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狼与白鹿-第19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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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南台侍御使笃鲁迷失之妻"；李氏"；。这些元代西夏著名人物，其身份有皇妃、官员（多有官至行中书省事，相当于如今的省长一级）、著名学者僧侣等等。可见，西夏人在元代的地位是相当高的，根据《元史》记载，与色目人受到同等待遇。至于那些未曾在历史上留名的平民又何止数倍？而且，既然与元朝宫廷内甚至可以纳西夏人为妃子，那么民间通婚的数量就更为可观了。
那么，西夏人究竟是怎样消亡的呢？其答案应该是民族融合。正如纪元4世纪至6世纪之间的鲜卑等族的消失，做为少数民族，他们最终通过迁移分散、通婚、被皇帝赏赐蒙古籍以及明朝建立后对境内少数民族所采取的改土归流政策所吸纳入汉族之中。至今，在安徽合肥、河南濮阳还留有西夏遗民（见史金波、吴峰云《西夏后裔在安徽》，安徽大学学报，1983，第一期）和西夏后代（任崇岳、穆朝庆《略探河南省的西夏遗民》，宁夏社会科学，1986，第二期）就是很典型的力证。
综合以上之论，足见屠灭西夏之说纯属子虚乌有之言，不足采信。西夏民族及其文化的消亡，完全是民族融合与文化自然淘汰的结果，属于自然消亡，而非机械消亡，从而在另一个侧面反应了历史民族变迁的规律。
二（1）
论之二 蒙元文化之辩诬
这又将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也是诟病蒙古者所惯用的手段。无论有意与无意，将蒙古文化排除于中华文明圈之外，都是相当错误的。他们的故乡额尔古纳地区位于大兴安岭山麓的深处，同时也是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因此，我们无法否认，这个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是做为鲜卑的遗种，还是做为室韦族的一支，蒙古族都毫无疑问地早在唐朝就具备了中国公民的资格。当南北朝时代的民族大融合阶段，鲜卑的血脉已经融入了中华民族之中，那么又何必因为一些这样或那样的误解与偏见而拒绝亲戚的加入呢？
其实，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只是因为其所处的历史、地理的环境不同，发展自然不会平衡。例如蒙古族，他们世代居住的蒙古高原从地理角度而言，只不过是西伯利亚荒原的南部突出部分而已，是举世公认的地球上最不适合人居的区域之一。可是，命运却偏偏将他们安置在那样的地方，苛烈的自然环境严重限制了他们的发展，造成了他们长久以来的贫穷与落后。如果强行将汉族文明与之对比，那么是否要公平的剔除自然环境的因素呢？如果肤浅的去嘲笑蒙古族，那么这是否如同一个托生在富贵家的纨绔子弟对着贫家出身的同村人夸耀自己的豪富呢？如果将双方倒置过来，那么谁又敢保证汉族能在那片冰火交织荒野上做得比蒙古族更好呢？我想，做为文明积淀十分深厚的汉族应该有既不必妄自菲薄，亦毋需盲目自傲的浅薄心态吧？
就蒙古族而言，他们本身能够顽强的生存下来，并创造了自身独特的文化和艺术，已经足以谓之奇迹并为之惊叹了。下面，将根据历史年代的差异分两部分介绍蒙古文化的特征与成绩。另外设一专节来谈那部千古奇书《蒙古秘史》。
一、大蒙古国时代
1。语言与文字
（1）语言
根据语言学家的研究成果，蒙古语因时间段而分为三个阶段：古代蒙古语（十三世纪之前）、中世纪蒙古语（十三至十七世纪末）和近代蒙古语（十七世纪末至今）。本文将就前两个阶段进行浅析。
蒙古语言之形成，盖因其地近突厥（Turk）、回鹘（畏兀儿突厥人，Turc Ouigour）、契丹（Khita&；iuml；或Khitan）、女真（Djurtch&；auml；t）等控制过蒙古草原的各个政权而颇受其语言之影响。这一点可以从蒙古语之中多有突厥语汇和突厥文字可以表述蒙古语言等现象足以证明。对这一现象最为有力的证明就是以《鄂尔浑碑文》、《柴达木碑文》等为代表的一批现今出土的突厥文碑铭（参阅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21—222页）。同时，蒙古语之中也依稀可以找到汉语的痕迹。例如成吉思汗任命大将木华黎为太师、国王。这本身就是借助于汉语的典型例证。
总而言之，蒙古语的发展和变迁，本身就是一部中华民族自身融合发展的活证明，从中我们可以依稀追溯到古代民族文化的碰撞与交融的脉络。
当十二世纪末至十三世纪初期，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诸部落，建立大蒙古国之后，大漠南北各个民族被通称为蒙古族。因此，这些民族的语言也随之被融会于蒙古语之中。由此，我们对蒙古语的定义当为附着型阿尔泰语系，是相当准确的定义（参阅《蒙古民族通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一卷，第六章，第445页）。
（2）文字
在蒙古族的各个历史进程之中，先后使用了包括回鹘文、回鹘式蒙古文、八思巴蒙古文、索永布文、瓦金德拉文、托忒文、基利尔蒙古文等等文字，也曾使用过汉文、阿拉伯文、满文、藏文和“阿里嘎里”音标。其中，以回鹘式蒙古文使用时间最长、范围最广泛、影响最大而被蒙古族沿用至今。又被称为蒙古文、老蒙文和胡都木文。
关于这种文字的出现年代，一般有“千年说”、“千年以上说”和“1204年说”三种。根据《元史》、《蒙古秘史》和十三世纪欧洲四大纪行（《马可。波罗游记》、《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和《鄂多力克东行纪》）的记载而言，“1204年说”有力。根据《元史。塔塔统阿传》载，成吉思汗于纪元1204年西征乃蛮（Na&；iuml；man）部之时，他做为该部的“掌玺大臣”在战败后遭擒获，同时，《元史》和《秘史》也说，他是“畏兀儿人”。畏兀儿，即回鹘之蒙古别称。《元史》上介绍他是一位“性聪慧，善言论，深通本国文字”的学问家。当时，成吉思汗对于印玺这种神秘宝物有着相当的好奇心，因此询问其功用。塔塔统阿解释道：“我主在颁布命令之时，或征收钱粮，或任免官吏，必盖此玺于诏书之上，以此做为真实的凭证，受到众人的公认。惟有此印玺，方显所颁诏书并非假造”（参阅《秘史》、《源流》、《拉施特书》）。《元史》原文亦有类似之文字如下：（帝）问是印何用，对曰：“出纳钱谷，委任人材，一切事皆用之，以为信验耳。”帝善之，命居左右。此后，成吉思汗通过塔塔统阿的解答，对文字的作用有了进一步理解，于是命他“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元史。塔塔统阿传》）。这个“国言”当指蒙语，于是这种以回鹘文字来书写古代蒙语的文字就成为了当时的大蒙古国的官方文字。
“千年说”则将这种文字的发明前推于十一世纪下半叶合不勒汗执政之时，合不勒汗是成吉思汗的直系祖先。做为继承海都汗所建立的蒙古部落联盟的可汗，在他的时代，蒙古一度强盛一时，甚至南下袭扰过金国的边境。一些学者认为，这一时期内已经存在了一个蒙古族政权。按照通常的规律，当一个新政权建立后，其主体民族必然将重新创立文字或改进其旧文字，因而可能借用了回鹘文字来记录蒙语。
也有人提出，这种文字是蒙古族的邻居，突厥种的，信奉聂斯托利安（Nestorius）基督教派的克烈亦惕人（Kera&；iuml；t或Ké；r&；auml；yit）所创立的，他们很久以前已经开始使用回鹘文字来记录蒙古语。前面提到过，突厥语中有许多蒙古语元素，因此双方的转化是相当圆熟的。当成吉思汗于纪元1203年秋征服该民族之后，就很容易地采取“拿来主义”的手法将其运用于国政治理之中。
最后谈谈“千年以上说”，这一说法认为，乃蛮本身就是蒙古部落，而非突厥种裔，因此乃蛮所使用的当然是古代蒙古语，而以回鹘文字做为记录之用。
在这三种说法之中，第一种有文献佐证，而后两种则尚停留于推测与探研的层次，距离具体可靠的论据尚有待进一步研究与考证之中。
关于回鹘文字的特点，一般来说是一种拼音文字。书写之时，元音字母与辅音字母的结合相当紧凑，笔画连贯，一气呵成。其最小书写单位为词，书写方式为从上到下的竖向列序，行序则是从左至右。基本与现代蒙文类似。
从蒙古语言文字的变化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民族虽然限于地理环境而于第一个千年内发展缓慢，但是当成吉思汗时代走向强大后，并不拒绝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并融会贯通，以为己用，保持并提升了自己的文明程度。故而，言其野蛮是一种教师爷式的不负责任的说法，对正确认识民族史和民族文化毫无裨益，宜批驳之、杜绝之。
二（2）
（3）畏兀儿文体与巴思巴文体之文献
在成吉思汗命令创立畏兀儿文体的65年之后（即纪元1269年），他的孙子元世祖忽必烈命令来自西藏高僧巴思巴创造了一种新文字，也就是传名后世的巴思巴蒙古文，或称蒙古新字。不久，又下旨严令称“国字”、“译写一切文字”。自此，畏兀儿文字不再是元朝的官方文字。但是，这种文字却并未失去其自身的活力，继续在元朝民间和四大汗国内流传使用着。从道布编纂的《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民族出版社，1983）之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许多现存的该文字文献。现列举若干于下：
①《阿八哈汗赐教皇使节书券》，为伊尔汗国阿巴哈汗（纪元1265－1282年间在位）于1267年或1279年（根据文献本身所注之“兔儿年”推算）赐予罗马教皇使节的证书。现存于梵蒂冈教廷档案馆内。全文共16行。发现于1921年。
②《阿鲁浑汗致法国国王书》，伊尔汗国阿鲁浑汗（纪元1284－1291年间在位）于1289年写给法国国王腓力普四世的书信，主题为商议割让耶路撒冷为条件，敦促以法国为主导的十字军联合伊尔汗国合攻埃及马木鲁克王朝的外交函。现藏于法国国家档案馆。
③《阿鲁浑汗致教皇书》，此为阿鲁浑汗于纪元1290年拒绝罗马教廷先后于1288年和1289年两次来信之中提出劝其皈依天主教的回书。此信现藏梵蒂冈教会档案馆，与《阿八哈汗赐教皇使节书券》同年发现，但已残缺不全。
④《合赞汗致教皇书》，伊尔汗国合赞汗（纪元1295－1304年在位）于纪元1302年致教皇波尼法修八世（BonifatiusⅧ）书信，继续建议联合出兵攻打埃及马木路克王朝。与前两份文件同于1921年被发现于梵蒂冈教廷档案馆。
⑤《完者都算端致美男子腓力普书》，伊尔汗国完者都算端（纪元1304－1316年在位）于1305年写给法王的国书，现藏于法国国家档案馆。
⑥蒙汉合壁《孝经》，这个木刻残本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蒙文译本由中书右丞孛罗帖木儿作。
⑦《入菩提行经疏》，为梵文《入菩提行经》的蒙文译本，纪元1299年由元朝文豪搠思吉熬节儿译注，1312年刊行。其残本现藏德国国家图书馆。
⑧《兴元阁碑》，纪元1346年建于哈剌和林城，现已毁坏。1892年—1918年，由俄罗斯与波兰学者发表其残文。
⑨《云南王藏经碑》，1340年在位之元朝云南王阿鲁立于昆明城西玉案山笻竹寺内。碑文共20行，上载云南王旨令以及建碑过程等诸杂事。
⑩《祖勒合儿乃词话》，十四世纪抄本，为古希腊历史名作《亚历山大传》的蒙文译本。现已残。
另外，纪元13世纪中叶之藏传佛教萨思迦派高僧功嘉监藏（纪元1182－1251年）所作的畏兀儿蒙文语法专著《心箍》。书中对这种蒙文的语法进行了整理，共得41个音节。又一说，该书为搠思吉斡节儿作。此人具体生卒年不祥，当为13世纪末至14世纪中人，蒙古化的畏兀儿人，曾任元仁宗的国师，英宗时亦受极高尊崇。其人学问渊博，尤精语言，通蒙、汉、梵、藏文，翻译过不少佛经，流传于蒙古人之中。他的《心箍》为蒙文总结出123个音节，定七元音，十七辅音。首次发现了蒙古文之中的元音与谐律，并订正了构词法和语音对应规律以及元、辅音发音部位与方法，总结为“空、气、水、火、土”五行规律，与现代发音法的“喉、唇、舌、齿”音的分类方法相近似，是相当先进的语法读音规范。其书原本已不存，但是在18世纪人丹津达格巴的语法名著《心箍注疏。虚空宝》之中留存了下来。
代替畏兀儿蒙古文而出现的巴思巴文，是因元朝统一中国的历史潮流应运而生的一种新文字。创造者巴思巴，名为罗追坚赞，生于纪元1235年，卒于1280年，与其叔父功嘉监藏同为佛教萨思迦派高僧。巴思巴之意为“圣者”，早慧，七岁即能诵经十万言，且通晓大意，吐蕃号之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