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年-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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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并没有如我这般冷静，特别是有的人自认为劳动上拔尖，又是原共产党员比我等 非党员要清白一等的人，为思虑这次“摘帽”自己是否有份，变得心慌意乱，坐卧不宁。一 组的王永就属这种情况。一个休息日，他特意到队部和我谈心大概和本组的难友坦诚地 说话有某种不便吧，他的困扰全摆在了脸上。过分的希冀使他兴奋不已，害怕希望落空又使 他忧心忡忡，这种患得患失的心态折磨得他十分痛苦。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这些划为阶级敌 人已经两年的人，真是活得太可怜了，我们一个个都如坠入黑暗深渊奄奄一息又无法掌握自 己的命运的人，哪怕明明看见是一根稻草，也想抢先抓到自己手里争先活命。我只得从大局 方面开导他，说这次“摘帽”的人数不会多，他年纪轻（比我小一两岁）劳动表现好，经常 受到队上的表扬，估计此次优先“摘帽”的可能是有的，但人数既然少，不摘的可能也存在 。农场“摘帽”的决定会在国庆节宣布，也没几天了，就安心等待吧！反正着急也没用 。像王永这样内心着急、坐卧不宁的人，肯定还有不少。这是关乎到我们每个人前程命运的 大事，是领导上要求的“跌倒了要再爬起来”的标志，只有“摘帽”才能从屈辱的“阶级敌 人”重新进入人民的行列，从而被称作“同志”，一切又将重新开始！真的，这是多么令人 欢欣鼓舞的事儿，我们每个人的眼前毕竟有了一线曙光，谁又会对此无动于衷？
1959年的国庆节终于来临。这一天，我的难友们都以急切的心情，等待在庆祝会的盛典上宣 布摘帽的决定。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宣布摘帽的在全大队只有两人，一中队的李永龙，二中 队的一人，名字已忘记。李永龙是原民勤县公安局的干部，劳动上比较踏实，但不属于拔尖 人物，所以他作为首批“摘帽”的人，很出人意外。当时，我的难友们都还抱着在较短的时 期内争取摘帽的想法，语言比较谨慎，故对此也不多做评论。在全中队四五十个右派分子里 只给一人“摘帽”，似乎只有象征性的意义，给大家兴奋的意绪泼了凉水。
场部所在的三大队，此次也只给两人摘了帽：一人是陈明，他从武威步校来农场不久，就来 到场部三大队当伙食管理员，无论是大跃进的食堂化时期，还是此前此后，他都工作得勤勤 恳恳，想了许多办法，把场部及三大队的食堂办得有声有色，伙食大为改观，这是有目共睹 的。此食堂吃饭的人在千人以上，伙食办得好，还被评为全场的“红旗食堂”。陈明首批摘 了右派帽子，这是情理中的事。但陈明对此反应平淡。他对自己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从未服 气 过，从未承认自己反党。原共产党员的他，于5月下旬送到十工农场后不久，立即给原单位 领导写申诉书，提出充分肯定的种种理由，说明自己是一个正直正派的共产党员，从未同党 有过二心。对农场分配给自己的工作，他尽心竭力一定干好干出突出成绩，是由于他认识到 这是在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经受一场特殊的考验。他仍然凭着共产党员的良心和热情，任 劳任怨地做出自己应有的奉献。对于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他淡然处之，嘴里不说什么，心 里清清楚楚，他相信逆境会进一步转好，自己听毛主席和党的话没错。他就是要以共产党员 坚定的步伐，把革命的路走到底。另一个是马思聪，他与大音乐家马思聪同名同姓，但却是 土得掉渣儿的陕北人，父亲是老革命。他到十工农场后就在汽车队开车，看样子是农场领导 因其父亲是老革命而对他的特殊照顾，或许农场领导就认识他父亲。开车，不像我们下地那 样苦重，手握方向盘驰骋在满世界，又是自由度多么大的工作呀！在三大队时，我和马思聪 只有过遇面，从未交谈过，只听说他原来是张掖地区某运输公司的干部。就是这个马思聪， 在领导上宣布摘掉其右派分子的帽子时，竟直言不讳地大发牢骚：“我本来就不是右派分子 ，摘的什么右派帽子！”别人求之不得的“摘帽”，在他竟嗤之以鼻。又有哪个右派分子从 内心里就承认自己真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当时，被首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人 ，在数十万右派分子中属凤毛麟角，人人只有庆幸的份儿，谁敢把内心深处的秘密公开道出 ！马思聪敢于说出内心的真话，也只是在他认为同样与他受冤屈的难友面前。他到农场以来 ，自由惯了，没有谁敲打过他，他觉得说出真话痛快，便痛快地说了出来。
当时，只有“摘帽”的指示，对“摘帽”后相应的对待，如工资等最实际最直接的关乎到本 人生活及家庭的问题应如何跟上，并无具体措施，所以，直到我于1960年1月离开十工农 场，摘掉右派帽子的李永龙还是李永龙，工资还是按30多元的生活费由我每月造表发给，数 额并无任何改变。其他一切也没什么变化，他仍留在一组和大家一起劳动。
收割后的农事活动，主要是用大车把麦捆子拉到场上摞好。这来农场后的又一个大丰收，使 或圆或长的大麦摞，一个接着一个，光是在一组东边的场上就有近20个。我曾同场上劳动的 人一起摞起一个个的麦摞，在摞麦摞的底层时，一手提一个麦捆按照既定的形状摆好就行， 摆到一定的高度时，有人站在麦摞上指挥，下面的人用长柄木杈把麦捆送到需要的地方，由 上面的人接住放好。此时，站在上面的人是有技术的“把式”，既要把麦摞摞稳防止歪斜坍 塌，还要把麦摞摞得进不去雨水，有了雨水要顺顺当当地流下来。这种工作有相当的灵活性 ，不像割麦时要赶趟子，所以我能够胜任愉快。以后，摊场、碾场、扬场的全过程，我都参 加了下来。以前，我下乡时听说扬场的技术性很强，还见到农民扬场是用特制的木锨来扬。 这里根本没有木锨，大家全都用铁锨扬场，我学大家的样也用铁锨扬场，未曾料想还得到陶 杰的一声赞誉：“我发现统计扬场的姿势好看得很！”陶杰从我劳动的身姿发现了“好看” ，还坦率地说了出来，使我十分高兴，毕竟我是正当青春年华的女性。我一面继续扬场，一 面心里想道：“原来，劳动着的自己还‘好看得很’，陶杰你怎么就发现了别人所没有看见 的，还要说出来！”我喜欢陶杰的坦率热诚。
后来，全队的人马又一起转悠在沙枣树林里，用了两三天的时间采摘成熟了的沙枣。采摘沙 枣是为了收集沙枣子，为明年种植沙枣做准备。这是县上安排的任务。干这种活，真如度假 一般，大家说说笑笑，逍遥自在。略带涩味的沙枣，嚼在嘴里有几分甘甜，这对于一向无零 食可吃的我们，也多少可以解解馋。收集回来的沙枣，队里用碾子碾过，取出子儿上缴，碾 碎的沙枣泥，交给伙房夹在面团的夹层里蒸馍，自有一种酸甜的特殊味道，十分可口。我生 平第一次吃上了这种用沙枣泥做的馍。
这个金秋的尾声，在我记忆里十分鲜活的，就是在采摘沙枣中手指间曾不断滚动着黄澄澄的 沙枣，嘴里不停地吃着黄熟了的个大滚圆的沙枣。有时遇到沙枣味儿特别甘甜的一枝，左近 的人还关心地互相让品尝比较，顷刻间便把缀有沙枣的枝条扯个精光。
就在本书完稿之前，我得知在酒泉夹边沟农场新添墩站，有两个饥饿的难友在这一年里被残 酷整死的事。第一个难友名叫郭斟玉，1959年3月，站上组织大队人马去酒泉城附近背头年 晒干的草筏子以改良土壤。当时，早晨5点半起床时天还没全亮，站上用夹着谷糠的小米熬 了许多稀米汤，不限量供大家吃喝。因米汤太稀，喝了不顶用，后来就有人想 了办法。在地上挖个小坑，放上毛巾，把用饭盆端来的稀米汤倒在毛巾上，汤里的水分渗走 了，小米和谷糠留在毛巾上。把滤过的小米取出，放在另外的地方，再端米汤倒在毛巾上， 再滤出小米。这样倒几次米汤之后，就能滤出没有水分的小米，吃进肚里还顶点用。这种 做法很快被管教干部发现，就将倒了几次米汤的郭斟玉抓住了，从他放在地上的短大衣里搜 查出一堆滤出的小米。此时背草筏子的劳教分子尚未出发，当即将郭斟玉吊到了 一间房子的房梁上示众。6小时后，吊郭斟玉的绳子断了，郭斟玉人掉到了地上，头颅变成 了褐色，两个眼球被吊得突出，已气绝身亡。
第二件事发生在冬天。有个难友，因饥饿，从菜窖里偷了一个老番瓜、几个洋芋，晚上在屋 后偷着煮，被到站上来的场长刘振宇发现，刘振宇大骂：“像你这样偷，窖里储存的菜就叫 你偷光了。”这个难友说：“我就是偷了一个番瓜、几个洋芋，再没偷过。”刘振宇说：“ 你还嘴硬，都像你这样偷，站上的菜窖还有窖的菜吗？”当即命令下边的管教干部脱去他的 棉衣，只剩下身上的衬衣，用麻绳把这个难友捆结实，扔进一个空房子。然后，刘振宇扬 长而去，回了场部。第二天，站上的管教干部心想他也就是偷了点菜和洋芋的问题，应将他 放出算了。但是，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在一夜之间已将他冻成了冰棍，他哪里还能活着 出来？
这两则令人发指的残酷罪行，当我们在丰收的日子里，放开肚子吃着白白的大馒头，连来此 外调的干部都赞叹不已，认为“这里的生活真好”的时候，当我们游荡在沙枣树林里，自由 地采摘并随意地吃着黄澄澄的沙枣的时候，我真是再也想不到在我亲人劳教的新添墩，竟然 会连续出现把饥饿的难友用如此残酷的手段置之于死地的事件！这真是太出格了，太出乎人 们的意料了，用“草菅人命”说明此事件最确切不过。我的亲人挣扎于如此严酷的生存环境 里，真是太难太难了。有个原省监察院干部张雨沛，二十多岁，对农场繁重的体力劳动， 食不果腹，感到苦不堪言，前途无望，编了个顺口溜以抒愁怀。顺口溜共四句：“祁连山戴 帽（意思是下了雪）；劳教人员睡觉；苦难的日子何时了，问谁谁也不知道。”此事不知被谁 告密后，由场方汇报到张掖地委，地区法院将张雨沛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予以逮捕，后于9 月判处死刑，在新添墩就地枪毙。这一“杀一儆百”的暴行，使每个难友胆战心惊，绝望到 了极点，他们经受的真是人间地狱的苦难啊！我的亲人亲眼目睹难友被冤杀，心中怒火燃烧 ，却也只能保持沉默。他是个善良刚强的人，遭受如此的精神巨痛，也只能将它深深地埋在 心底……
第十一章1959年岁末的变迁
“十一”国庆节十工农场给个别人“摘帽”的举措，可说是给这个金秋留了个光 明 的尾巴。这只是一线曙光，这一线曙光因其人数太少而显得十分微弱，但总也是给闭合沉重 的大幕掀开了一角。我的难友们谨慎而忐忑不安地注视着这一角里透进来的有限的光亮，暂 时还难以预料这有限的光亮会给我们这些受难者带来多少福祉。我心里甚至有一种莫名的怅 惘，不断琢磨着这一角的光亮即使再加以扩展，对我们这些受难者又会出现怎样的前景？这 几年政治风云的骤变与不可捉摸，使天真如我的心境不禁也阴云密布，我自然而然地从坏处 去揣测不已……摘了帽子会让我们干什么？会让我们回兰州么？我会和亲爱的久别了的俩儿子 生活在一起吗？噢，当然，我不会再去办报纸，伏案写稿，沿着农村的弯曲小路去寻访采访 对象，在农家小院里和笑声朗朗的男男女女随意地说笑。那已是一个极遥远极遥远的梦了， 它已永远地消失……真如俗语所说：“身在福中不知福。”当我以女记者的身份不断深入农 村采访，同时，也有机会出入于兰州饭店的会议大厅，周旋于甘肃省委的书记、部长和甘肃 的省长以及兰州的市长之间时，我觉得一切都很正常很平常，那只是我的工作，一切都是为 了 工作。我在工作上表现出色，表现突出，正因为如此，我才能作为甘肃农民报的代表赴北京 参观，还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而今， 我已是阶级敌人，所谓的右派分子，过去的一切都已成为过眼烟云，不会再重现。记得在报 社反右斗争后期的一天，我和与我同是“黑社”成员的牛华生一起劳动。牛华生无限感慨 地喟叹说：“谁会想到我们能成为阶下囚？”据说全国解放前，他曾在《大公报》上指名道 姓地骂过蒋介石，此种作为后来被认为是“小骂大帮忙”，而他毕竟“小骂”过。在鸣放期 间，他对中国当权者并无微词，倒成了货真价实的阶下囚。如今我们成为阶下囚已两年过去 了，我们两年来一切的努力，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