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年-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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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天爱一向不上舞场，但她从小受过正规的训练，舞技十分娴熟，年前天热时，她常在我们 宿舍门前的平地上，带我和小徐跳，什么“伦巴”、“探戈”，她跳得都很有味道，很有特 色。此时的石天爱，从外观上看，就更不雅了，因为她那最新潮的琅架近视眼镜劳动时摔 了一次，一只眼镜腿用白胶布裹了裹还勉强可用，另一只眼镜腿断成了几截，只好扔掉，用 一根粗白线绑住眼镜框挂在耳朵上。说相声的赵芝贵和她都是天津人，认老乡，开玩笑说她 这是：“一线希望。”谁听了都笑得不得了。因为无论谁听了，都会和石天爱作为老姑娘没 找上对象，要联系在一起来想。石天爱心中无奈，嘴里不好说什么，也只能笑笑算完事。再 说，入冬以来，石天爱一直身穿一黑棉袄，上面还套一类似棉猴的灰中透绿的大衣，大衣的 式样颜色仍属新潮。但是，她的黑棉袄是对襟的，有两三个纽袢先后都断了，也许，她根本 就不懂断了的纽袢可以缝一下再连接起来，为了把棉袄裹紧暖和一点，她不知从哪里找来了 半截麻绳，干脆在腰里一系。请设想一下吧，如此仪表的石天爱，还能够莅临农场里可谓大 雅之堂的舞场去跳舞么？出现在舞会上的男士们不仅彬彬有礼，很多人还着装整洁漂亮，他 们很愿意在一年一度的春节显示一下自己昔日的风采。
春节期间，我们的歌唱家冯士伟还请了一次客，客人都是我们这些演出伙伴。他买了几斤糕 点糖果，让大家分享。他原来也是行政十八级，当右派后降了五级，前后的级别都跟我一样 ，还能拿到58。24元。他宣布请客的原因是，他妻子死后，他已还清了债务，所以跟大伙一 起稍稍庆贺一下。我为他在当右派之时又失去爱妻叹息不已，很难理解他怎么能承受那样巨 大的不幸，所以曾几次对着他叹气：“真是太不幸了，太不幸了！”然而，他一般尚能自持 。现在他在还清了丧妻后的债务以后，还请大家吃一顿，我真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大家在 经济拮据的状况下能够享受一顿糕点糖果，心中自然十分高兴，也无人提起令人不愉快的话 头。
在到县上举行会演前夕，风云骤变。
陈德位队长突然宣布：他本人工作忙，必须立即回四大队去，无法参加演出，《雌雄花》就 不演了。我一听就知道，这是陈德位为了顾全我们这些右派们的面子，考虑出的一种婉转的 说法。《雌雄花》的停演，一定是政治上的原因。其实我早就想到了，以我们这些人的政治 身份，又如何能参加县上或地区的文艺会演呢，这次县上肯定明确了一下，我们这些人没资 格参加会演。果然，不仅《雌雄花》不能演出，小徐和钟贵祥的黄梅戏也不能演出，《两老 伴进天堂》里的我和侍峒山都被换了下来，因为我们俩都是右派分子。接我的角色的是个 男性上海移民，他个头小，可以冒充老太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也是个右派。此人多才 多艺，小徐他们演出的黄梅戏就是由他创意编导的，由于他的右派身份县上不知道，就以上 海移民的头衔参加会演了。
红红火火的演出，由于我们是右派分子而被取消停演，我倒也能心平气和地对待，因为当时 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之后，阶级斗争的弦，未曾有丝毫的放松 ，以如此的政治形势，我们作为阶级敌人哪还能上台参加会演。所以，我主动给那位上海移 民说戏，耐心地帮助他熟悉角色，希望他把小演唱演好。侍峒山火冒三丈，说不让演，立即 就转身走了，他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他的角色后来由谁接替的，已记不清了。
后来，农场只能以小演唱《两老伴进天堂》，先参加县上的会演，也只有这样一个节目在换 了主角后可以参加会演。领导上大概为了照顾，还让我随演出队到县上，帮忙干些如包管服 装之类的杂务，也就得便看了会演的全部节目。当时的四工农场一个由下放干部参加劳 动的农场，也有个自编自演的节目，全部由女演员演出。她们在院子里排练时，我就看到了 。这是一个带有民间舞似的小演唱，六七个女演员各手拿一个活动的竹板，挥动着竹板变换 队形，唱着歌唱大跃进、总路线的歌儿，夹带一些舞蹈动作，唱了几段，便结束了。他们的 乐队也只有简单的几样乐器，跟我们那阵容强大、高手云集的乐队，就没法比。在我看来， 他们的这个节目只能说是很一般，我们原来排练过的无论是哪个节目也比他们的强。然而， 他们是人民，我们是阶级敌人，只能被取消演出资格。
中午，我们到县城的小饭馆吃饭，经济拮据的难友们只能吃上一碗臊子面略作改善。我是唯 一的女性，他们硬是不让我掏钱，我是唯一吃请的人。记得同桌吃饭的有许登浩、王昭等人 ，他们肯定都是自掏腰包，我不知是谁付了我的饭钱。
下午在排练中间，我们乐队中的难友主动为四工农场的节目伴奏，大大加强了他们的乐队阵 容，他们原来的器乐伴奏，变得微不足道。演出前李佐亭又主动为四工农场的女演 员们化装。李佐亭原为铁路文工团的演员，一专多能，化装术特别高明，速度快，他把四工 农场的女演员们一个个化装得像是换了个人似的漂亮，用黑油彩描唇线，在那个年代尚不多 见，他运用得恰到好处，给每个女演员增添了特殊的美。四工农场的女演员都高兴极了，感 激在心。出现在舞台上的女演员个个光彩照人，平添了许多丽色，每个人心里都惊喜不已， 须知她们此时正青春年少，有些人还是妙龄少女，她们很看重自己在舞台上的形象，甚至想 把自己美丽动人的舞台形象永远留住……
我心中十分感慨。唉，唉，人才济济的阶级敌人，令人刮目相看的阶级敌人，你们为什么是 阶级敌人呢？20年后，我们这些阶级敌人问题全部平反。
小演唱《两老伴进天堂》后来还参加了张掖地区的文艺会演。据说观众认为节目中的群众演 员唱做俱佳，热情奔放，而主角不怎么样，对此表示不解。亲爱的观众，你们怎么会想到其 中 政治风云的变化呢？在那个年代，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切都是政治标准第一，何况是文艺 会演，阶级敌人如若参与了进去，领导上就会惹祸在身。我们是临时撤下阵来，又换上的新 演员，这种匆忙的变化，主角是无法胜任角色的。
春节期间的种种情况，我都详细地写信告诉了景超。我们的演出活动，吃了些什么，冯士伟 的请客，我的心情如何，等等，我都一一在信中说及，只是未说及会演被换下的情况。景超 的回信照例很短，只记得其中有一句说：“真羡慕你。”当时，我未能完全理解这句话的凄 楚意味。因为多半年来，我的处境跟他的距离还在继续拉开。他无法在信中向我诉说他痛苦 的境遇，我以自己的境况又无法想象他苦到了何种地步，他的许多艰难困顿，我都无法凭想 象力便能设想得清楚。比如，我怎么也想不到，在生产粮食的农场，我的亲人及难友们会长 期挨饿；我更设想不出过春节他们吃的是什么，过年还能吃不饱饭吗？唉，唉，如果那时我 能把他的境遇想得更接近实际一点，知道了他活下去已很艰难，此时的我也许会千方百计从 吃的方面尽力接济他，尽管办法很少，但也不是毫无办法。
这里，我要插入1991年4月9日罗舒群对他们初到夹边沟农场时的情况的介绍。他是幸存者 ，他的介绍正可以补充当年我从景超的来信无法了解到的情况。
罗舒群是我1950年8月在甘肃日报编辑部财贸组工作时的组长，他原也是西北大学经济系的 学生 ，1949年5月西安解放不久，在6月就入了团，同景超一起参加了甘肃工作团，从西安行军到 兰州，属参与了创办《甘肃日报 》的工作骨干。罗舒群性格孤傲，50年代初期在报社得罪了些人，被开除团籍，调出报社。 反右时，他在张掖地委宣传部工作，也被打成了极右分子。罗舒群在鸣放中没发言。他有一 本工作日记就放在办公桌上，其中也夹杂着记了些生活上的事情。当时他的顶头上司宣传部 副部长是从小学教员岗位上才提上来的，论水平，当然比大学生出身，在省报曾是工作骨干 的他要 差一截子，在共事中常遇到掣肘的事，产生不快。一次，罗舒群随意把《红楼梦》里黛玉《 葬花词》中的两句“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抄在了工作日记上，无非是发 泄心中的郁闷。哪承想，那位副部长想抓他的右派把柄，私翻他放在办公桌上的工作日记找 出了这两句诗，就给他定了性。在动员大家揭发时，当然又揭出了些“问题”。罗舒群拒不 认错，没有留下任何检查罪行的文字材料，属于态度极其恶劣者。中央对右派分子处理的正 式文件尚未下达，他就被划为极右分子，于1957年12月6日，被武装押解到酒泉夹边沟农场 ，开始了他的劳教生涯。
罗舒群说，初到农场时，伙食虽低劣，吃饭不限量，有白面馍吃，因为大家才刚去身体底子 好，也不觉得饿。但活很重，寒冬腊月，地冻三尺，在农民已是休闲的日子，他们还要翻地 整地，抡起铁锤敲打钢钎使冻土裂开，再用铁锨翻起冻土加以平整，有些人手上的虎口震得 裂开了口子，鲜血淋漓，严寒使大家的手脚都冻破了。就是劳改犯人，也未曾在严冬去干这 么苦这么重的活，因为原来的劳改政策，也只允许犯人去干常人所能承受的劳动。自从劳改 农场改为劳教农场，开始接纳在反右斗争中犯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极右分子以后，农 场的领导重新调整政策，转换做法，迎接劳教分子们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严酷无情的日子 。
已往被判了刑的罪犯们，在服完刑后，转过身来就用另一副面孔，向陆续到来的劳教分子们 作威作福。没有触犯刑律，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称呼‘右派 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引自毛泽东《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 应当批判》。）的人们，在夹边沟农场要受制于前罪犯，由前罪犯们吆喝着去干各种体力不支的重劳动，对他们的惩罚绝对地超过了 服刑期间的前罪犯。
几个月后，吃饭开始限量，主食全成了杂粮，豆面糊糊是最受大家欢迎的饭，糜面不去糠， 麸皮也算粮。每天下地劳动回来，每人都要带些苦苦菜、榆树叶、沙枣叶之类回来，交到灶 上，由炊事班做熟，和在饭里吃。沙枣叶又苦又涩，最难吃。平常日子里，野菜树叶就顶了 蔬菜，当然无油无肉。每个人都挨饿，还不能说肚子饿，说肚子饿就上纲上线认为是对国 家的粮食政策不满。有些人家里寄粮票来，只要一旦发现立即全部没收，由国家印制发放， 个人之间原本可以随意互通有无，市场上自由流通的粮票，对劳教分子们来说，便成了违禁 品。既不给吃饱，又不许动用家里寄来的粮票，这种残忍的做法，实际上成为勒在每个劳教 分子的脖颈上的致人死命的绳子。
罗舒群当时就把所谓的改造看得很透，把个人的生存摆在了应有的位置上来对待。他想尽一 切办法来填充饥肠辘辘的肚子，一切可以充饥平时根本无法下咽的东西，都作为美食佳肴进 过他的肚子。种洋芋时，他背着洋芋子走在最后，看见一个低洼的坑坑，就把洋芋子倒出一 些来放进坑里，用土虚虚盖住，收工后每天拿几块，放在茶缸子里煮熟吃。芦草根、苦苦菜 、榆树叶、老鼠、麻雀、蚂蚱，等等等等，凡是可以充饥的，都曾是他尽力采摘、捕捉，送 入腹中之物，过去他并不知道，烧熟的蚂蚱还很香。一次，他正在房里用茶缸煮野菜，管教 干部赵来苟进屋发现，把茶缸一脚踢翻，怒骂不止，还踏扁了茶缸他维持生命的重要工 具被破坏，只有面对饥饿者还要断人活路的人才会这样干。
秋后，胡萝卜成熟了，饥饿的他偷吃了干部蔬菜地里种的一个胡萝卜，被别人发现告发， 批斗了一顿。在批斗他时，景超并未发言。但后来景超再见到他时，见旁边无人，竟态度严 肃认真地指责他说：“你怎么也成了这号人！”话虽不多，却重重地刺在了罗舒群的心上。 罗舒群见他迂到了此等地步，自然什么话也不能和他说了。就因为吃了一个胡萝卜，他被关 进“严管班”受到惩罚。
罗舒群记得，1958年国庆节时，他们吃的大烩菜有点肉。晚上，还让大家到场部看电影，电 影放映了不到一半，有些人已躺倒在地上梦周公去了，又饿又累，疲乏已极的劳教分子们生 存维艰，已没有了享受精神食粮的能耐和兴致。管教干部们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