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年-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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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士伟每次在宣传队的出现，常引起人们的注目。冯士伟以歌唱炊事员的一支歌：《哎，俺 心里乐得不得了！》饮誉全农场以至安西县城。冯士伟是上海人，地下党员，原省人民银行 学校的干部，业务能力甚强。1952年在支援大西北的热潮中，他由繁华热闹的大上海志愿来 到兰州。从外表来说，他不像是个江南水乡来的清秀书生，圆脸，络腮胡子，粗眉大眼，短 粗的身材，倒真有炊事员的风度，特别是他那肥大的裤子，裤腿老是提得一高一低，常引起 宣传队员们的嘻笑。小徐就曾指着他一高一低的裤腿，笑得前仰后合地告诉我：“老冯的裤 腿，永远是那个样子！”冯士伟不以为意，倒是走过来同我们攀谈一阵。冯士伟说，他在队 里曾担任采购，常赶着一辆牛车到县城拉运灶上需用的各种食品。有一次，他到县城采购回 来晚了，夜里赶着牛车在戈壁滩上转悠着慢慢往回走。忽然，他发现有几双发着绿光的眼睛 追随车后，不紧不慢，一直跟着走，他一下明白过来，这是几只野狼在追踪着他，不禁吓出 了一身冷汗。他赶着牛车跑一阵，狼们也跟着跑；他赶车慢了，狼们也慢慢走。可是饥饿的 野狼对赶着牛车的他还是有点怯火，追踪他一夜，到底也没有扑上身来撕扯着吃了他。这场 面还真有点惊险呢，他在上海的银行里做财会工作时，做梦也想不到会在戈壁滩上和狼群打 上交道。对于在戈壁滩上和狼群打上交道，他终能坦然处之。原共产党员的他，认为来农场 “改 造”，是党对自己的严重考验。在这个特殊的境遇里，他将进行积极的战斗。冯士伟说，当 他和拉车的牛独处时，还常和牛一起说说话。他说，不跟牛说话，再 没有个絮叨的对象。他还说：“过去看小说，小说上说‘公牛般的眼睛’，我无法理喻，现 在才知道，牛的眼睛眼睫毛毛茸茸的，眼皮的轮廓层次分明，眼珠又黑又亮，实在漂亮！” 想不到冯士伟竟还是个内秀之人，他感情细腻，柔肠缠绵，同牛结伴仍自得其乐。后来我才 得知，其时，他正压抑着内心的巨大悲痛，他年轻美丽的妻子在他当右派后患脑瘤死去，使 他更经历了非同寻常的不幸！他和牛说了的许多话，兴许也只能向牛倾诉。
邹士杰是个二十岁出头的陕北人，在夏收中带领我们出来演出，他头戴一顶白帆布阔边帽， 像个地质队队员，潇洒地穿行在演出队伍中，常常谈笑风生。看到路边丛生的骆驼刺，他笑 着说：“你们知道这种草为什么叫骆驼刺吗，骆驼最爱吃它，吃了肯上膘。”我说：“骆驼 刺那么扎，骆驼就不怕扎坏吗？”邹士杰说：“不怕，骆驼的嘴看起来软乎乎的，骆驼刺一 点也扎不着它！”这真不可思议！我对骆驼并不陌生，小时候，兰州城里常有成队的骆驼由骆 驼 客牵着从城里走过，我曾像《城南旧事》中的小英子，仔细看过骆驼细细地嚼咬草料的神态 。骆驼宽厚松软的大脚掌踏在厚厚的虚土路上留下的印迹，骆驼的小小的圆粪蛋蛋，我都觉 得十分有趣。到了夏天骆驼脱毛时，结成片片的驼毛不断从骆驼身上蜕下，骆驼光光的身躯 和屁股上兴许只留下几片驼毛，连弯弯的脖颈也成了光秃秃的。有一次，我看见一匹脱毛的 小骆驼，残留在它身上的驼毛片片光洁柔软，毛茸茸的，颜色发白，非常好看，我真想撕下 一片来玩玩，却又不敢动手。在我长得大些以后，骆驼在兰州就很少见了。谁知来安西后， 竟意外地又见到了骆驼。我第一次见到骆驼，不是高耸的双峰上驮着重物的骆驼队，而是拉 着胶轮大车的单个骆驼，在沙石铺就的公路上，倨傲地抬起软软的大脚掌不慌不忙地向前行 进，它庄重地目不斜视，对公路上来往的人们不屑一顾，倒像是在它自己的庄园里自在地散 步。如今得知它喜吃骆驼刺，靠吃骆驼刺上膘长力气，我心目中的骆驼好像又有了另一种神 韵，别具一种我还不了解的性格。
说起安西的大风，邹士杰更有他独特的体会，他朗声地笑着说：“嗨，有一次，我骑自行车 从县里回农场，半路上迎面猛地刮来了大风，我骑在自行车上，连人带车被风吹得倒退了一 小截路，人才从车上摔下，这样的风，你们经见过没有？哈哈，那么大的风，怕是九级十级 都不止呢！”我领教过的狂风四起猛刮不止的景象，跟他描述的又是另一码事。我和我的难 友们来安西以来经历过的刮风天气，使每个人对“世界风库”都有了自己真切的体会，每遇 到这种气候，人人都觉得沮丧不快，以至忧伤不已。出外参加演出以来，夏季的风和日丽使 我们心情愉快，听到邹士杰笑语连连的描述，暴风的肆虐给每个人心头留下的阴影便一扫而 光。风暴既然是这里的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免的小插曲，大家就都觉得可以不在乎 了。
在二大队演出后，我见到了报社和我们同来农场的杨骁，还有稍晚些时候来的韩卫之。杨骁 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真羡慕你们的演出。”他疲累已极，为不能参加演出而遗憾。杨骁 是兰州人，原来家境贫寒，解放前一两年挣扎着到了西安，在西北大学当了旁听生。西安解 放后，他报名参加了甘肃工作团，和一伙大学生们也包括景超，徒步行军到了兰州。“ 8·26”兰州解放，他们成为创办《甘肃日报》的骨干力量。杨骁是个热情人，好激动，中 国共产党号召鸣放期间，他参加了甘肃日报社动员鸣放的座谈会，畅所欲言，谈了一大通意 见。因为对《甘肃日报》的现状感到不满意，他借读者的话，说“甘报”是“干报”，干巴 巴，无人爱看。还说，他为此感到担心、揪心、痛心、忧心、寒心、灰心，一口气连续说了 六七个贬义词的“×心”，开完会，作记录的人让他看记录稿，他又着意润色一番。谁料想 ，反右斗争开始后，他的发言恰恰成为恶毒攻击党报的典型言论。他倒好，立即来了个“缴 械投降”，又成为右派分子里认罪最好的典型，使他少挨许多批斗，处分时相应地也有些照 顾。
来十工农场后，他分在了二大队，离场部有八九里路。有一次中午，他来场部小卖部购物， 我和杨康正在吃午饭，他一见面就诉苦不已，说他们正在修水渠，一次干活时风很大，他蹲 了一阵，就受到工人的喝骂。还说他们吃不饱饭，到吃饭时一个个都跟“饿狼”一般。当时 ，他形容憔悴，情绪不佳，完全变了个样。这顿饭我们吃的有红枣小米稀饭，量多，我们都 用饭盆盛着，我和杨康就都分了些让他吃了。这次演出时见面，他心情甚好，说队长对他很 信任，似乎他已成为队长的左右手。大概，队里的领导已改变了原来过激的作法，这种改变 还是来自场部领导的意图。
我们的日子，比起在全国各地受苦受难的右派朋友们，自然是够好的了，说农场对我们“优 礼有加”也不为过。
二大队招待我们吃了顿饭，有炒菜、甜果酱做的包子。二大队的食堂管理员也是我们的难友 。临离开之前，他把小徐和我叫到他的库房里，问我们需要什么，可以送点给我们，小徐和 我都说“给点果酱最好了”，他就给了我们每人一小瓶果酱。这是他对我们俩的一点特殊 的优待。
又过了些日子，此人来场部办事，路遇小徐，他告诉小徐说，杨骁在二大队受到批斗，日子 很不好过。详细情况我无法问及，因为我没见到他。我觉得，杨骁在当了右派分子以后，快 速地“缴械投降”，表现特别好，他不仅自我感觉一直良好，还天真地把“缴械投降”后的 自己等同于“人民”，在处境略有改善之际，便自觉地站在党的“立场”，去“改造”难友 。他特殊的不幸和悲剧正是根源于此。这一点我在同他来安西的旅途上就有察觉。记得我们 已住到安西县城的小旅店以后，为些许琐事，他对杜博智看不惯，转过身就对着我和杨康说 ：“‘蛙将’嘛，只能是坐井观天！”还得意地将此话重复了几次。杜博智大概没听见，竟 浑然不觉。“蛙将”是反右期间人家对杜博智的侮辱性称呼。在反右斗争进行得如火如荼轰 轰烈烈热闹红火不亦乐乎之时，有个美术编辑发生奇想，把全报社的右派分子集中在一幅 大漫画里，用妖魔鬼怪的诸种形象丑化一番，标出在黑社头子王景超的指挥下，群魔乱舞， 正在兴高采烈地进行反共大合唱：其中的“牛头”自然是牛华生了；杜绍宇因为身材短粗平 日里大家对他就有“狗熊”的戏称，在漫画里就变成了一头丑陋的狗熊；杜博智被丑化成挺 着大肚子蹦跳着的大青蛙，旁边写上“蛙将杜博智”。像这等大漫画，当时我只扫了一 眼心 里就痛楚不已，如今在千里之外，由于离开了灵魂被百般凌辱过的所在，总还觉得有些庆幸 。谁承想，杨骁竟然重提“蛙将”去伤害杜博智，这种心态真是难以理解。这已是数月前的 事了。而今，我推测，他在得到队长的信任以后，大概是把自己也摆到了领导的位置上，对 如何“改造”和要求自己的难友献计献策，还可能对难友们盛气凌人，甚或整治别人，以致 引起难友们的反感。别的难友们要想整他也很容易，因为他毕竟也是“一路货色”。队长一 般都是党员，起码也是部队转业的军人，极易接受已挨了整的右派分子们的挑唆。因为那种 挑唆都具有堂而皇之的理由。杨骁在队长面前搞的那一套，任何一个因为杨骁的作为而受到 委屈或挨了整的难友，只要他自己不愿意心甘情愿地忍受下去，便会想些法子轻而易举地把 自己的委屈再反弹回去。
反右斗争使中国的全体人民都受到教育，其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每个人都懂得并学会了“欲 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实际运用。古代的帝王权贵们为争权夺利殚精竭虑创造的这一整治人 的恶行，在1957年的中国被大规模地、群体性地用来对付55万多右派分子。全国各地的右派 分子们被玩得眼仁发白欲哭无泪欲死不能欲活还休，直到天旋地转真真体味了“脱胎换骨” 的磨难。然后，他们在被送去劳动改造的过程中，为了自己的生存，有时也略试身手，玩一 玩加罪于别人的手段。杨骁整了别人，自己也吃到了同样的苦果。
韩卫之原在《甘肃日报》担任时事编辑，业务能力强，工作一贯踏实肯干，他来农场比我们 迟两三个月，是因为他不是右派分子。中国共产党经过反右派斗争，对55万多右派分子进行 处理以后，对有“历史问题”或有其他“错误”的人，认为也不应放过，政策的执行继续向 “左”转，于是韩卫之作为有“历史问题”的人，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也送到十工 农场监督劳动，自然是没有了工资。我们平日里相见的机会很少，此次见面，也觉得十分亲 热。韩卫之在农场劳动期间，一如他的为人，沉稳踏实，平稳地度过了这段艰难的岁月。20 年后，“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被否定。
当时，由省级机关及河西地区送到十工农场劳动改造的人员绝大多数都是右派分子，还有历 史反革命、坏分子，也还有虽有“错误”但未戴任何帽子的下放人员。那些戴了历史反革命 和坏分子帽子的人，都觉得脸上更无光，常自称为“右派”，甚至在农场 几次发下登记表，要每人填写履历时，不惜做假填成“右派”，以蒙混一时。他们反正也知 道，填写这些表格对于改变自己的境遇无任何关系。三大队就在场部所在地。我们的演出深入到各个地头。报社的杜绍宇、汪志英比我们迟来两 三个月，此刻都在地里割麦子。
杜绍宇，原是兰州的中学生，1952年到报社工作。1957年在总编室编一版。他是所谓“黑社 ” 的主要成员。“黑社”，就是他在被逼不过时“交代”出来的。杜绍宇对自己的顶头上司编 委委员、总编室主任×××有看法。鸣放开始，在总编室开会时，他就坦率地说：“我不敢 鸣放，我怕提了意见，老×会打击报复。”×××本人当时也头脑“发热”。上夜班在总编 室随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