全是由于领导上从管理劳改犯人的 经验出发，考虑到孤零零的马棚四面不着边，让我们4个女右派住着，我们整日都要同那些 男“职工”们打交道，“男女混杂”，依然有个安全问题，这样的考虑也不能说没有道理。 现在我们的宿舍，就在杨振英和小徐办公室的后边，隔壁是焊铆车间，面积同我们的宿舍一 样大，对面就是机修厂最大的主车间，里面有几个车床。王桂芳和石天爱去机磨坊上工也很 近，只消跨越杨振英办公室前不宽的一段黄土路面，就进了机磨坊的院子。可以说，我们的 宿舍整日暴露在这一地带上班的干部、工人及“职工”们眼睛的监视下，成了禁地，没有人 敢闯 进来。而在当时我们都没想到这些。我们服从指令搬进这间宿舍，只觉得比马棚要好些而高 兴。
不久，出现了一件让我们及场部的“职工”们皆大欢喜的事。杨振英突然宣布，原来我们吃 饭的那个伙房同场部的伙房合并，从第二天起，我们全部到场部的干部灶就餐，这真是个大 喜讯！因为这意味着从此我们就告别了麸子面。
我们第一天到场部的干部灶吃饭就尝到了甜头：吃的面条白白的、很筋，不是几十人的面条 一锅煮出来，而是一次煮几个人的。面汤里还飘着少量的花生米。当时市面上根本无花生米 可买，我们已几年没吃过花生米，那些“职工”当然更是多年没碰过花生米，在面条里吃上 了花生米，在反复咀嚼之中的那个香呀，真是舍不得咽下去。后来才听说，这些花生米是由 上级拨下来的子种，让在农场试验推广种植的。也许是由于场部的干部对试验种植花生的前 景持怀疑态度，也许是考虑到即使试种成功，不等成熟，花生就会被“职工”及我的难友们 偷吃，他们干脆把花生当作美餐交给了食堂。肯定，在我们的伙房未合并前，他们已吃了许 久了，或许每个干部都分了些，因为有些带家属的干部在家吃饭，如杨振英。
我们的伙房为什么竟然会合并到场部的干部伙房？杨振英未说明。多年后我考虑，一定是有 胆子大的“职工”把四工农场告到了酒泉劳改分局或省上。上级有了批文，具体指示，不 能给就业人员另办食堂。四工农场对执行上级指示一向不折不扣，所以才出现了当今的局面 。这位告状的人充分运用了自己享有的有限的权利，为自己的生存进行了斗争。当然，这也 仅仅是我推理式的猜测。再一个可能是，上级领导机关或许派人来农场检查工作，他们当然 要在场部就餐，发现“职工”及右派分子们另有食堂，为什么要分开办食堂？这中间肯定有 问题。从上级机关下来的人也许只是个小小的干事，他既然提出这样的问题，场部就得立即 改正。不然，他会把意见带到上面，由领导机关出面纠正。这样，对书记、场长都不利，会 造成难堪，所以，他们干脆采取主动改成统一的食堂，他们自己其实无亏可吃。领导机关即 使再来检查，也无话可说。
我和我的难友们坐享其结果。我们是没有胆量上告的，因为大家都为摘去头上沉重的帽子而 左顾右盼，为这个可怜的愿望而活着。实在说，大家过上这种阶下囚的苦日子，不就是由于 头上有了那被迫戴上的可恨的标记才开始的吗？这个残酷现实逼迫许多人天真地具有了一种 不摘帽子誓不为人的气概。不怕读者见笑，当时的我就是这样一个呆子。殊不知威胁我们生 存的魔影已在逼近，它比那可恨的右派帽子更具威慑力，只是我当时尚未意识到它的严重性 。
到场部食堂吃饭不久后的一天中午，我同“职工”们一起排队打了饭，端着饭盆走出食堂没 几步，忽然狂风大作，天昏地暗，一时间，黄色的沙尘竟形成一道遮挡在眼前无边的昏暗屏 障，使方向难辨，我竟认不得回宿舍的路了。在原地转了几圈，有一阵子，才从昏暗的黄沙 屏障薄弱的缝隙间慢慢辨明方向，一面吃力地继续辨认，一面在狂风的卷动中费劲地挪动脚 步，慢慢走回宿舍。
这场大风，比起初到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