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历史和文化-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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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1951年）里形容当年的这所大学是“一个受阶级观念统治的集体”。最根本的公学和金钱起着决定性作用：如果你没有钱，“在牛津就会被排除在牛津大学之外”。史班德更强烈地感觉到的不是他的局外人角色，而是大学本身的孤立，尤其是它跟他那一代热衷政治的作家们发生的事件的隔绝：20世纪30年代欧洲的社会冲突和政治变革。“我们是被分裂的一代，哈姆莱特的年代。他们发现这个世界失去了平衡，再也找不回来了。”
当这个世界变成一片废墟而古老的牛津印象也破灭了的时候，伊夫林·沃的长篇小说《再见布赖兹海德》于1945年问世了，这是对他的年轻时代的世外桃源式生活的感伤眷顾；然而同是20年代时的这所大学却遭到了他的同学斯蒂芬·斯彭德的无情批判。伊夫林·沃讲述的是一段友情和一个信奉天主教的贵族家庭的故事，有关查尔斯·赖德尔和塞巴斯蒂安·弗莱特的著名学院小说。牛津，贵族和草莓野餐，伊夫林·沃以这一混合物创造了他的“G。E。C”，这是南希·米特福德所称誉的一部“伟大的英语经典著作”（Great English Classic）。他自己所看到的牛津的弱点，反而加强了这部浪漫的历史巨作的成功，尤其是在1981年被耶莱迈·埃隆拍摄成电影之后。
没有哪部小说对当代牛津大学的形象比《再见布赖兹海德》的影响更大。从那以后，更多的游客和泰迪熊涌进了这座城市，然而这部畅销小说的成功带给大学的麻烦不及它的布赖兹海德形象。1986年，一位女大学生在考试结束后欢庆时死于酗酒和吸毒。牛津大学发生的这一死讯刊登在报刊头条，因为死亡的女学生不是一位普通女生，而是奥利维亚·钱农，一位部长的女儿。人们在她的一位贵族男友的房间里发现了她，就是在戈特弗里德·冯·俾斯麦的房间里，在基督教堂学院里。这是“再见布赖兹海德”的另一种形式，是一则神话的不幸和阴暗的一面。荒淫和禁欲一样同属于牛津大学，每当大学生中“最时髦的人”发生什么有着奢华或者淫荡特点的丑闻时，人们就会引用这一布赖兹海德症状，好像生活就是文学的佐证似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伊夫林·沃的长篇小说是和“英国雅典”著称的牛津的漫长告别。牛津大学的特殊地位以及它的文学光芒消失了，结束了。但牛津人至今都在英国的文学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像文学史家约翰·凯里、彼得·康拉德、特里·伊格尔顿、埃尔米奥娜·李、抒情诗人和英国文学家托姆·波林、出版商和作家迈克尔·施密特、评论家理查德·英格拉姆斯和约翰·威尔斯、新闻工作者如詹姆斯·芬顿、A·N·威尔逊、克利斯托弗·希钦斯、彼得·斯托瑟德、安东尼·思韦特、玛丽娜·沃纳、梅尔文·布拉格—在所有的传媒和文学评论界里，牛津人如此之多不免招来了人们的指责，说他们构成了一个牛津文学黑帮。20世纪的英国作家很多也都是牛津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戈尔丁和V·S·奈保罗、约翰·布肯、格雷厄姆·格林和菲利普·拉金、金斯利·阿米斯和他的儿子马丁·阿米斯、克利斯托弗·汉普顿、威尔·泽尔夫、尤利安·巴恩斯和珍妮特·温特森，但这座城市本身几乎并没有启发他们的写作灵感。伊恩·麦克尤恩为了完成他的柏林小说《无辜者》中的某个情节，他曾经请教默顿学院的一位病理学讲师。这就是牛津作者的优势，他几乎能在方圆一公里的范围内找到所有课题的专家，即使这个课题跟麦克尤恩生活到2002年的那座城市一点关系都没有。
艾莉丝·默多克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十分特别，她在牛津大学学习、教学，并生活在这里，像她这样一生都在了解这个地方及其人们的人十分少有。她的小说则将牛津反映为一种精神生活形式—自我认识、自由、决定论、性欲和道德，总是围绕着有关哲学和生存的基本问题。对于艾莉丝·默多克来说，小说是“精神反映的厅堂”，是教师公用室的光华笼罩下的种种角色。她的伟大的思想小说《书和兄弟》（1987年）讲述了一群朋友的故事。那是考试结束30年后这群人相聚在学院的一次舞会上发生的一则充满激情、思想冲突和失望的故事—展现了一幅“失败事业”的全景。
继《再见布赖兹海德》之后惟一一部同样获得了国际性成功的牛津小说是一位西班牙人写的，即哈维尔·马里亚斯的《万灵》（1989年）。《万灵》描写的是这座城市和“失败事业”类的老一套，是一部后现代派的《朱莱卡·道布森》的续曲。那是一则双重错乱的故事，由爱情和牛津大学引起的双重错乱。一位年轻的西班牙人，他是大学的客座讲师，爱上了他同事的妻子。这位讲师所观察到的，犹如局外人看到内幕故事时的刺激感，和王尔德的警句一样有意思。哈维尔·马里亚斯诙谐地分解了牛津大学的神话，使一切都变得很滑稽。但是牛津大学的魅力却没有丝毫的减少，就像马戏团一样，而且十几年后，这种神话又在他的长篇小说《你早晨的脸庞》（2002年）里得到了延续。
“只要你不喜好诽谤或至少是恶意的诽谤，就在那里过一种界于边缘的不体面的生活，就像来自剑桥或牛津之外的某所大学的人那样。”玛丽亚认为，流言飞语和间谍活动是本地特有的才能。这所高等学院培养出了约翰·勒卡雷，他在小说《了不起的间谍》（1986年）里描写了一位双重性格的间谍的成长经历—马格努斯·皮姆。他的事业开始于牛津，在那里上大学时他曾经监视过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而勒卡雷本人在20世纪50年代时的林肯学院就这么做过。然而间谍的故乡不是牛津大学，而是剑桥大学，因为牛津大学擅长的不是间谍小说，而是侦探小说。
多萝西·L·塞耶斯1935年创作了传统的校园犯罪小说《牛津骚乱》。书中讲了女主人公，侦探小说家哈丽雅特·文，回母校参加老同学的聚会。《返校节之夜》是小说的原名，它第一次以文学形式，而且在真正的案情之外，涉及了女生问题。这所虚构的希汝斯布利学院的原型是萨默维尔学院，当时它还是一所纯女子学院，D·L·塞耶斯就是在那里学习的。这位英国牧师的女儿研究谋杀案只是因为喜欢思考（也可能因为报酬）。比起谋杀的行为，她更擅长分析案情、分清责任和罪过。她的贵族的业余侦探彼得·温姆赛勋爵是巴利奥尔学院的毕业生，他的初次亮相是在她的首部小说《谁的尸体？》① 里；在12部犯罪小说之后，在《巴斯曼的蜜月》② 里，他得以娶哈丽雅特·文为妻，当然是在牛津大学。她的最后一部温姆赛小说《王座，统治》于1936年动笔，D·L·塞耶斯只写完了6章，它于1998年出版—是由吉尔·佩顿·沃尔什续写完的。沃尔什上小学时就被《返校节之夜》深深地迷住了，这使得她无论如何一定要去牛津上大学。
20世纪，校园犯罪小说发展成为牛津小说的一个独特的、多产的形式。《死于总统住宅》（1936年）是这一种类小说中的另一部经典作品，他的作者是后来的基督教堂学院的教授斯图瓦特。除了有关莎士比亚、乔伊斯等的论文，这位令人尊敬的教师以迈克尔·英尼斯的笔名创作了近50部犯罪小说，很多是以牛津大学为活动舞台的。他书中的侦探—阿普尔比探长，是那么的擅长思考，这一点只有牛津人才能做得到。抒情诗人泽西尔·戴·刘易斯—牛津的诗歌教授和桂冠诗人，以笔名尼古拉斯·布莱克出版了近20部犯罪小说。最著名的一部小说于1969年由克劳德·沙布罗尔搬上了银幕，即《野兽非死不可》。圣约翰学院的管风琴琴师罗伯特·蒙哥马利业余时间也使用笔名爱德蒙·克里斯平创作犯罪小说，这一点有谁想到过呢？他书中的业余侦探杰维斯·冯是牛津大学的英国文学教授，是一位典型的“道貌岸然的侦探”。
你到哪里都不会找到比牛津犯罪小说里更狡猾的罪行、更诡计多端的教师、更出色的侦探了，这里的环境适合培养高智商的凶手。案件有时发生在13世纪的大学校园（如伊恩·莫森），有时发生在1960年年底的比尔·克林顿时的牛津大学（如阿伦·H·布肯）。伊恩·皮尔斯创作的学者惊险小说最为深奥，故事就发生在1663年的新学院，书名为《十字路口的判决》（1997年）。女侦探的形象也早就在充实这一舞台了，从安冬尼娅·弗雷泽夫人的《不仅有蓝色的血》（1985年）直到维洛妮卡·施塔尔伍德的牛津犯罪小说。谁想更仔细地研究学院和犯罪的亲和性，就请去参加圣希尔达学院的《神秘和犯罪》的年会吧，那是犯罪小说女作家瓦尔·麦克戴米德的学院。
不过，最受欢迎的牛津犯罪小说是一位剑桥人写的，他叫科林·德克斯特。从1966年起他就生活在牛津大学，连续多年都是牛津大学考试委员会的成员，他的长篇小说《尼古拉斯·奎恩的沉默世界》让人某种程度上能了解一点委员会的工作。奎恩是被人将氰化钾掺进雪利酒里毒死的，因为他想查清那些泄露试题为谋取好处的案子。德克斯特的小说情节曲折，在市场上极为畅销，以它们为题材拍的电视连续剧也走红全球，而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他的莫尔斯探长。除了各个学院，小说还描写了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牛津的城郊地带和酒馆，直到远方的伍德斯托克—一种独特的“亲历事故现场”的表演场所：“那是一部牛津犯罪小说，必须由牛津人去破解它。”科林·戴克斯特描述了发生在牛津及其周围的81桩凶杀案，包括3位遇害的学院院长，他忧虑地当着我的面数道：“我想，我将牛津变成了欧洲的凶杀场所。”事实上，在过去的20年里，牛津的各学院里只发生过两起谋杀案。
第一部分 牛群渡口旁的骚乱第7节 艺术在牛津
我今天去了牛津大学，那是所有贵族和印度王储汲取知识的地方。那是一座闻所未闻的博物馆，专为那些想在这里待上一年、快乐地研究古董的学童而建。
—奥斯卡·科科施卡，1928年
牛津是一座集图书、语言和词典于一体的城市，是一个概念和抽象的世界。一开始我就想，在这个充斥着卷舌音的地方，图像只是一种比喻意义，像柏拉图的棚屋里的影子一样是次要的。当然，那里有一座阿什莫尔博物馆，是一块赏心悦目的飞地①。我觉得剩下的就是建筑了，而且数量很多。后来我开始参观那些建筑：图书馆、食堂、礼拜堂。到处都有图像，半身塑像、雕像、大理石像、青铜像，还有玻璃画、木雕，仿佛每个建筑都是一座独立的博物馆。
从博德利图书馆的中世纪的细密画到大学学院里罗纳德·B·基塔的克林顿肖像可以看出，牛津也是一个图像的世界。各种图像散布在整个大学城，存放在教师共用室里，那里不是人人随时都可以参观的。我们就从正好开着门的地方开始吧，比如说从埃克塞特学院开始。在维多利亚式的礼拜堂的朦胧光线里，《伯利恒的星星》闪烁着辉煌的光芒，那是前拉斐尔派的一幅华丽的绘画地毯，1887年由爱德华·伯恩…琼斯设计。当时三位织工历经两年多的时间，才织出这块巨大的圣毯，画内人物表情严肃，身材修长，站在百合花、玫瑰花和水仙花之间，就像佛罗伦萨文艺复兴运动早期的壁毯。这是莫里斯公司（Morris & Co。）的第一笔织毯大订单，也是其最有名的宗教壁毯；当时共10块，这是第1块。
威廉·莫里斯和爱德华·伯恩…琼斯是在埃克塞特学院结识的，他们于1853年住进那里，学习神学。两人都想成为牧师，而且两人都是牛津大学运动的追随者。然而，正如他的导师对他的评价，绰号“托普西”的莫里斯是“一个相当粗鲁、没有教养的青年，他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文学鉴赏水平和能力”，但威廉·莫里斯很快就喜欢上了拉斯金对哥特式的神化，反而不喜欢大主教纽曼的改革了。他的来自伯明翰的朋友也一样。在牛津，伯恩…琼斯首次体验到了那种中世纪的神秘，这种神秘一直带给他绘画的灵感。1854年，在参观过戈德斯托夫修道院的废墟之后，爱德华·伯恩…琼斯写道：“我欣喜若狂地沿着河往回走……脑海里浮现着过去的画面—修道院、信徒们的长队、绘有十字的飘带、神父和唱诗班成员穿戴的白色长袍、主教的权杖、快乐的骑士、河畔的贵夫人、鹰隼狩猎者、盛世的豪华……我记不得，自己什么时候像如此深深陶醉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