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年-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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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超 的第一篇杂文《略论“行政手段”》，发表于《甘肃日报》已是5月26日，毛泽东关于《 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文件已下达，但只在极小范围内传阅，连担任《甘肃日报》副总编 辑的樊大畏亦不知晓！不然，他就不会兴奋地将此杂文放在醒目的三版头题当作针砭时弊的 好文章予以披露。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吹响了反右斗争的号角。此社论尚未 充分表达出毛泽东此刻运筹于心中的全部谋略与内心情感，他情不可遏地连续亲自为《人民 日报》撰写社论，进一步将这场斗争迅速推向前进，在全国猛烈开展起来。社论声称：“牛 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这就是所说的“引蛇出洞”。在人民群众的队伍 里采取如是手段，硬是多方动员人发言，然后以言定罪，找出一大帮（55万多）“牛鬼蛇神” 坚决打倒。现在已成定论，这种做法当然是不对的。在反右斗争中强迫右派分子“从思想上 ”承认自己就是“妖魔鬼怪”，就是“牛鬼蛇神”，才可以说是有了好的认罪态度，才有可 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种对右派分子人格上虐杀，精神上残酷折磨所采取的手段，显然是 违背中国共产党历来的宗旨的。据薄一波后来回忆，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毛泽东不只一次 地指出：“反右 派就是肃反”，“新式肃反”，是“清党清团的好机会，也包括各民主党派”。（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所以，他虽也说过对右派分 子“不予办罪”的话，到了反右斗争后期，不少地方不少单位还是逮捕法办了一批右派分子 。
在甘肃张掖地区，一个在1943年就参加了甘南农民武装起义、担任起义军政治部副主任的刘 学琨，当时身背《矛盾论》、《实践论》手抄本，供起义军领导人刘鸣（他的六叔）阅读。 起义失败后，他在1947年被吸收为中共地下党员，接着担任地下党支部书记，为了迎接解放 ，冒着生命危险，几次死里逃生，为党作了大量的工作。在反右斗争中，他被定为极右分子 ，判了刑。1961年4月27日死于安西十工农场。 话再说回来，在1957年的中国，毛泽东称右派分子为“牛鬼蛇神”，右派分子就得承认自己 是“妖魔鬼怪”。10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日报》刊出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的社论，作为“清理阶级队伍”的信号，此时中国人民对“牛鬼蛇神”的用语已觉习惯。对 于1957年的普通中国人民司空见惯的事，我们由于自己成了“妖魔鬼怪”、“牛鬼蛇神”， 内心的痛苦难以用语言表述。
我挨斗是在回兰州一周之后了。在原来十分熟悉、非常友好的同志们面前，自己忽然成为敌 人置于被审判的地位，垂手恭立，接受斗争批判，这种难堪、羞辱，这不许申辩的委屈，使 我立时就想死在这些人的面前，作为一个人为什么要这样活着啊？当我固执地想着去死时， 一闪念又想到，如果我死了，他一人孤零零地又如何承受这一切？俩孩子又怎么办？这是个规 模不算大的斗争会，只有20多人参加。会上，对《向×××同志进一言》的大字报，批判说 我是挑拨×××和流萤之间的关系，破坏团结。对《请公开宣判》的大字报，×××则愤怒 地指出：“陈雪鸥家庭出身反动透顶，她本人和家庭划不清界限，心理阴暗，领导上说她反 党反人民，你为什么要替她说话，你这是和她站到了同样的反动立场，借整风之机，向党射 出了进攻的毒箭。”以上两张大字报，是会上火力猛攻的重点。还有人发问：“王景超的三 篇杂文，表现出他多年来对党的刻骨仇恨，字字句句都喷溅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液！你在 整风中时时处处都和王景超表现一致，你交代，王景超是怎样和你一同商量写那三篇杂文的 ？”景超写三篇杂文及杂文的刊出，都是我在北京参观期间发生的事，我当然无从交代。众 人的吼叫，绝不讲理的说理斗争，经受这样的百般凌辱，活着真比死去还要难，难得没法比 。
景超知道我挨斗以后，显得比我还要难过，因为他最知道挨斗的滋味。他年轻娇弱的妻子遭 此横祸完全是受他株连，他怎能不心如刀割！他用双臂围住了我，悲伤地柔声说：“他们为 什么要斗我的小娇娇啊？为什么？”悲伤使他声音喑哑，我的心颤栗了。从我们相爱直到婚后 ，他对我有过几个爱称，但从来没有亲昵地唤我“小娇娇”，这个呼唤说出了他对挨斗的妻 子的无限怜惜、无限疼爱，他恨自己把亲爱的妻子拖入了痛苦的深渊，受尽凌辱，心中内疚 万分，却又无可奈何。他想说出自己内心的愤怒和抗议，而对于外面那个严酷的世界，他又 什么话都不能说，不能说！已被狂虐的政治风暴打倒在地的他，为自己无法保护妻子而痛苦 不已，这痛苦胜过了他自己挨斗。
在挨批斗的最初的日子里，我不能不想起自己满怀革命激情参加工作的情景。我出身于一个 知识分子家庭，1932年生于兰州。我从小爱读文学作品，读书多。到上高中三年级时，由于 地下党和进步同学的影响，我如饥似渴地读了不少革命书籍，如《大众哲学》、《社会发 展简史》等，还读到了从解放区传来的赵树理的作品《李家庄的变迁》、《李有才板话》 ；香港办的进步的文艺刊物，我们也传来传去地看。这些书籍使我大开眼界，我深信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将无往而不胜，是解放人民大众，为人民谋幸福的事业。
1949年6月高中毕业，7月高考，我报考了兰州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外语系主任水天同亲自 口试，我的5项成绩全是“优”，很轻易地就榜上有名了。
“8·26”兰州解放，我以兴奋无比的心情观看解放军的入城仪式。我和几位同学拥入兰州 大学，找到几张歌页，如《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你是灯塔》等等 。我们对着简谱，很快就学会了这些歌曲，引吭高歌，抒发着我们的革命情怀。
这时，我对上大学已兴味索然。我觉得应把闪光的青春奉献给革命，人生才更有意义。恰在 此时，我的已在甘肃日报社工作的堂叔和保鼎、堂兄和子午来到家中，说报社正在招收青年 学生当编辑、记者。我在中学的作文常受到老师的表扬，我认为新闻工作很适合我，当时还 听同学说报社记者对革命理论、党的政策方针说起来一套一套的，水平很高。我对报社这个 革命熔炉心向往之，就放弃了上兰州大学的机会，走进了甘肃日报社的大门，穿上了灰布 制 服，享受供给制待遇，成为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在业余，我还到印报厂给工人教歌，当时 教的歌有《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等，我激情满怀地教唱，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
我以高涨的革命热情努力工作，刻苦钻研业务，很快就能独当一面完成任务。1957年我到北 京参观农业展览馆，还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在我，一切都可以说是一帆风顺。
可是，反右斗争使我坠入黑暗的深渊，一下子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我又怎么能 想得通啊！ 经过几个回合的批斗之后，我又一次想去死。我想用死来解脱自己，只有死才能解脱我已无 法承受的重负和痛苦，一个人活到了这等份儿上，为什么还要活着啊！我也觉得在这种时刻 去死太自私，我怎能把所有的苦难都留给他一个人呢？但是，我实在受不了了，自私就自私 吧，就让我做一个绝对自私的人。我在人世间既已无路可走，失掉了作为一个人应该拥有的 一切，我已无可留恋，就让我到死亡之谷去寻找快乐去吧，一旦跨进了死亡之谷，一切就都 解脱了，该有多好！
这是一个上午，我已被停止工作有些天了，我默默地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全办公室已没有 一个人理睬我，对我的要求是继续做检查交代罪行，我在沉默中却痛下了去死的决心。报社 附近的酒泉路有个小药店，我决定从小药店买些安眠药结束生命。我匆匆走出报社的大门， 走过中山林的公园时，托儿所的阿姨正带着孩子们在玩耍，3岁的小夏看到了我，大声喊： “妈妈，妈妈……”我头也不回，直奔药店而去。在这种时刻我不能有任何的犹豫。小药 店只有个年轻的店员，我问：“有没有安眠药？”他说：“只有一种，三溴片。”我从来没 有吃过安眠药，也不懂三溴片药性如何，问了问每次服用的剂量，就买了多于服用剂量十几 倍的药片。年轻店员大概是看到我神色有异，有点担心地含笑向我一再叮嘱：“这药可不能 多吃，不能多吃！”他不放心地把我送到门口，看着我离去。我回到家里吞服了全部的药片 ，而反应只是头脑昏沉了几天，我没有死。这次和死神握了一次手之后，我又想了很多很多 ……
每天，只有在家里相聚，我们才能悄悄地述说外面的世界不允许说的话，倾吐冤屈，互诉衷 肠。我们的斗室一时间又成了幸福的天堂。每天晚上，他都要伏在案头写人家逼他写的交代 材料，写啊，写啊，总也写不完！那时，他在报社动员鸣放的会上提了的“宝贵”意见，他 和别人私下随便说过的一两句话，他那受到热情赞誉的杂文，等等，统统被认为是喷溅着向 中国共产党进攻的毒液，字字句句无不被认为是毒草，他怎能交代完呢？
我难以理解，一夜之间，他忽然成了罪大恶极的大右派，那么，原来的他呢？那个才华横溢 、桀骜不驯，奋笔为党报写作了八九年的人，是报社从总编辑到每个普通工作人员都 熟识和承认的，即使真成了妖怪，从魔瓶里飞出的那股妖气，也得有个变化的过程。是谁有 那么大的能耐将他一下子变成了从魔瓶里飞出的妖气？况且，我们一直生活在报社的工作环 境里，住在报社的职工宿舍，众目睽睽之下的他，又是怎样变化的呢？
每天晚上，景超还用工整的笔迹写日记，写每天挨斗的情形，写他的委屈，他的痛苦，也写 出那可悲的世相。他的挚友王思曾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被定为坏分子，曾对他说，运动对 于被斗的人是考验，对于斗人的人也是个考验。在反右斗争中，他也有了自己真切的体会。 报社作为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是反右斗争的重点，人人自危。有些人为了保全自己，不惜 捏造罪名，把污水泼向已被众人踩在脚下的景超身上；有人善搞落井下石，得意愉快；有人 作批判发言时，神色慌张，说话结巴，大汗淋漓，倒像是受批判的是他自己……这些，他 都如实地记在日记里，他想郑重地把这一页历史永远地保存下来。
8月8日，甘肃省市新闻出版系统召开批判右派分子大会，就在报社礼堂举行。这是一次把新 闻出版系统的反右派斗争推向高潮的大会。大会未开始前，革命群众就要求各单位的大右派 “亮相”，让坐在前排的他们一个个站在方凳上，以便大家认识其嘴脸。景超是头一个站在 方凳上让大家争睹的对象。后来，又有人喊道：“叫黑社头子王景超的老婆和凤鸣 坐到前边来。”我本来坐在不引人注意的中间靠后的位置上，这时便只能在众目睽睽之下， 站起来走到前边。参加这次大会的还有省上的王秉祥。1951年庆阳土改时，王秉祥是庆阳地 委书记，景超作为报社挑选派去的记者，写了几篇好通讯，如《二十串麻钱》等，当年， 王秉祥对景超也是熟悉的。现在，景超作为甘肃日报社的头号大右派站在方凳上让会场所有 的人观瞻，此时的王秉祥对景超这样的大右派也许始料不及，但参加大会将他批倒批臭，似 是理所当然。我心里仍替景超难过，他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
开完大会，回到家里，我仍有些忿忿不平，说：“他们为什么要让你们站到凳子上？看一下 你们的嘴脸，就能把批判引向深入？”然而，景超竟还宽解地说：“群众运动嘛，这有啥？”
《甘肃日报》8月9日在一版头条报道了此次会议。
两天后，省市新闻出版系统批判右派分子大会继续举行。《甘肃日报》仍在一版报道，消息 指出：“以王景超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阴谋，在今天的会议上进一步暴露出来了。在确凿的证 据面前，这个‘黑社’的头领王景超不得不承认这个集团的存在……但是，王景超却仍然 抗拒交代这个反党集团的具体活动。王景超这种无耻抵赖，顽固蛮横的态度，引起全体同志 的极大愤慨。”
此后，对“黑社”的追剿围攻，便又上了个新台阶。
景超在参加革命前，生活很苦。他生于1924年，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发生时，日本侵 略者的炮火，将他逼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