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我心-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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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真的不是我要把你的镜头删去的。” Hi哥再次强调说。
我也不想再说了。
事情过了很久以后，一次我们团外出演出，同行的正好有上次晚会的执行导演春，无意中谈到这个事情，他马上向我解释说，Hi哥确实不知道，是他们主任审查节目的时候说，把你给删了，免得Hi哥看见不高兴，我听了更是无话可说。
不过后来我发现以类似方式关心Hi哥的人还真不少，自然，我在电视节目里面露面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就是前不久，台里有一个栏目说好邀请我参加演出，并一再说，因为观众对于我当年参加的《综艺大观》节目时唱得五剧种联唱印象很深刻，所以，这次在回顾里特别让我再次唱这个曲目，为了更好的达到导演的要求，我还把原来的联唱做了些修改，准备第二天演出，结果深夜，联系人打来电话说，第二天节目不录了，因为台里的设备出了什么故障，当时，我就觉得这可能不是真正的理由，堂堂一个中央电视台，会因设备故障放弃计划？我问大约会是什么时候再录像，她回答我说“不知道”。我就明白了。
像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止一次出现，前两天，又有中央电视台邀请我参加晚会，一切说好了以后，他们再三提醒录像时间，让我留出来，结果，当我正往电视台去的路上，剧组打电话，叫我别去了，说是个别领导对这个节目有看法，暂时不录了，我淡然一笑。
我理解，因为Hi哥的特殊位置，也因为大家并不知道Hi哥的真实想法，所以，避嫌是最安全的策略。
从此，我没有在心里埋怨过Hi哥，我知道，这不是他的错。
和Hi哥分手到今天已经十二年了，很多人都问过我是否后悔？我都是用沉默来回答这个问题的。
常常还是有特别熟悉的朋友，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更是眉飞色舞，像我在团里的好哥们，他们有的时候就直接用天津卫或是山东快书来取闹，“哎哎，傻了吧？悔了吧？要是你当初嫁Hi哥，今天你得有多牛！什么节目你不上？什么人不把你来求？出场就是大躇头（劳务费），小的咱还眼不瞅，哪像如今这个样，沦落和我们一起走，嗨，真是没办法再回头。”他们每次这么连说带夸张的表演，把所有人的肚子都笑疼了，我也一样，可是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的心在隐隐作痛，本来我想说点什么，可觉得沉默可能还是最好的方式。
缘 尽（2）
就像我刚刚和Hi哥分手的时候，感觉突然从天上掉到地上，本来很多很好的圈子里的熟人，好像一夜之间不太认识了，本来大家热衷找你演出，找你玩，突然都不见了。
那时，我真正的理解了“世态炎凉”这四个字的分量。
我慢慢的学会安静下来，学会接受现实，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当然最好的保护就是明白自己的处境，并且知道这是一时很难改变的处境。
十年里面，我没有恋爱，不是不想，是真的没有遇见合适的，而我也由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孩，穿过三十，成为迈向四十的女人。
很无奈，这十年来，竟然白白浪费了大好时光和青春，可是，就像我前面说的“缘份”，没有缘份，你只有熬干自己。
后来我也把我这样的感受说给一些将要离婚或是已经分手的朋友，我们常常因为看见别人总是有那么优秀的人在身边陪伴，也幻想自己或许也可以找到更好的，且慢，看看你是否有这样的缘份，月老是否给了你这样的机会，千万不要想当然的。
一天知道Hi哥有新的女友，我很高兴。他这么忙的人，有一个稳定的后方，是很有必要的。不象我，还有他的前妻，总是有那么多的想法，那么多的问题，那么多的不满足，这些都是我们不稳定因素，所以，从心里祝福Hi哥！毕竟，我们曾一起走过最艰苦的日子，并感谢他教会我很多东西。
我也结婚了，我想，还是要和Hi哥说一声的。尽管我们不曾有过婚约，但是，我们毕竟在一起走过三年，我希望听到他的祝福，就像我为他祝福一样。
家人和朋友第七章：母亲
不听话的女儿（1）（图）
吴琼和父母
我的老家是一个叫做繁昌的县城，三面环山，一面临江，隶属安徽芜湖市。繁昌的县名很好，繁荣昌盛之意。那里的百姓安居乐业，勤恳劳作，邻里相敬如宾，民风朴实无华，父母一辈子生活在那里，深爱着那片土地。
若不是两个心爱的宝贝女儿在北京，不是母亲突然中风，行动不便，父母才不稀罕来北京生活呢？尘土飞扬、气候干燥是他们对北京的印象。
天，已经完全黑了，清明时盛开的油菜花几乎看不见，倒是迎面的车灯不时的晃着眼睛。我怕老爸太累，请他休息一下，老人家不肯，我知道，他也和我一样，想我妈。能不想吗？每年这个时候，每次走这一条路的时候，我们急急想要看见的却是永远也无法见到的亲人——我的母亲。
记得，也是清明，新世纪第一个清明，父亲想回老家祭祖，我们劝母亲一同回繁昌，一来扫墓，也可踏青。
平日，母亲是万不肯的，由于行动不便，母亲多年都不愿意外出，怕给人添麻烦。这一次，她却点头了。
没有想到，母亲这一回去，竟再也没有回来。在第二次病发之后，母亲坚持了十一天，终于，把她相爱一世的丈夫，两个未嫁的女儿丢下了，任我们哭断肝肠，也无回天之力，
我爱我的母亲，一个“爱”字还不足以表达我对母亲的情感，我觉得“喜欢”这个词好，因为“喜欢”更生动，给人不一样的感觉。我喜欢我的妈妈，特别是在我长大以后。
母亲在我小的时候，总是要打我的，而且是每天都要打一顿。刚开始，怕得要命，只要看见妈脸色变了，便吓得魂飞魄散，撒丫的跑出去，直到天黑被妈妈拎着耳朵揪回家，必定还是要补上打的。
慢慢的，打多了，打硬了，胆也壮了。如果，知道自己闯祸了，逃不了一顿打，看见妈妈回来，便自觉地把门给拴上，任妈妈怎么打，也不吭声，还咬着牙，像电影里的刘胡兰。妈妈骂我是犟驴，有时她都气哭了，我还是不认错。常常有小伙伴们爬在小木窗上偷看，幸灾乐祸，第二天要是被我抓住，跑不了要暴啐他一顿。现在想起来，谁家要是摊上这样的倔孩子，非恼死不可。
母亲被我的无事生非，疯野打架搞得无可奈何，手中的道具也由鞋底、鸡毛掸、棒槌换成扁担。那个时候，打架的理由很简单，谁要是喊了我爸爸的名字，是跑不了要打一架的。还有，谁要是欺负了我妹，那也是不顾一切要拼命的。
小的时候，我个子长的很快，一个院子里同班的男孩都比我矮。后来他们都猛长，我却停止不前了。因为个子长的高，所以很逞强，有理无理和人拼一架。
记得有一次，隔壁王阿姨家的老大，骂我爸是“保黄狗”，那个时候，我也不明白什么是“保皇狗”，就与他打了起来，看我真打急眼了，他吓得跑了。我不解气，一脚揣开他家的门，掀开锅盖，用锅铲把大铁锅猛砸数下，摔门而去。晚上，他妈回来烧锅，刚刚点着火，就听见：“噗嗤噗嗤”的一会儿火就灭了。
可想而知，这一顿打又是逃不脱的，妈把我打的很重，昏昏沉沉，带着眼泪我睡着了。半夜，被一阵哭泣声惊醒，原来是妈妈坐在我的床边，妈看我醒了，摸着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问：“是不是很疼？”我扭过头去。只听妈妈对着我又好像自言自语的说：“这个院子，就你爸爸被下放到农村，我一个人带着你和文子，（我妹妹的小名），每天上班，做服务员，站柜台，拉杂货，多辛苦，回到家，你还尽给我惹事，你能不能不和人家打架呢？你能不能给我安分一天呢？”我还是不吭声。妈哭了，说：“人家爸爸不是局长就是科长，妈妈也是坐办公室舒舒服服的。谁象我们家，就你爸爸一个男人还下放在农村。我们家没有男孩，我把你当儿子养，指望你好好读书，将来争争气，哪知道没有一天你不和人家斗，不和人家闹的。我不打你，我能跟人家去吵吗？我只能打你呀！”妈妈一边摸着我的屁股，一边痛哭起来，我紧紧的咬住被子，没有让她看见我的眼泪。
原来，我恨母亲恨得要命。心想，如果将来有机会，让我逃了出去，我是再也不会回来的。可是这一刻，我对这个信念开始有点动摇。
我没有像妈妈指望的那样，好好读书。我在学校业余文艺宣传队搞的热火朝天，不夸张的说，我妈的肺给气炸了。
那时候，她们晚上是要政治学习的，妈去学习的时候总要把家里的门给反锁起来，不让我去参加文艺宣传队的活动。妈没想到，等她一走，我就把小木窗掰开，让等在外面的小伙伴儿把我拽出窗户，跑出去疯玩。我们自排自演各种电影里好玩的情节和有意思的台词，也把家里仅剩的毛巾偷出去披在身上扮演杨子荣。估计时间差不多了，小伙伴们又赶紧把我从小木窗里塞进去。就这样酷爱着哼哼呀呀，蹦蹦跳跳，和我妈迂回周旋。快乐的事总不会天天跟着你的，我妈还是发现了我的秘密。逃不了痛打一顿。
我疼的躺在床上起不来，听见爸和妈说：你打就打屁股吗，别得地方别使劲打呀，她还小。
妈妈说：“她小？那老二怎么知道听话呀？打？还顾得上打屁股还是打脑袋？你看看你女儿那个倔样子？啊，敢背着我跑出去又唱又跳，这不成妖精了？”妈妈说的老二是妹妹吴静，妈妈最喜欢的女儿。
不听话的女儿（2）
十岁那年，我代表县第一小学宣传队参加全县汇演。一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让第一次登台演出的我红了，迅速成为繁昌县家喻户晓的人。以至于遇着我爸妈的人都说：嘿哟，你们俩连“东方红”都不一定唱得全，你女儿的歌可是唱得真不错哦。我妈听了不仅没有一丝窃喜，反而恨死了，骂我妖魔鬼怪。
我们家，妈是主心骨。因为是妈把我们一把屎一把尿的拉扯大的，而爸爸却一直在农村为贫下中农服务了十年。家里自然是妈妈说了算。
妈妈不让我搞文艺，认为那是没有出息的人干的。说白了，就是戏子。
而我偏要和母亲对着干。在她的眼里我永远是一个不听话的女儿。我也确实很不听话，从小到大。
终于，我背着妈妈考上了安徽省艺术学校。那年，我十三岁，离开了县城，离开了家，离开了妈妈的棍棒。
原以为，我会像小鸟一样冲出了牢笼，可以自由的飞翔，快乐的飞舞。没料到，我想家，想妈妈。想得我躲在被窝里常哭湿了枕巾。
中国有句古话：棍棒之下出孝子。信不信由你。
也许是没开窍吧！第一学期放假，拿回家的成绩单，没有一门是过六十分的，妈妈差点又给我两个耳光。看在我半年没有回家，举起来的手又放下了。
“你要去唱戏，唱戏你就好好的唱啊？一样都不及格，算什么东西？啊？你不知道丑吗？你怎么这么大了还不晓得丑呢？”说着揪我的耳朵：“家里省吃俭用，让你去上学，你妹想吃根冰棍都舍不得，每月给你钱容易吗？你要不好好学，就给我滚回来，别给我丢人现眼了。”妈妈说急了，还是给了我两巴掌，打在屁股上。
看着一样都不及格的成绩单，第一次我感到了羞愧。
1976年的夏天，妈妈带了好些花生、咸鸭蛋什么的搭顺便车来学校看我，正赶上我们上“把子”课，我拿着刀枪，一路唱着蹦着往练功房去，妈妈跟在我后面很久，就是不敢叫我。最后看我快要进练功房了，才怯怯的问了声：你是小琼吗？
这么熟悉的声音？我惊喜的转过身，“妈妈”没想到妈妈就站在面前，那个高兴劲儿，别提啦，一下子扑在妈妈怀里。妈许久没说话，当我抬起头，却发现妈妈眼睛红了。妈轻声的说：“你怎么瘦了？我都不敢认了，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我说没有。那时我正在为改变胖小猪的形象而努力。
说实话，在学校时，最盼望的事，莫过于家里来人了，家里带来那些好吃的，足令我们兴奋好几个礼拜。毕竟，我们只有十三岁呀。
十三岁到十八岁，我由一个野孩子，变成了大姑娘，我泼辣狂野的性格，在学校里磨平了很多，我变得少言寡语，只是内心的倔强依然，因为倔强没有出口，所以拧得变本加厉。
班主任的话我也有一搭无一搭的似听非听，没有课的时候，除了杨俊，我也不大和其他同学一起玩，集体活动更是极少参加。老师不理解，一贯对集体那么狂热的女孩为何变得这么冷漠？怀疑我小时候得过脑膜炎、或受了什么刺激？便把我妈从老家叫了来。我妈听老师说，我是一个走白专道路的不听话的孩子，非常生气。又是“不听话”。
在一个十八人同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