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我心-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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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十八人同住的集体大宿舍里，妈语重心长的对我说：“小琼呐，老师讲要做一个又红又专的好孩子哟，不能走白专道路。你告诉妈，白专道路是什么路呀？”妈妈悄悄扒我耳朵上问。
“就是只管自己练功，不管别的。”我闷闷的说。
“啊，这不好喂，你要和同学一起练呀，哪能自己一个人偷着干啊？怪不得老师说你孤僻呢？你要和同学打成一片嘛，你听见妈妈说的话没有啊？”妈妈看我一言不发，用手戳我的脑袋：“你听见没有啊？”同学们看见都偷偷乐了。
好在，我所有的喜怒哀乐，只一个人品尝，不想让妈妈知道，不想让她操心，不想让她打我。
对于孩子，打，还是有作用的，特别是像我这样倔强淘气的孩子，不打，恐怕难以成材。我还是庆幸在妈妈的棍棒之下，成为了一个对社会、对家庭有用的人，一个爱父母的女儿。
不过，我将来不想打孩子，我想换一种方式。
妈妈眼里，你就是女儿
唱戏唱到全国人民都知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妈妈从来没有因为我有了一点知名度，而对我另眼相待。在她的眼里，我就是她的女儿，不太听话的女儿，让她操心的女儿。演戏，没有听到妈妈说我好，总是说谁谁这点比你好，谁谁那点比你强。唱歌，没有听到妈妈说好听，总是说这点不如谁，那点不如谁。
1992年的10月，著名音乐家时白林先生的作品音乐会在合肥举行，我演唱了时老先生的得意作品《孟姜女》。妈妈亲眼看见观众疯狂的把我的演出服都扯烂了，每唱一句，掌声雷鸣。说实话，好多人都被这情景感动了，作为戏剧演员，在这样的年代，能有这样的成绩，是不多见的。演出结束，很多同行姐妹，都来祝贺。
“吴妈妈，今天是不是最开心，为女儿感到骄傲吧？”大家一起捧场。
“还可以吧。” 我妈淡淡的说。
这是我从艺以来，母亲给我的最高评价。
记得有那么两次，我妈看过演出后，很不开心，晚上，悄悄的跟我说：“小琼，我看你还是别干这个了。”
“为什么？”我不解。
“我看你唱戏恐怕是没有什么出息哟。”
“妈，你怎么这样说啊？”我不高兴了。
“我怎么说，我说的是实话。”妈妈已经没有了刚才的轻声细语了：“你看你，啊，笑也不象笑，哭也不象哭，装摸做样，还假假嘻嘻的，你请我来看戏，就看这么个东西，真丢人，早知道你唱到今天就唱成这个样子，我还不如让你回家干别的呢？”妈越说越火，越说越来气，恨不的揍我，刚才还理直气壮的我，一下子像泻气的皮球，蔫在那里。
在母亲面前，要想听到表扬的话，那是难上加难，她不是挑你这不是，就是嫌你那不好。但是对同学，她倒是不吝啬，看见电视里马兰、杨俊、袁玫、亚亚她们的表演，哎呀，那个高兴，笑眯眯的从头看到尾，全不管我心里酸酸的滋味，还经常给予准确到位的评价，令我无可奈何。
1984年，我二十岁出头，被选为安徽省政协常委，是全省最小的政协常委。这在家乡繁昌县影响非常大，那个时候，县里有这样机会的人并不多，所以父母的很多同事看见报纸上这个消息都很兴奋。过年我回家，每个看见爸爸妈妈的人都特别羡慕的夸奖我，爸爸还满脸自豪，我妈全没有感觉似的，依旧不屑的表情说：“有什么了不起，还不就是唱戏吗？”也有阿姨说：“哎呀，唱戏？你能唱成这样啊？有这么出息的女儿，你心里还不跟吃了蜜似的啊。”
“哎哟，她们也就是赶上时候好了，要是过去，唱戏？哪个瞧得起呀？”妈妈说。
这就是我的妈妈，从没有给过我一句赞扬的话。究竟是她不想看见我因为有了名气而狂妄，还是我真的始终没有达到妈妈想要的出色？到今天我也不明白。
我到北京工作，父母并不是十分的情愿，他们更愿意我留在合肥，他们喜欢合肥的生活环境，小巧，方便，利于居住。
我没有按照妈妈的意愿留在安徽，好像我从来也没有按照妈妈的意愿去行事。我总是执意地由着自己的性子去闯，很多时候，被撞的头破血流，也依然疯狂的朝前走，不肯回头。
刚到北京，一切从头来，对于一个曾经取得过成绩的演员来说是不容易的。
简陋的锅炉房，是我的栖身之处。没有同事做伴，没有朋友关心，没有亲戚来往。孤独的我，在北京城飘荡。
1993年春节，爸爸妈妈再次来京，情景与往日无法相比。尽管，我们彼此都做好了一切准备，让辛酸留在心底，把笑容写在脸上。可是，好几次，我还是窥到妈妈在偷偷落泪。那一年的冬天，真的很冷。
妈妈，对不起（1）
1994年9月2日，我们家突降灾难。母亲因高血压脑出血，在昏迷十几天被抢救过来以后，从此行动不便，生活无法自理。
而这一切，我都认为是我造成的，这个内疚一直藏在我的心里，压了好多年。
尽管，妈妈从来没有这么说，爸爸没有说，我们全家都没有说。可是，我一直这么想，是我伤害了她。
94年的8月，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播出了一个专题，反映一批“北飘”在京城闯荡的真实生活，播出后反响比较强烈。其中，把我也作为“北飘”之一，专门介绍。画面表现了曾经辉煌过的戏剧演员，只身来到北京，一无所有，从头做起，一间很破的锅炉房，一日三餐无定所。为找新歌，东奔西走，顶着烈日四处寻求……镜头里的我很倔强的样子。
晚上，爸爸打来电话，说看到节目了。语调很低沉，我问妈妈说什么了吗？
你妈妈睡了，不舒服。爸爸说。
我猜想妈的心情不好，我了解她。她不愿意看见我过着这样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气恼我不该固执的来北京，认为我在受罪。更让妈郁闷的是，有街坊说吴家闺女在北京落魄了，男朋友也不要她了，如今住在小锅炉房，很可怜。母亲再坚强，此刻的心也是疼痛的。
此后，近一个月母亲没有和我通话，爸爸说妈妈一直不开心，很少说话。
9月2号的晚上，我和妹妹，还有外地来的一些朋友在JJ蹦迪，回家的路上，舅舅打来电话，说妈妈病了，希望我们回去。
那个时候，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爸爸妈妈会生病，总觉得他们会一直陪伴我们，看护我们到老，父母是我们坚强的后盾，只有儿女遇到了风暴会想起爸爸妈妈，会躲在他们的怀里直到把自己的伤口养好，再出去扑腾。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妈妈有一天也会生病。而且，一病不起，从此失去了行动自由。
第二天，我和妹妹匆匆的往回奔，一路上想象着各种恶劣的事态，想象着妈妈，我坚强的妈妈，好胜的妈妈，漂亮的妈妈会是什么样子，所有的想象都是模糊的，我的心在不自觉的颤抖，妹妹一直不说话，我知道，她和妈妈感情更深。
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了，妈妈的病情远比我们所有的想象要严重的多。
爸爸之所以没有亲自给我们打电话，是因为已经哭到没有声音，见到我和妹妹，爸爸只说了一句话：我没有照顾好你妈妈，就再也说不下去了。爸爸捂着脸无声的抽泣，宽厚的肩膀因为强忍而不停的抽动，我第一次看见爸爸像孩子般哭泣，突然感觉爸爸老了，头发一夜间白了。
所有的亲朋好友在医院等我们，等妈妈的两个女儿。
医生只允许我们在窗外轻轻看一眼，不许出一点声音，我和妹妹手拉手颤颤惊惊的走到了窗前。
妈妈全身插着管子，输着氧气，看着面目全非的妈妈，已不再是我熟悉的妈妈，妹妹失声痛哭，要扑进去，被许多人拦住，我觉得自己脑子一片空白，我使劲的盯着妈妈看，怎么也想象不到那个曾经打我骂我又疼我的妈妈变成了这个样子，我惊呆了。
从这一天起，我们轮流看护妈妈。医生说，妈妈脑出血很多，而且，压迫了中枢神经，希望不大，就看妈妈自己的造化了。如果，闯过第三天，还要看七天以后，七天过去了，还要看是否过的了十四天，过了十四天就算是有点希望了。我不知道这样的算法是根据什么，但是医生告诉我们这是科学，我们被医生说得胆颤心惊，每一天都如履薄冰。
我和妹妹推掉所有工作，留在家里护理妈妈。白天，我在医院陪护，晚上妹妹接班，爸爸是白天一半晚上一半。我们坚持自己照顾妈妈，没有请护理工。
9月和10月正是演出旺季，当时定了好多场演出，我只能一家一家的打电话，表示抱歉，好在大家都很宽容。当然，我也不是非常了不起的大腕，缺了不行的。倒是内蒙的一个朋友，一直不答应，最后，我只好不理他，到现在，我们都不怎么来往。
早上，我六点起床，洗漱干净，步行二十分钟，七点之前到医院，替换妹妹回家休息，中午，爸爸送饭，或者让我回家吃，晚上六点左右，妹妹会来换我。
每天，我们给妈妈量体温，擦洗，换尿布，陪着妈妈闯过了一天又一天，我们学会了许多关于如何护理脑溢血病人方面的知识。
第七天的时候，妈妈有了一些知觉，她的手指会轻轻的动一下，眼睛直直的看着我们，好像还不太认识，可我们都惊喜的哭了起来。
一直深信，妈妈的生命力是顽强的，妈妈不会丢下我们不管。我们苦苦的熬过了第十四天，医生说妈妈已脱离了危险。但是，能恢复成什么样？不知道，也许，和平常人一样，也许，半身不遂，也许，将永远躺在床上。我们相信妈妈会好的，会像过去一样，可以打我，骂我，鞭策我。
当妈妈开始清醒并认出我们的时候，她无声的流下了眼泪，想说，却说不出一句话来，那一刻，我们的心都碎了。不敢想，曾经那么坚强的妈妈竟变成了这样，由此，我才真正认识到，原来，生命是如此脆弱，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一个月后，我们带着妈妈回家了，妈妈已经可以认识很多人了，但是，她还不能很好的说话，经常“喔罗喔罗”的让我们猜好半天。后来，我们慢慢的明白了妈妈不清楚的表达，有人来看妈妈，我们就是妈妈很好的翻译。
妈妈，对不起（2）
在家里，我们仍然帮助妈妈练习，看着妈妈一天天有所好转，我们更是信心百倍，相信妈妈一定会好起来的。
十月底，我们把妈妈接到了北京，住进了海军医院。
妈妈所有的机能都在恢复，躺着的时候，手脚很有劲，只要是独自站起来，一秒钟都立不住，没有人扶着更是寸步难行，妈妈很急躁。我们请来许多专家会诊，才知道这就是脑溢血病人的后遗症，妈妈这种后遗症约千分之一的概率，叫功机失调，通俗的说，就是平衡方面出了问题，妈妈失去了平衡，所以就失去了方向感，这是没有办法恢复的，妈妈痛苦极了，经常躺在床上敲打自己的腿，哭着对我说：“小琼，你去帮我找一个好医生，他只要能让我走路，给多少钱都行，我只想走路。”
我泪流满面，我知道这太困难了，因为，医生已经告诉我，除非，我们训练妈妈像杂技演员走钢丝那样，把道路当作钢丝绳，去寻找平衡，也许可以独自行走，不用人扶，但这太难了，我们做不到让妈妈付出那样的艰辛，我们不忍心。
妈妈最后唯一的心愿，就是能够独自走路，生活自理，就这小小的愿望，我们却无能为力帮她实现。
走过很多医院，请过很多专家，取来无数中药西药，还有蒙古大夫的旁门左道，只要有一丝的希望，我们都想试试，现在想起来真后悔，把妈妈害苦了。
其实，病人和病人家属一直在希望和失望中过日子的，听见一点风，我们就努力的去捕捉那片雨，感觉到一点可能，我们就奉献出所有的希望，我们很多时候的心情，都是“也许”，也许这次有希望，也许这回不一样，也许这就能好，也许，只是也许……
爸爸和妈妈常常自嘲：也许这次屎里能吃出一个盐豆子，这是我们家乡话，意思是说，碰到好运气。
最让我后悔的是，不知从何方来的蒙古大夫，说放血可以医治好妈妈的病，我一听就急了，坚决反对，妈妈偏要试试，结果实在是惨不忍睹，原来，他们用一把尖锐的刀深深的扎进妈妈的肌肤，任那鲜红鲜红的血不顾一切的往外喷涌，竟装了一大瓶子，我实在看不下去，抱着妈妈的伤口泪流满面，我把蒙古大夫赶了出去，可是妈妈说，医生讲了再做两次就好了。
“妈妈，那是骗人的。”我大声吼道，妈妈还是执意要做，我的心真的好痛。
妈妈生病后，很像一个孩子，希望我们每天陪在她的身边，每次，去康复中心治疗的时候，总想让全家人陪她去，不愿意一个人面对训练。妈妈心里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