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年-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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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些日子里，出现在夹边沟的沙暴，其肆虐的程度，对生命的威胁破坏，也绝不下于我 所经受的这场风暴。
1958年5月被西北军区战斗文工团开除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的王志在去夹边沟之前 他是团里的编导，多年后告诉我，他到农场没多少日子就遇到一场沙暴顾名思义，沙暴 的可怖与破坏力要更为严重。那天，大家正在劳动，领工的队长突然大喊：“快趴到地埂下 面，都趴下！”队长的话就是命令，不得违抗，于是，人人都立即服从地趴在地埂下，但心 里并不明就里。这时，王志注意地看到西边天地相接之处出现了长长的窄窄的一道红色，红 色上边天空变成了浓重的黑色，而此刻他们劳动所在的上空依然湛蓝晴朗。但，10分钟后， 沙暴便铺天盖地而来，飞沙走石，刮了个天昏地暗。他们个个紧紧地匍匐在地，被飞沙走石 打得不敢动弹，还怕被沙暴掀得离开大地。尽管他们都是堂堂七尺之躯的男子汉，许多人原 先也未曾有过如此的经历，他们远离故土亲人，以含冤受辱之身遭受沙暴的蹂躏，心中的万 千悲苦伤感，用唐代诗人李益的诗来说，真是：“故国关山无限路，风沙满眼堪断魂。”
无遮拦的沙暴还无情地刮走了出土不久的大片麦苗，埋下了饥饿的种子。这才是最可怖的， 它直接威胁到仰仗土地的收成才能生存的两千多劳教分子的生命。沙暴在肆意地和受难者开 着玩笑。它为什么不肆意呢？有人对它的肆意很赏识。选择这种普通人难以生存的地方对甘 肃全省的极右分子予以惩罚，让两千多无辜者在苦役及无效劳动中消耗体力消磨生命。这正 是当时甘肃省一些领导人所要的效果。
一两个小时后，队长命令整队回宿舍休息。因为天依然昏黑，用王志的话说：“像是日全食 了一样。”为了防止逃跑，劳改犯不宜在暗无天日的情况下出工，劳教人员也依此管理。由 于沙暴的出现而得以休息，王志感到很高兴，大家都庆幸能够休息半天。
还是再回到十工农场，说我自己吧，我们4人趴在地埂下，过了许久许久，风才渐渐住了。 我们一个个翻身坐起，只见每个人都是蓬头垢面，头上脸上蒙了厚厚的一层沙土，牙齿和牙 齿缝里填的是沙土，浑身上下的沙土随着身体的活动正簌簌地往下掉落。人，像是才从土窝 里打了个滚出来。记得小时候，奶奶嫌我玩土弄脏了衣服，总说我：“像个土贼一样！”那 时，我对“土贼”一词十分不解，此刻，我突然明白了，“土贼”大概就是这般模样。以前 我虽也经常下乡采访，和农民同吃同住，可从来不曾见过哪个贫苦农民让沙土弄成这等模样 。武威民工破口大骂：“我日他妈，这么个鬼天气！”
我们拍打掉刮在衣服上的厚厚的沙土，一次又一次地唾去嘴里刮进的沙土，夹在牙齿中间的 沙子在不断吐唾沫时发生磨擦，牙碜得很。头脸上的厚土，也是要认真擦拭的，民工和老任 取下头上的布帽子用力擦拭，我掏出一块大手绢使劲擦拭。土太厚了，反复擦拭了一阵，才 又露出了各自的“庐山真面目”。
然后，我们又继续点种。老任平静地说，他从3月间来到农场，这样的大风天气，已遇着几 次了。我们俩都只笑笑，并不表示丝毫的抱怨。因为我们都清楚自己的政治身份。我们是来 这儿“改造”自己的。两个民工骂骂咧咧，又和自己的家乡比较：“我们武威哪里有这么个 鬼 天气！”
我和老任应该平静。在这年春天的风暴里，十工农场四大队有一位难友不幸遇难。夜里正在 田边放水的他，不懂得风暴狂烈的秉性，竟不幸被狂风刮进河水，没有了踪影。这位难友的 姓名已无从知道。不知当时是怎样通知他家里的。比较而言，我和老任确实无可抱怨，今天 的幸存者们都不必抱怨什么。
这天中午回到宿舍，铺上落了厚厚的一层沙土，像是涂抹了一层土黄色，因为铺不很平，低 凹处颜色就重些，显得五抹六道的。我们吃午饭回来，用手大概抹去铺上的沙土，头枕在靠 墙叠起的被子上，仍跟往日一样立即沉沉大睡。我们已习惯于睡在不洁的炕上，我们的炕上 从来就没有干净过。普通农民用自己扎就的笤帚把炕扫得干干净净，我们没有这种笤帚。只 是这天落下的沙土较往日又多了些，多了又怎样，沙土多了照样睡觉，睡觉是无论如何也耽 搁不得的。
没想到，过了没几天，老任就离开我们去了夹边沟农场。那是一天上午，我们全组都在地里 平整土地，老任就在我身边拿把铁锨铲地。他，一向不多话，给人的印象是个老成憨厚的人 ，劳动已很在行。他默默地干活，并未料到即将到来的变故。在我注意到时，地边已站着两 个干部模样的人，他们是从张掖来找老任的。老任把铁锨插在地里走到他们面前，其中的一 个说：“原来对你的处分通知错了，应该是把你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的，你马上去 收拾一下行李，跟我们一起走。”老任的脸刷的一下变得发白了，他没有和我们告别，嘴 里应承了一声，就跟着那两人头也不回地走了。对此情景，我和难友们谁也不做任何议论， 只是重新拿起了铁锨，继续干自己的活。心里都在捉摸：这是怎么回事？只有工人组长关切 地说道：“老任这是咋了，咋又去了夹边沟？在这里劳动得不是好好的嘛！”他有些不解，为 老任还有些不平。老任有个胃疼的病，有时在劳动中犯了，就要蹲下休息一阵。有一次，组 长关心地让他到医务所去要点药吃，老任笑笑说：“不要紧，我这胃病是肚子饿了就疼，春 节前在农业社劳动时就犯过几回，那时候，我买一包点心一吃就好！”组长也就不多说什么 了，因为当时灶上不存在吃不饱肚子的问题，老任只是在开饭前肚子饿了，到开饭时尽肚子 吃饱也就行了。老任也是没有了工资的人，来农场后他已没钱随便买点心吃了，1956年的私 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肯定已把他的家底贴进去了，老婆孩子原来都靠他养活，此时还不知 怎样过活呢！他平时生活上十分节俭，一切开支就在那20元生活费之内，不多花一个钱。 此时，这里已传闻夹边沟农场吃不饱肚子，他脸色一下变得煞白，是预料到不可抗拒的可怕 的厄运再一次又降临到了自己头上，想到了他对景超有过的担心，我不禁对他今后的命运又 想了好一阵。今后，他的胃疼一定是常要犯的吧。不知他到了夹边沟会不会见到我的亲 人，同我的亲人分到一处？我倒是希望他能见到景超，把我在这里的一切情况都详细告诉他 。
中午，我们下工回来，就再也没有见到老任，他走得何其匆匆，此后老任也就音讯杳无了。
到农场不久，有一个打扫厕所的老头颇引人注目。老头近70岁了，每天的任务就是打扫场 部的厕所。老头有点驼背，个子高大，常穿一身浅灰的旧布制服，头上顶一条颜色发灰发黄 的毛巾，毛巾上又戴一顶旧了的布帽，毛巾的两头都从头上垂挂下来，露在帽子外面遮住了 耳朵。老头大概只顾了遮挡风沙尘土，没有顾及仪表之类。他的劳动工具是一个独轮小车， 用来向厕所里垫土除粪，一把铁锨，一个芨芨草做就的扫帚。打扫厕所工作虽是脏活，比起 下地要轻省多了，每天打扫一次也就行了，农场的厕所比城里的公共厕所还干净，臭味不大 。这是农场领导对这位老头的特殊优待。老头已是风烛残年的人了，农场领导认为他能干这 些活就很可以了。老头态度特好，勤勤恳恳、本本分分地每天清扫厕所，毫不懈怠。
很快我就打听到，这位老头叫高天人，是原铁路局的工程师，学问大着呢，会几国的语言。 有一次，我在老头的宿舍里待了一会，想和老头闲谈几句，但房子里还有别的人，人声嘈杂 ，老头的耳朵背，我问了几句话，他都听不清楚，我想和他简单地用笔交谈一下，就问他： “有没有纸？”他仍没有听清。我就从已经遗忘的英语里拣起了个词，问他：“paper？有没 有paper？”他摇了摇头。我也不知他是没听清，还是没有纸。这次谈话便就此结束。此后再 遇见老头，我们相互间都亲切地笑笑，算是打了招呼。
我的难友高仲君告诉我，高老头打扫完厕所，有时还到三大队的队部和他聊一会儿天。高仲 君当时担任三大队统计。高老头告诉他的一家子高仲君，说他是30年代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 的研究生。
高仲君说：“那你的学问就很深厚了。”老头说：“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不算啥。使我的学 识大有长进的，是我回国后在上海广义书局当了10年的秘书长，这个职务要审阅书局出版的 全部著作，我在审阅各种门类的著作时，自己先要弄懂它们，这就大大地增长了我的见识学 问。”
“你的名字为什么不叫高天仁，而叫高天人呢？”高仲君在肃然起敬中，又紧追不舍地问。 他知道高老头平时也难得和别人交谈，不会着恼。
“‘仁’算个什么呢，‘人’才是最伟大的，有了人，才有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不叫‘天仁 ’，而叫‘天人’。”
高仲君只有唯唯称是。“天人”的名字虽取得好，一个对“人”这个尊贵的字眼信心十足满 怀热情的人，自己却从高高的天际飘落到了大地母亲的胸膛上，每天在清扫厕所中进行创造 。
样子滑稽可笑和蔼可亲的高老头受到我的尊敬，不仅因为他有渊博的学识，且是出版界老前 辈，还由于我也曾服务于出版界。1952年年初，《甘肃农民报》编辑部并入甘肃人民出版社 ，当时甘肃人民出版社主要出版通俗读物，我们在编报之余，还要抽时间编些通俗的小册子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街上到处都是横幅大标语：“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 明天！”苏联著名的艺术家组成演出团来华访问演出。兰州有幸成为演出团访问的城市，我 也有幸去看了演出。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表演了独舞，还有其他种种精彩的演出，使我眼花 缭乱。就在此期间，我作为时事版的编辑，编了一本书名就叫《苏联老大哥》的小册子。是 年秋冬之际，《甘肃农民报》又脱离出版社，我在出版社先后也只待了1年左右。到50年代 中期，甘肃人民出版社扩大业务，到处招兵买马，新任副总编辑沈其东曾到北京等地招收人 员。此人虽是老干部后来也成为出版社的大右派，而且居然也被划了个所谓的小集团。在甘 肃省新闻出版系统声势浩大火力猛烈的批判右派的大会上，有人对沈其东招收人员的事作 为右派罪状之一进行了揭发批判。但高天人那时并未进入沈其东的视野，将其收揽进出版社 。如他早早地进了出版社，我们在此间就会因为是老相识而多一些交谈。不过对沈其东来说 又会罪加一等，分明是“招降纳叛”嘛！
高仲君是个在反右派斗争中始终没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的人。他原是服务厅计划处的干部， 业务处处长曹某是个老资格，文化低，工作能力差。鸣放时，高仲君说，曹某饱食终日 ，无所用心。这就不得了啦，说他攻击了党的领导，就是反党。高仲君坚决不承认是反党， 更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自己承认或不承认，右派分子的帽子还是戴定了。他同服务厅的 一伙难友都来到了十工农场劳动改造，委屈不已的难友们常聚到他身边诉说冤情，高仲君说 ：“再别说了，这是在中国，才让咱们来劳动改造，如果在苏联的斯大林时代，咱们都没命 了，就在农场好好劳动，总会有个结果的。”难友们想想，觉得他说的也是，自己就是有再 大的冤情，在劳动中听党的话，跟党一条心，是对自己的一切的最好证明。
第三章景超的来信
我急切地盼望景超的来信。以前，他经常下乡采访，离家后总是每星期来封信， 寄来他的情，寄来他的爱。我也是每信必复，不让他焦急等待。小夏断奶后我也下乡采访， 每到一地立即写信，以后便是每星期一封了。这已是多年来的习惯。此次别离，我们互相叮 咛，今后书信来往要密切些，一定要保持每星期一封，各自遇到了什么事情要在信上多说说 ，以后见面很难，心里的话只能在信上倾诉。但他的信一直没来。
每天劳动之余，到了晚上，我和小徐、石天爱在昏暗的冒着黑烟的小煤油灯光下闲话一阵， 都 为思念亲人的痛苦所折磨，都在等家信。小徐的口头语是：“盼星星，盼月亮，只盼家中来 封信。”石天爱一开口就来了气，她粗声粗气，连连发着脾气说：“老太太不知怎么回事， 怎么就连信也不来了，她就不知道她女儿在农场劳动吗？她这辈子哪受过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