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历史和文化-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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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菜，分两班，一班是非正式的，一班是正式晚餐（formal hall），要穿长袍用拉丁文进行餐前祈祷。亨利八世的全身雕像立在大厅最里面，双腿叉立，是模仿白厅里被毁的空腿雕像雕刻的。四周墙上悬挂着嵌着名人像的金框：约翰·洛克、约翰·威斯利、威廉·格拉斯通、W·H·奥登等。基督教堂学院的明星们是由盖恩斯伯勒、雷诺德、劳伦斯、米莱、萨瑟兰绘画的，这是一座小型民族名人廊，不只是普通的学院英灵堂。他们是学者、诗人、院长、政治家、教会人士，清一色的男性。在这所极其保守的学院里，女性的肖像还没有资格挂在这里，只有伊丽莎白一世和伊丽莎白二世除外，她们是贵宾，是王室巡察员。
刘易斯·卡洛尔的肖像就挂在食堂大门的右首，是去世后画的，表情相当忧郁。爱丽丝窗在上面闪光：内容出自卡洛尔的故事的玻璃画。在这个巨大的房间里，夹在她院长父亲桌旁的所有大动物中间，爱丽丝一定感到无比的孤单和渺小，直到她吃了那块让她长大的蛋糕，越长越大，直到她的头可以碰到食堂的屋顶，就像对面壁炉旁颈部超长的古铜像一样。三级台阶上面摆放着高桌，院长、教师和他们的来宾坐在那里用餐，明显高于学院的下层社会。角落里挂的是院长利德尔的肖像。旁边有一道小门，由于墙上贴着墙裙，所以你几乎看不出它来。“这就是兔子洞，”一位服务人员向我解释道。“从这里直通教师公用室，教师们的俱乐部。他们从他们的这个洞里钻出来，吃饭，然后又消失进他们的洞里。”卡洛尔·刘易斯担任共用室执事多年，设法让同事们在那里找到足够的报刊、写字用的纸张，尤其是足够的茶和葡萄酒。这便是他在基督教堂学院森严的等级制度里担任的最高职位了。但1856年4月25日在院长花园里，卡洛尔·刘易斯遇到了他的爱丽丝的原型，在他给这座大教堂拍照的时候。据说，爱丽丝门后的花园里的确有那只柴郡猫蹲伏过的树，那只猫给人们留下的只有大声冷笑。
第二部分 卡尔法克斯东南第14节 基督教堂学院（2）
晚祈祷于6：05准时开始。自1525年起，自从红衣主教沃尔夫组建了基督教堂学院唱诗班以来，头戴扁平都铎帽的唱诗班男童们就开始合唱赞美诗。他们在诺曼风格的拱顶下唱《光荣属于三一学院》。约翰·塔弗纳是他们的第一位指挥，指挥他们唱威廉·沃尔顿的赞美诗，而威廉·沃尔顿本人曾经作为唱诗班男童在这里演唱过。优美的教会音乐，才华横溢的布道，基督教堂学院大教堂的整体气氛让不信教的人也能感觉到，即使音乐和上帝无关，也至少和英国的历史有关。
这是英国最小的大教堂，同时又是牛津最大的学院礼拜堂。基督教堂大教堂只有48米长，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礼拜堂差不多有它的两倍长。此地最早的教堂—8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一座修女修道院，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大家一致认为是牛津的保护神弗里德斯维德圣女创建的。12世纪下半叶，奥古斯丁教团的教士会成员在该传说的基础上修建了我们今天见到的这座教堂，更准确地说，这是乔治·吉尔伯特·斯科特男爵1870~1876年修葺过的。比如东首的玫瑰形窗户就是他增建的诺曼式建筑之一。
中世纪的教堂通常是由东向西建造。建筑节奏从唱诗班开始，延伸进大教堂的主厢：后诺曼式圆柱，哥特式蓓蕾纹饰柱头，拱廊的双拱罩住暗楼，如此烘托之下，墙壁显得比实际的要高。但真正引起轰动的是圣坛上方的网状拱顶、悬垂装饰和星星图案，一副天空的写照。这一悬垂装饰建于1500年前后，像钟乳一样悬挂在支肋和拱肋下，堪称为后哥特式精品，没有使用一点钢筋混凝土。拱肋交汇于拱顶背后，支撑着整个建筑，而我们只能看到拱肋的末端。这一天才的工程设计可能出自威廉·奥查德之手，他是当时最杰出的石匠大师之一。奥查德也在莫德林学院和神学校工作过，后被安葬在基督教堂学院大教堂里。
每座学院礼拜堂都是一座亡灵纪念馆，惟独这一座内容最为丰富，是对食堂里悬挂的名人肖像的最后补充。忧郁的作家罗伯特·伯顿，一尊斯图亚特时代的半身塑像，身穿黑色长袍，神情冷漠地盯着我们。另一位教员，那位备受尊敬的波科克，还学究般地戴着他的学位帽。他的朋友亚历山大·蒲柏给哲学家乔治·伯克利撰写了碑文；拉斯金的一句名言（“除了生活什么都不重要”）让人回想起约翰·拉斯金来；军人礼拜堂里的一块纪念碑则让我们想起了W·H·奥登，学生时他曾经穿着他的棉绒便鞋站在那里，在每个星期天早晨8：00做弥撒的时候。基督教堂学院最不受欢迎的院长的纪念碑位于大教堂的前厅里，可惜没刻上一位大学生写给他的讽刺诗：“我不爱它，费尔博士／我不能告诉原因／但我知道而且知道得十分清楚／我不爱它，费尔博士。”约翰·费尔博士是位激进的保皇派，他赶走了哲学家约翰·洛克，也将贵格会教徒威廉·彭恩逐出了学院。
中世纪朝圣者来这座教堂只有一个目的，瞻仰弗里德斯维德圣女的圣骨匣。它制作于1289年，毁于宗教改革年代，1889年又被重新制作，安放在内殿的侧堂里。哥特派石匠们将一颗颗小人头藏放在华盖肩部，藏在自然主义的叶形饰里，还有童话森林中传来缥缈声音的绿色女子。它和爱德华·伯恩…琼斯1859年在相邻的弗里德斯维德圣女窗上色彩斑斓地描绘的大概是同一则故事：这位圣女的尘世历险，她为逃避求爱者躲进了森林，直到羽化升天，坐在救赎灵魂的船上。这是伯恩…琼斯为基督教堂大教堂创作的五组玻璃画之一。除了前拉斐尔派的天使和圣者，你在此还能见到中世纪的和巴洛克式的教堂窗户，窗上绘有著名的大教堂谋杀案（贝克特窗，1340年）和亚伯拉罕·范兰热的巨幅约拿斯故事（1630年）。
诺曼式列柱门廊沿着回廊通进牧师会礼堂。今天，在那大教堂教士咨议会曾经开会的地方，在尖形窗户和精致的叶形柱头之间，基督教堂学院在出售旅游纪念品，也有和刘易斯·卡洛尔有关的饰物。老羊商店就开在学院对面，在圣阿尔代特路83号。在《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第五章里，爱丽丝在这家小店碰到了那只正在编织的绵羊。如今那只绵羊变成了一名日本女子。尤吉·甘德，爱丽丝店的女老板，她在这间尖山墙小屋里出售那个童话世界的各种膺品：爱丽丝棋子、矮胖子钟、渡渡鸟顶针。爱丽丝会讲：“废话”。但水果糖却让人唾涎，爱丽丝·利德尔经常来这里买那种大麦芽糠。
从大教堂去学院画廊的途中我们经过佩克渥特方庭，学生们称它佩克：三面是住宿楼、爱奥尼亚立柱和中央山墙（1705~1714年），南侧是学院图书馆（1716~1772年）。在这座高贵的方庭里，18世纪的绅士大学生们就像住在自家的帕拉第奥式庄园上，任何一个来自贫寒家庭的人，在这里会遭受他一生最大的打击但也会得到最大的机会。那是古典式学院建筑，有着双重的意义，设计人是两名牛津学者。约翰·拉斯金对这里的印象不是很深，吸引他的是中世纪的建筑艺术，在他的古典式宅邸里，他感觉缺少“一扇能眺望一座哥特式小教堂的凸形窗”。
谁要是以为基督教堂学院图书馆的科林斯柱式正墙背后只有图书的话，他就太小看这么一所学院。一进门厅，你就会意外地看到一小部分精美的半身塑像和雕塑。整个二楼都是图书室，两扇威尼斯式窗户之间是牛津最漂亮的房间之一：挪威橡木的墙裙和圆柱，书架上方富丽的石膏装饰（1764年）。馆内藏书约12万册，其中有很多古版书、中世纪的细密画、希腊手稿、16~17世纪印制的乐谱。每张玻璃柜里有一顶红帽子，像是图书爱好者收藏的宝物似的—据说是沃尔西红衣主教的帽子。
顶楼是图书管理员们的茶室，一个贴有橡木墙裙的房间，他们的前任刘易斯·卡洛尔就曾经在这里工作过，并从这里俯视爱丽丝和她的姐姐在其中玩耍的院长的花园。比起其他收藏品，刘易斯·卡洛尔的纪念物在他自己的学院里却很少：几封信、照片、初版书。当刘易斯·卡洛尔俱乐部将其精美的收藏主动捐赠给博德利图书馆和基督教堂学院时，竟然没有任何人接受，连牛津市也不接受。他们甚至错过了爱丽丝·利德尔的收藏，多年来，这些收藏品被居住在学院里的家庭出租给别的图书馆，2001年时它们被拿到索斯比拍卖了。好像这里的书呆子们至今还在怀疑卡洛尔的疯话和小女孩的朋友卡洛尔。
在牛津大学，没有哪所学院拥有像基督教堂学院这样重要的艺术品收藏。1968年，这些收藏品从图书馆迁入了坎特伯雷方庭的一个专用画廊里，画廊是由鲍威尔和莫亚合作公司设计的。基督教堂学院的这一收藏的核心部分要归功于两位前校友、一位将军和一名外交官。约翰·吉斯曾经为万宝路公爵战斗过，另外，他偏爱文艺复兴运动和意大利17世纪的艺术，喜欢那些伟大的威尼斯人。从他的收藏中，人们整理出了卡拉奇、廷托雷托、韦罗内塞、多梅尼基诺和伯纳多·斯特罗齐的作品，安东尼·范戴克的《高尚的西皮奥》和他的一幅描绘一名士兵站在马旁的极品油画。
基督教堂学院的第二部分收藏品是外交官威廉·福克斯…斯特兰韦捐赠给母校的。他是英国最早收藏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作品的收藏家之一，尤其是14~15世纪的佛罗伦萨派的作品。收藏的极品包括：杜乔、博蒂塞利、皮耶洛·德拉亚·弗朗西斯卡等画家的圣母像和女预言家，雨果未完成的哭泣，菲利皮诺·利皮神秘的半人马座，萨尔瓦托·罗萨的隐士。这里还悬挂着弗朗斯·哈尔斯晚年的一幅精彩作品，是一位老妇肖像，这是从教师公用室租来的，是那些教师们的私人藏品，他们偶尔也以一些流言飞语让我们开开心。
另外，该学院还收藏有约2 000幅古代作品。达·芬奇的《一个男人的恐怖头颅》，雨果的《雅各布和拉赫尔》，克劳德·洛兰的一幅河流水彩画，还有米开朗琪罗、提香、科雷吉奥、韦罗内塞、伦勃朗、鲁本斯、范戴克的优美画作，这是不折不扣的精品收藏。基督教堂学院的画作，加上阿什莫尔博物馆的画作，使牛津成了古代画作研究中心。
古代艺术中很少有刻画日常生活场面的。因此，一旦出现像《屠宰店》这样一幅历史画大小的题材，就更加让人感到意外了，这幅巨作是安尼贝利·卡拉奇1583年创作的。画作上，一只羊被屠宰了，它的一根后腿过秤后被卖了出去—直到17世纪的荷兰画作里我们才找到这种感觉，即使我们认为卡拉奇的死比做未日审判，这种诙谐的现实主义风格在意大利的巴洛克艺术中也是很少见的。我觉得这幅画是这一非凡收藏中最不寻常的，国王查理一世曾经收藏过它。
一座小庭院由画廊通往出口，它在基督教堂学院理所当然地是一道凯旋门，这是詹姆斯·怀亚特为坎特伯雷方庭（1773~1783年）设计的最后一座大型建筑。为了更好地确保学院的私密氛围，学院将游客入口（每年约花费25万欧元）移到了一侧的草地大楼里。这座威尼斯…新哥特式建筑建于1862~1866年，是学生宿舍楼。伊夫林·沃的“布赖兹海德”学生塞巴斯蒂安·弗莱特和他的泰迪熊阿洛伊修斯就住在那里面，他俩生活得十分快乐。在一次丰盛的午宴上，他的一位朋友走上室外的阳台，对着基督教堂学院的草地朗诵艾略特的《荒原》里的诗句。这所学院最出名而且珍贵的不是汤姆方庭，而是这片草坪。
基督教堂草地是地处泰晤士河和查韦尔河之间的一块古老的河谷草地，也是一块沼泽地，从前一到冬天就常被河水淹没。自从中世纪以来，这块草地再没有被耕种过，也没有喷过杀虫剂。那里生长着毛莨草和铜钱状珍珠菜，生长着斗篷草、耧斗菜、虞美人，是各种昆虫幼物、植物学家和昆虫学家的理想天国。依照旧学院章程，为了每天早餐时能喝到新鲜牛奶，基督教堂学院的每一位学生都有权在此放牛。长角牛在驴蹄草一样黄的草地上悠闲地吃草，另有一条道路环绕着草地，这是我在任何一座大城市里都没见过比它更优美、田园气息更浓重的路。
无论是道路、墙壁还是长凳，名言在牛津处处可见，这条环道上也同样如此。就在一开始，在基督教堂学院的战争纪念园里，我们在地上的一块石板上读到：“我对他的承
