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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

收脚迹-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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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之中正在发生命案,由受害者发出的凄惨呼救声。
有人说这种噩梦叫做梦托,是睡眠中不小心将手压在自己胸脯上引起。为此我在每次睡前都十分注意,有意向右侧着睡,但仍免不了做噩梦,在被人叫醒时特意留意了我的手当时并未压住胸口,所以这证实我的噩梦并非外因引起,而源于神经上的毛病。
物体的能力是有限度的,如果超过了限度,就会出毛病,甚至报废。弹簧拉压过度会出现弹性疲乏;地壳岩层积累的应力过度就会破裂而发生地震。人的身体也一样,我的噩梦惊叫是由于神经刺激过度。我的神经受刺激可以追溯到童年,在日军侵华时期,每日提心吊胆,东躲西藏,幼小的脑膜上就烙上了恐怖的伤痕。而在这次反右倾运动中,20多天的挨批,团内处分,劳动改造,爱人去世,家破人亡,精神上受到一次比一次严重的刺激,特别在爱人死和葬的过程中,第一天守在她昏迷不醒的病体旁看着她气绝的惨白面孔,第二天在阴沉太平间目睹她死亡后变了形的蜡黄面孔,第三天进入深暗火葬洞内脱她毛线衣时触到她披头散发的僵冷面孔,几幅面孔都深深地刻入我的脑海。爱人死后不久,我原来的大胆变成了特别小的小胆,一到晚上便怕出门,连上厕所都不敢独去,目光一触到暗处,她的几副可怕的面孔就出现在黑暗之中,反反复复,隐隐约约,恐怖感顿时像一盆刺骨的冰水从头浇到脚,浑身长满鸡皮疙瘩;哆嗦如筛糠。
精神上的刺激过度引起噩梦惊叫,睡不安稳;加上当年供应紧张,食不果腹,接着又出现耳鸣、头昏,头顶百会穴有针插入感等症状。这些后遗症拖的时间都很长。头顶针插不适感几乎延续到1965年。晚上噩梦的毛病延续的时间更长,接近20年,不过由密变疏,由几天一次到一月数次,一年之内数次。而耳鸣症状已成终身老疾。
4.11在饥饿的日子里
从家乡返回武汉,归到小洪山原家中,触景生情,感慨万千。原来虽然简陋但总算有一个家,而现在已人亡家破了。爱人死后我有过一种幼稚想法,以为领导或许会对我产生一点同情心,免除我再去劳动了。想我批判后已经过了大半年的劳动改造,劳动中吃苦肯干,无怨无悔。来按月下放劳动锻炼的同志,劳动结束后都要做鉴定,我们长期劳动改造的也与他们一道,我的鉴定评语每次都不错。鉴定都按月寄回单位,另外我为了争得领导好感,还定期向负责政治工作的那位范主任写信,汇报我的思想收获,心得体会,表明我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的决心,祁盼领导对我的看法有所转变。现在爱人死亡,家庭破碎,一片凄惨情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对不幸的人是会产生同情心的。我想即使刑事犯,服刑期表现好的尚可减刑,难道我还不如刑事犯罪分子!但爱人丧事办完范主任找我谈话时,见到的仍是一付冷面孔,给我的回答是继续劳动改造。现实再次给了我当头一棒。所以从湖南一回来,我就赶快收拾全部东西,强忍悲怨,赶赴磨山作长期劳动打算。
我从1959年12月下去劳动,1年多以后国家形势有所变化,极左路线在现实困难局面下不得不暂时偃旗息鼓。单位所作的对我的处分上级一直没有批下来。1961年3月没有说明原因,便将我从磨山农场抽回。一回到单位,看到的景象比以前更凄凉。小洪山原是一片荒地,近几年来在这里新成立几个科研机构,发展大批职员。当年发扬“干打垒”精神,先盖办公楼,宿舍盖得很少,仅盖的几栋分给所一级的领导及老知识分子尚不够,大批年轻单身知识分子挤住在建筑工人建房后留下的草棚内。一大间,20多个床位两边挨次排列,中间留不足1米宽的过道。草棚墙壁为芦席,薄可透亮;棚顶在油毡上稀铺稻草,漏洞百出,冬天棚外刮大风下大雪,棚里刮小风下小雪,夜卧棚中寒气袭人。武汉夏季的日子更难熬。为防蚊咬,每人挂个蚊帐,使原来拥挤的室内更加密不透风,中午在烈日烘烤下,躺在床上如处蒸笼内,炙热憋闷,根本无法休息。晚上也只能在外面挨过半夜后才能钻入。而芦席中又躲着大量臭虫,刚一合眼它们就活动起来,经常咬得翻来覆去难以入眠。现在过去一年多了,我抽回后仍与单身职工一起被安排在草棚内居住。这种煎熬日子一直到1961年底,才搬到院部大楼五楼,住上3人一间带高低床的集体宿舍。
单位都基本上停止了工作,职工们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生产自救、休养生息上。科学院除了在磨山办农场外,各研究所还常年派人在东西湖开荒种粮,农忙时再加派人去抢收抢种。东西湖水域内有钉螺,不少同志劳动回来后染上了血吸虫病。在整个小洪山地区内几乎每块空地,包括每栋办公大楼、宿舍的四周都被开挖种植。当年在小洪山科学院范围内只一条可通汽车的水泥马路,其余全是土路,由于开挖,土路都变成很窄的小路,路两旁菜架瓜瓣林立,置身其间无异来到了乡村小菜园里。自留地里种得最多的是牛皮菜,其次是包菜南瓜等,也有种粮食的,主要为玉米、红苕。我因来得迟,比较好的地都被种植了,只好在边坡地里见缝插针。中午特别是晚上,同志们从食堂买来定量的米饭和有限的蔬菜,就在宿舍周围架几块砖搭个临时灶,从自己自留地里剐几皮牛皮菜叶,把饭、蔬菜和生菜叶倒入一口铝盆里,撒上盐再放在灶上烧煮。说来奇怪,这种清汤寡水混合饭竟也发出阵阵香气,吃起来别有风味。
各单位除生产自救外,还组织人想方设法到外地采购食物发给职工或充实食堂。有次购来一批苕干,每人分发半斤。这种苕干已变质发黑,有些长了绿霉,特别在肉里面粘进很多泥沙,多次用热水泡冷水冲仍无法洗净。面对这种苕干,使我想起1958年出差河南时在乡村见到农民收红苕的情景,农民先用犁头将红苕从土里翻出来,女人则搬个凳子到地里切,将切好的片片红苕直接摊在地上晒。这样晒好的苕干肉里面自然夹好些泥沙。我估计弄来的这些苕干就是河南一带的产物。我们将苕干煮熟后,吃起来味苦,难以下咽,但弃之又可惜,最后用红军长征吃皮带的精神,鼓足勇气才把它吃掉。
有段时间在各科研单位还推广过一种制作叶蛋白的自救办法。发动职工在附近采集指定的几种树叶,由食堂水洗、粉碎,过滤出一种绿色的叶汁,叫做叶蛋白,夹在发糕中蒸熟后卖给职工吃。这实际就是吃树叶,不过用科学名词美化罢了。
粮食计划供应,定量标准按工种区分而不考虑体重。我们属文教系统职工,开始每月定量27斤,后来扣去1斤去支援某个活动,后来又在26斤的基础上每月增加供应一斤饼干。当时供应的是一种叫喜饼的饼子。每次一斤喜饼买来后,吃前我都仔细计划,一天只能吃一斤饼的1/3,分三天吃完,但吃的时候总不能控制自己的嘴巴。那种喜饼的芯子是高梁做的,呈暗红色,糖精放得很合适,甜甜的,吃前就垂涎欲滴,吃起来其味无穷,越吃越有味,越有味越要吃,最后吃得不可收拾,每次都是将一斤喜饼全部消灭。说起来奇怪,我这个仅1。64米高的小个子当年的肚子却像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其实在正常年代,我每餐的饭量从未超过3两,而困难时期也有这么多粮食定量,为什么就显得特别饿?这主要是因为缺少油水,也就是缺少脂肪。食物如果没有脂肪就不经饿。肉是脂肪的主要来源,而困难事期人们最难购到的计划物资就是肉。在排队购物时,每次都是购肉的队伍最长最挤,插队的人最多。肉稀少故而显得珍贵,很多饥饿的人就不顾一切地去捞取。
我在磨山农场劳动期间,农场的猪和鸡都是选购的优良品种,如长肉最快的夏洛克猪和生蛋率最高的来亨鸡,为了指导喂养和防治病害,专门从农学院分来一位兽医专业的大学生,但猪还是体瘦毛稀,且经常患病,鸡从未生过蛋。这主要是因为饲料不足又不精,牲畜吃不饱,活命都难,怎能长出肉生下蛋来。有天我发现一头约30斤重的猪大便发稀,兽医诊断为猪瘟,单独隔离治疗,几天以后猪死了。兽医禁止吃,令我们挖个1米以上的深坑,将死猪深埋入土。在当年生活困难食物严重紧缺的情况下,我们为死猪埋掉不吃而深为可惜。但4天以后发现坑被挖开,已经变味并开始发臭的死猪不见了。后来打听到,原来被附近的一个建筑队挖去吃掉了。约一周以后,另一头小种公猪又出现拉稀症状,隔离治疗仍无效,死后兽医又令我们深埋土内。我们几个长期下放的人与炊事员一起,背着兽医,秘密将死猪处理,当晚饱吃了一顿,余下的肉用盐腌着,吃了好长一段时间。
1961年1月我获农场领导同意,春节回湖南探亲。在经济困难时期,大城市计划供应的量虽少,但一般总可以“保障供给”,而农村小镇虽也发计划票,但供应是得不到保障的。至于农村则无任何供应,全靠生产队每月定量发给。好多农民家中作无米之炊,以瓜菜野草充饥,长期吃不到油水,更尝不到肉味。我到家的当天,家里已吃过饭,母亲心痛我下放归来,下面我吃,特意在碗中埋了一块带骨的咸肉。我将骨头啃完后随意扔到门外,这时正好一位中年男人经过,面黄肌瘦,大概长久没有见到肉了,看到滚落的骨头便很快拾起,吹吹沾在上面的泥土后,迅速塞入口中,一面啃一面继续走。
春节过后到乡下去探望舅父母,见他们人人面带饥色,瘦削如柴,但两脚水肿肥厚。离别时他们都向我哭泣,担心以后可能见不到面了。多年未去过姨妈家,她家是我们亲戚中唯一一个剥削阶级富农家庭。母亲说他们家生活特苦,要父亲和我去看看;她特意割了一块咸肉作为拜年的见面礼。通过拉家常,知道姨妈家近乎一年没吃过油,去年过春节生产队分给了她家一瓶油,大概一斤,平时再未分过。今年春节生产队连油也未分了。每年春节生产队都杀个猪,地富分子都不分给肉,她们近乎两年未吃过肉了。见到这块咸肉,姨妈高高兴兴,煮熟后先敬奉天地和祖宗,然后全家欢乐地品尝长久未进过口的肉味。那时春节期间无任何庆祝活动,处处显得冷冷清清。晚饭以后拉扯了一阵便上床睡觉了。睡至约午夜,隔壁房间忽然热闹起来,原来姨妈他们全家人都在闹肚子,争马桶,每个人轮流蹲,一蹲上去就听到稀里哗啦的拉稀声和“布不布不”的放屁声。父亲一面叹气一面说,这是因为他们长期来胃内未沾过油水,突然吃到带油水的东西,特别是吃到了肉,胃受不了,所以就拉开了。
计划供应的食物不够吃,生产自救的东西不够塞牙缝,一天到晚总感到肚子是空的。人在饥饿的时候,只要碰到能吃的东西,不管什么鸟类兽类,卫生不卫生,对身体有益还是有害,只要能充饥就会拿来吃。
有天清早从院部五楼宿舍下来去自留地掏粪浇菜,下到底层发现一只水鸟,羽毛淋湿,稀疏蓬散,像刚从水里捞上来的落汤鸡,蹲在墙角,瑟瑟发抖,看到我后,向我投来乞怜的痛苦目光。我见到它不但未给同情和帮助,反以为来了食运,因我自己也在忍饥挨饿,更需要乞求帮助。现存的食物怎能放弃!我去捕捉,它飞扑几下后便不动了。中午和几位好友,有的宰杀,有的拔毛,剖肚翻肠时发现水鸟腹内空空如也,这才知道它可能太饿了,想上岸来找食,又遇上清晨的露水和寒气,处于饥寒交迫中之它那来力气飞行,故落难屋角。但我们为了自身生存,也就顾不了它的死活,那种环境下爱鸟之心的概念早已抛到九宵云外。人类只有在保证自身生存的条件下才能对异类产生怜悯和珍惜,这是一种自然发展规律,说到底就是弱肉强食的生存规律。我们在一面品尝水鸟鲜美野味的同时,一面发表上面那些感慨。
一次研究室领导要我和吴同志调整办公室的桌子和柜子。我们饿着肚子先抬了一个桌子,感到十分疲惫。在抬柜子前,为了减轻重量,我们先将抽屉取出单独搬运,无意之中在一个柜子的一只空抽屉内发现一个被咬过一口的干馒头。这个馒头不知哪位同志何年何月从食堂买来后,咬了一口,或者是嫌味不佳不想吃或者发生某急事来不及吃,随手放抽屉里,以后就忘记了。这个馒头在黑暗的抽屉里经过发酵、霉变、水分慢慢消失,几度春秋,现在已干硬如石。见到干馒头,我们喜出望外,即刻用开水泡发,各分一半,一面啃吃一面大赞其美味,正好安慰了我们搬物而累空了的肚子。
到1961年底,困难程度有所缓减,武汉市指定一些较大餐馆开始供应油水较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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